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的青春岁月

有人说：“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未必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教者，也未必是一个一流的社会活动家，但他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一个像熊庆来那样的人。”熊庆来以他自己的风格开创了一个云南大学时代。

早期的云南大学，和我国当时的许多高校一样，因政界的风云诡谲，时局不稳，再加上思想界中西文化交汇，观念新旧杂陈，使得校长之事屡有风波。国立云南大学从1922年创办到1937年熊庆来接任校长，短短的10余年间，校长人选几经更迭。1937年4月，国立云南大学更是发生“倒何”风潮——学生不满现行的教育政策，教师生活拮据，于是师生群起使得当时的兼代校长何瑶被迫辞职。这种局面的出现，对当时的云南大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爆发点，此时的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处于博弈状态，稍有不慎，便有全局崩盘的趋势，需要一位能干的校长谨慎斡旋。熊庆来正是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条件下接任云南大学校长一职的，并在短时间内扭转乾坤，稳住局面，再以厚积薄发之力开创云南大学的黄金时期，最终使云南大学跻身中国十大名校之列。

是哪些因素支撑熊庆来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云南大学时代呢？

惜才重贤，堪称伯乐。熊庆来是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纵观他的一生，惜才不已、重贤不辍跟他的工作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关于他的这一点，不管是跟他共事过的同事，还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没有一个是不钦佩的。李埏讲道：“奖掖后辈，如恐不及。”熊庆来在清华大学提拔华罗庚就是一个典例。熊庆来在力排众议聘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之后，不仅为他在算学系图书馆专门设置一个职位，而且想尽办法为华罗庚创造学习的条件，并亲自指导他的学习。在华罗庚进清华一年多以后，在熊庆来的努力争取之下，华罗庚被破格聘为助教，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看来似乎是不可为之事。“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大学，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大学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1937年，熊庆来执掌国立云南大学，仍以重贤为己任，为延揽名师而四处奔走，费心尽力。他在国立云南大学经费支绌的情况下，为使吴文藻这样的名师来国立云南大学任教，四处奔走，多方托人，并数次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求能够以中英庚款在国立云南大学设讲座来聘请名教授。在遭到婉拒之后，仍是苦口婆心地据理力争，毫不放弃。在熊庆来的努力下，董事会最终同意此事，并在国立云南大学设置中英庚款讲座，使国立云南大学先后延揽到如吴文藻、范秉哲、张正平、赵忠尧等这样的教授大家，极大地提高了国立云南大学的师资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熊庆来为使名师们能够顺利来昆，安心任教，除亲笔致函送去路费之余，还细心地致电关卡，请他们对来昆教授多予关照，放行为荷。同时，熊庆来在百忙之余，对他们的生活亲自过问，可谓是事无巨细。

1944年初，国立云南大学疗养院在西郊渔街子落成，原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范秉哲教授改主其事，附属医院院长一职由赵明德教授继任。赵明德上任后对附属医院进行了整顿。首先将旧有房屋进行整理，扩充病床，调整会计事务，明确各医护人员职责，使收入开始稍有盈余；接着又扩充医院，充实设备，新建了楼房一幢（即现卫生科二幢），把病房划为头等、二等，共28间；继而承社会各方捐助，又添建了X光机等设备。在人事方面，附属医院也作了些调整、补充，加聘张瑞伦博士兼任副院长，内科由赵明德负责（兼），外科除范秉哲院长兼任外，并聘刘崇智博士为主任，杜棻、刘学敏、李枢等仍分别负责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喉科，牙科由梁家椿博士负责，理疗科由张蓬羽博士负责。这些医生医德高尚，技术精良，云南大学医院深得社会各界好评。

然而不久，为了专心教学，赵明德却向熊庆来校长提出辞呈：“窃职自接任本院以来，仰承校长、院长多方指导，并赖各同仁随时协助，应得安然维持……幸无大误，尚堪自慰。近因身心不能兼顾，难以继续支持，恳请准予辞去院长兼职，以便专心授课。”对此，医学院副院长姚碧澄坚决表示：“请校长极事挽留。”院长范秉哲批示：“绝不准辞。”熊庆来在其辞呈上批：“恳切挽留。”

