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的同学幼儿阶段接受了正规的幼儿教育。云南的幼儿教育萌芽比较晚,云南新式幼儿教育的出现可能要追溯到清朝末年。在新式幼儿教育出现之前,云南的幼儿教育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主要是以传统的家庭教育形式存在的。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云南的幼儿教育在摸索过程中面临着经费紧张、无办学机制、无专业教学内容及专业教师等一系列问题。......
2023-11-26
由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云南各政府根据小学教育的重视程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小学数量增加,在校生也大幅增加,大量小学毕业生的增加自然就迫使中学教育要有相应的发展,但财政的困难,师资的短缺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较之小学教育进步,中学教育面临着“新制精神尚未被一般人所认识:各县地方竞欲创办中学,而不知初中之特殊目标究在何处;各省多欲增设高中,而不知高中之特殊之目标何在;似此中学数量愈增,社会上不精制之分子愈多,教育既不经费,社会亦见不安”。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云南省中学教育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整顿:如1929年,云南开始在中学推行课程划一标准;1930年,云南省采取“先求完善,再求扩大。只求及格,不求升格”的方针来整顿中学;1932年,云南为使各县中学教育的发展相对平衡,以利于统筹设施和组织交流教学情况,提高教学效率,按当时的地理交通、历史文化等划分学区;1935年,云南省公布《云南省划置省学分区纲要》,对原先的学区划分再予以划分,并指定省立学校或代用省立学校作为中心学校等。经过这一番整顿,云南中学教育获得了初步发展。
根据《云南教育大事记》记载,1927年以前,云南省的中学只有初中这一单一的结构,1927年始有1所高中。1932年之前,云南的中学教育也主要以初中为主,只有当时省立的5所初级中学附设有高中部,同时,在高中部还设有师范科。到1936年,云南省共有省立中学22所,其中完全中学6所。
到1937年,全省中等教育的全面调查表明:云南省共有省立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各11所。它们分别是昆华中学、昆华女中、楚雄中学、昭通中学、普洱中学、临安中学、大理中学、丽江中学、顺宁中学、曲靖中学、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完全中学,有云瑞中学、富春中学、虹山中学、双塔中学、石屏中学、蒙自中学、永昌中学、武定中学、宜良中学、泸西中学、昭通女中等初级中学。此外,还在省立的昆华农校、昆华女师、蒙自工校、保山师范、大理女师等分别办了1所附中。全省省立中学共有高中26个班,学生1218人;初中98个班,学生5628人。共计投入经费568813元。
云南省有市(县)立中学共44所。包括昆明中学、昆明女中、昆明玉案、昆明清波、昆明日新、新平、华宁、会泽、宣威、永仁、牟定、大理、凤仪、弥渡、石门、宝丰、蒙化、鹤庆、保山、广南、通海、宁洱、顺宁、景谷、云县、缅宁、景东、昌宁、嵩明、宜良、思茅、永胜、祥云、宾川、罗茨、墨江、玉溪、曲靖、澄江、两姚、永绥、腾冲、西畴、蒙化女中等。共有高中6个班,均在昆明,405名在校生;初中111个班,在校生5516人。共计投入经费183302元。
立案注册的私立中学仅有3所,分别为昆明私立求实中学、昆明私立南菁中学、江川私立铸民中学。共有高中2个班,在校生125人;初中9个班,473人。共计投入经费33344元。
抗战初期,内地的一些重要机关及大中学校迁入云南躲避战争,大量人员流亡到云南,为云南带来了充足的生源,云南中等教育被动地得到发展。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在战争发生时各地各级学校“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学校教职员及大中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为权宜之处置酌量变更,以适应实际需要”。即便在战时,政府仍旧尽量维持学校教学的正常秩序。
由于抗战时期,日本封锁了中国海岸,中国的国际通道仅剩滇越铁路,云南成为通往缅甸及印度的陆上交通线的重要部分,日本为了彻底封锁援华物资的输入,开始对云南的铁路及公路沿线进行战略性轰炸,无辜的平民百姓以及各级教育机构未能逃脱被轰炸的劫难。
1938年4月,省立蒙自中学被炸,校舍数十间被炸毁。1938年9月首次轰炸昆明。省立昆华师范被日军轰炸,该校的军事教官赵德昌及数名学生身亡。为确保安全及维持中学教育,云南省教育当局通令各校自行择地疏散办学。1940年,日军大肆轰炸昆明,省立昆华工校、昆华中学、昆华女师、昆华商校先后被炸毁。1941年,省立昆华女中、富春中学、开广中学、临安中学先后遭到日军数次的轰炸。1942年5月4日,省立保山中学被轰炸,校长段宝光及40多名学生被炸死,校舍严重被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中等以上的教育损失较为严重,损失财物价值总计24.5亿元新币。由于支援抗战,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云南当局只好裁班并班,力图维持。到1945年,全省的省立中学降至21所,在校生9828人,教职工735人。