为挽留人才，熊庆来校长还以个人名义致函赵明德院长：“明德院长仁兄大鉴：附属医院承吾兄主持，年来蒸蒸日上，进展颇速，良用佩慰。来教所云，未免过事谦抑。当此国家艰危，医学教育千钧一发之际，一切规划整顿正有赖于贤劳。遽尔请辞，万难遵命。兹特函恳留，尚祈俯为所请，是所盼祷。”赵明德见校长恳切挽留，感动莫名，遂灭辞意。此后医学院附属医院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此外，熊庆来以其惜才、重贤之心，先后在国立云南大学大胆拔擢如吴晗、楚图南等一批后起之秀，他们后来的成就也证明熊庆来的眼光是何其精准，其任人唯贤、不看出身之标准是何其的让人折服。云南大学黄金时期的开创，谁也不能否认熊庆来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否认熊庆来的慧眼识英。

高尚爱国，敬恭桑梓。熊庆来早年留学海外时，便是抱着“关心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民众的痛苦的愿望”，赴欧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探寻科学救国的道路。学成之后，视国外的优厚待遇于无物，毅然踏上返国的轮船，开始践行其救国救民之举。熊庆来毕生推崇伟大的法国学者巴斯德，他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使当时濒于危机的法国的蚕丝和酿造业再度繁荣，帮助战败的法国渡过经济难关，熊庆来常常以此事迹勉励自己。新中国成立后，熊庆来受儒家思想之熏陶，坚守着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不肯“一身事二主”，1949年便再次远涉重洋，从事数学研究八载。熊庆来虽身处法兰西，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最后在周恩来的邀请下于1957年重返祖国。周恩来的邀请只是一个契机而已，熊庆来最后能够抛却传统士人视作“羽毛”的正统观，放弃优渥的生活，以老迈之身为新中国效力，除却其萦绕于心的爱国情怀，不作他想。无怪乎，师友、学生提起熊庆来，都以“爱国志士”“热爱祖国”“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冠之，无不钦佩有加。人人之谓，皆能爱国。然盛世太平之下，公民衣食无忧，无甚疾病瘟疫之困，在酒足饭饱之余，尚能有精力与物力作娱乐消闲之举，“爱国”之感油然而生。不过，如生逢乱世，在连年纷战之下，公民自顾不暇，度日艰难，盼国救己无望之时，“爱国”就成了很艰难的字眼。此时，若能以一己之力爱国、救国，并抛却成见身体力行践行之，则比盛世之下的爱国之语更显高尚。如此，熊庆来高尚之处自不必多言。(www.chuimin.cn)

“敬恭桑梓”对熊庆来来说，是一种“不可不为”的信念，同时也是彰显其人格魅力之处。在熊庆来决定接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邀请执掌云南大学之时，就有人质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当时的熊庆来，数学成就已经广为人知，在清华大学举足轻重，受人尊敬，待遇优渥，可谓是春风得意。而在如此机遇之下，身赴边陲，执掌一所“师资力量薄弱，设备简陋，发展十分缓慢”的偏远大学，在世人眼中是不可思议之举。不过，熊庆来并不会理会这些，因为他所看重的从来就不是世人眼中的“名”和“利”，而是如何以己之力造福家乡人民。他不但做到了“甘入幽谷”，而且身体力行，践行“敬恭桑梓”之理念。他在云南大学增设院系学科时，着重以矿冶、生物、水利、医疗等为主；于延请名师一途上，也以在此项上造诣颇深的教授为首选；在经费缺乏之时，又四处奔走，想尽办法给云南省急需的学科和专业增添设备，改善教学和实习环境。《诗经·小雅·小弁》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教育和经济，从来都是相互依托、不可分割的整体。熊庆来在力所能及地发展云南大学的同时，也是在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做着贡献。

恪尽职守，艰苦创业。对于熊庆来而言，恪尽职守已经成为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形成于从小所受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固化下来，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动和潜意识里的准则。这种“自然而然”“潜意识”里的恪职本能，无门第之分，无地域之限，总能在熊庆来的言行举止中体现出来，不仅是其艰苦创业的性格支撑，而且成为世人对熊庆来人格魅力的一种共识。庄圻泰言：“（先生）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朱德祥道：“熊庆来先生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鞠躬尽瘁，死而犹未已也。”熊庆来自己也坦言：“在学习和工作的生活中，我实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感”。

熊庆来早年接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邀请，以“凤毛麟角”之“高深数学家”的身份受命创办数学系时，他的这种恪尽职守的性格就已初显。在师资甚缺、教材匮乏、经验全无的情况下，熊庆来不仅需要教授数门高深的数学课程，而且要多方筹划建系工作，同时需要自编好几门高深课程的教材，其困难和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熊庆来白天在教室里诲人不倦，晚上就伏案编写教材至深夜。超负荷的工作使其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胸闷、咳嗽等接踵而至，甚至出现吐血的情况。如此，熊庆来仍是兢兢业业，抱着“在其职，尽其事”的理念，在没有参考教材的情况下，先后完成《平面三角》《解析函数》《微偏分方程》等十几种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部分教材被选为大学丛书，成为当时大学理工科的正式教材。东南大学数学系的创办及兴起，熊庆来功不可没。

1937年，熊庆来临危受命，接受龙云的邀请执掌国立云南大学，他的这种“恪职尽守，艰苦创业”的性格更是彰显无遗。当时，由于云南省地处边陲，交通阻梗，文化闭塞，国立云南大学的办学条件甚为简陋。熊庆来不以为难，反而身体力行，开创了国立云南大学的黄金时期。世人皆知熊庆来之功不可没，却不知功不可没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于国立云南大学之发展，熊庆来可谓是呕心沥血。为保护学生，他在“一二·一”运动中顶着政府的压力，为学生主持公道，严正指出肇事的根源，“地方当局对学生集会施以高压……暴徒闯入学校，实为当时军政当局之责任。”于己，熊庆来经常伏案至深夜，处理繁重的校务；对于教育部拨给国立云南大学购买小轿车的专款，熊庆来的选择是一辆较老式的车，理由是“它已过时，价格低得多”。对于熊庆来的恪尽职守、艰苦创业，国立云南大学的同仁看在眼里，并深为之激励。杜棻说道：“我们一群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受到熊校长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精神的感染，激励自己克服重重困难，踏踏实实为云南医学教育事业做一些工作。”

严谨求是，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学术风格，是作为一位优秀数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熊庆来作为数学方面的大师，严谨于他而言，不仅是工作中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又一行为准则。曾受教于他门下的严济慈回忆，熊庆来即使在晚年身患残疾，只能用左手写字，仍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每篇论文总要反复斟酌修改，连标点符号也务求准确”，“有时为了修改一二处文字，不惜在冬夜入眠之后又重新整衣起坐”。这对于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人来说，当属极其不易之事。对于门下的学生，熊庆来一样是严格要求，绝无偷奸耍滑之放松。杨乐初写亚纯函数论文时，熊庆来虽然满意，但仍进一步要求其举例说明定理的结论是正确的。这让杨乐这位新手着实为难，只好遍翻资料，埋头苦思，好在“憋了几天，经过反复的分析、思考，终于对定理作了圆满的说明”。

荀子言：“君子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仪之父也。”熊庆来的严谨，不是说在数学研究中因为需遵循固有的规律和原则，必须严谨；而是处于校长之位，又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需多方斡旋，就可圆滑而放弃原则了。他在执掌国立云南大学的期间，绝无放松之意。当时国立云南大学每年的新生考试，都有不少人会给熊庆来说情，或是留条子，其中不乏国民党军政委员或是对学校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社会贤达，也有苦读多年仍无结果的寒门学子。熊庆来虽然从不徇情，严词拒绝，但“有时言谈中也流露出对这一些人的同情之心”。后来，熊庆来本着“严格要求，提高学生素质”的原则，决定设立先修班，并聘请在教学上能力突出、经验宏富的大学教师到先修班任课，如此一来，“既可照顾分数低基础差的子弟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愿望，又不降低学校入学严格考核的基本要求”，可谓是一举两得。于教师延聘一途上，熊庆来同样是严格要求，从无徇私罔顾之嫌。庄圻泰作为熊庆来的得意门生，留法数年，成就斐然，到云南大学任教熊庆来也只给予副教授的头衔，还经常与他笑谈“做出成绩再提升吧”。1940年，国立云南大学物理系聘请了一位教授，该教授虽然留学多年，学识渊博，但由于教学效果差，不受学生欢迎，熊庆来第二年就没有再给该教授颁发聘书，如此可见熊庆来在师资质量上的严格和不苟。

和蔼可亲，如沐春风。大多数与熊庆来接触过的人，无不认为其是位和蔼可亲的人。尽管闻于熊庆来的大名，未见面之前总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但一交谈，就会使人很快精神放松，如沐春风。他的学生和同事，常常用“为人平易”“体贴入微”“和蔼可亲”“相处融洽”“温和诚恳”“十分慈祥”“春风沐雨”“没有一点架子”等来形容他。程民德在《怀念熊庆来先生》一文中，讲到他亲历的一件事：因程民德住在王竹溪的隔壁，一次熊庆来拜访王之后，就顺便拜访程。因事先没有告知，熊又是程的师辈，第一次突然造访总会引起后辈的不安。熊庆来为消除程民德的压力，便一进屋就说“刚从王竹溪家里出来，是顺便来看望你的，事先没有联系，不会打扰你许多时间的。”几句话就让程放松下来，并感动莫名。“过去我和他接触，只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想到他对后辈如此体贴入微。” 这种不言之教，使程民德感受很深，几十年后都牢记在心，念念不忘。熊庆来性情温和，无论是学生请教，或是同事相商，都从无不耐之色，态度诚挚。陈省身对此说道：“迪师为人平易，同他接触如坐春风。他在清华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

熊庆来为人平易，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位“好好先生”，没有魄力和自己的坚持。 1946年，云南省财政厅厅长陆崇仁派员到云南大学见熊庆来，欲把年久失修的云南大学至公堂拆除，在原址上建一座比会泽院还要高大宏伟的大楼，且把“至公堂”中的“至”改为“志”，“借以纪念龙志舟（即龙云）主席与纪念唐继尧联帅的会泽院前后辉映”。熊庆来听后不假思索便率尔回答道：“‘至’字不宜改；大楼建于至公堂原址，与会泽院太逼近，未免拥挤，不如另则校内其他地方！”后来，陆又托他人来商谈，熊庆来仍然坚持己见，不肯松口，其事最后便作罢。当时，校内外许多人士颇不以熊庆来的意见为然，认为其过于迂阔，食古不化。其实不然，1937年熊庆来应龙云之邀回滇执掌国立云南大学时，就以明确的态度提出：“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得干预”。他在至公堂这件事上的坚持，亦是他对自己办学理念的坚持，其间包含了他对大学独立政府而发展以及民主管理的向往和坚守。

无人怀疑熊庆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校长之一，就如无人怀疑国立云南大学曾获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的历史功绩一样。它们都是辉煌的曾经，高度的代名词，是不可替代，且无法复制的。历史的功绩是在熊庆来任校长时期取得的，里面包含着他呕心沥血的努力，更与他惜才、高尚、恪职、严谨、和蔼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这些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得熊庆来不同于云南大学任何一任校长，并很好地阐释了他为何愿意“下乔木于幽谷”，为何不惧政府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同时，也见证了他留在云南历史上永久的印记。我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尤其是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就应该像熊庆来那样惜才、恪职，像他那样严谨、和蔼、弘毅、诚笃、守正、开明，像他那样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和敬恭桑梓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