师资力量一直是制约云南教育发展的一块短板,但是抗战这个特殊的时期,大量外地大中学校的迁入,也为云南中学教育带来和培养了所需的师资力量。据《云南教育大事记》记载,1937年以前,从层级上讲,云南的师范教育的最高层级仅有中等师范,包括省立、县立、乡村师范、简易师范等,所培养的师资,既要满足小学教育,又必须满足当时中学教育的需要,难免难以为继。1938年上半年,国立西南联大成立师范学院,招收学生240人。同年,西南联大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班开学上课。此后,在1941年、1942年、1944年相继开办中学教师进修班或讲习班数期。同时,沦陷区迁入云南的教育界人士还兴办了12所私立中学,几年之后,私立中学数量在内迁院校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影响下不断得以扩大。正是内迁院校特别是内迁高等院校的教师大量进入并亲自参与了中学教育,才为云南的中学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才有可能为云南的中学教育提供高质量的师资,才有可能带动云南的中学教育质量的提高。(www.chuimin.cn)
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昆明市各校均纷纷向昆阳、晋宁、呈贡等地择地办学,云南的大多数学校只能是因陋就简,维持办学,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蔽风雨而已。教学设备也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
抗战年代,物价飞涨,学生和老师的生活拮据之程度让人难以想象。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数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瘙痒不止,多半是疥疮发作。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患了肺结核,当年称为痨病,那个年代得了痨病就算判了死刑,逃过此劫的很少。有些学生每到夜晚,双目不明,经常碰得头青脸肿,那是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水。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双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始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脸都生了冻疮。
功课压力是很大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功课。每天的课程表上,7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除了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渡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任何抱怨,更没有当逃兵的。他们安之若素,刻苦攻读。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都在快乐地寻觅彩虹一般的青春梦。他们就是靠一股精神动力,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下来的。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话剧团、读书会、壁报组,大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战话剧,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的校园,琅琅读书声和猎猎弦歌声不绝于耳。
抗战期间,云南中学教育不断改善。学校数量变化如下:1937年,中学总数为70所;1938年,中学总数为76所;1939年,中学总数为83所;1940年,中学总数为99所;1941年,中学总数为107所;1942年,中学总数为121所;1945年,中学总数为131所。学生数量的变化如下:1937年,中学生总人数为13365人;1938年,中学生总人数为14593人;1939年,中学生总人数为21744人;1940年,中学生总人数为22424人;1941年,中学生总人数为21493人;1942 年,中学生总人数为29558人;1945年,中学生总人数为36017人。
上述的数字一方面体现出云南省政府在抗战时期维持办学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院校的内迁,为云南的中学教育带来了发展。从云南私立学校的办学规模扩大程度就可见一斑:1937年仅3所,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私立学校发展到33所。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的许多私立中学是内迁院校的师生筹建的。1938年,沦陷区迁入云南的教育界人士兴办的学校有国立同济大学附中、私立中法大学附中(中法中学)、私立天南中学、私立粤秀中学、私立南英中学、私立护国初级中学、私立建民中学、私立民德中学、私立昭通明诚中学、私立大理五台中学、私立峨眠中学、私立南菁中学等12所。在随后的数年中私立学校数量仍不断增加。
西南联大及其他内迁院校的迁入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省中学教育的“超前”发展,假如没有这些内迁院校的到来,按照云南省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教育发展战略,要在短时期内加速发展完全中学的步伐几乎不可能。而云南省抗战期间不断完善的中学教育结构,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中学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南省的中小学,特别是中学,在抗战期间也为以西南联大为主的内迁院校师生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恰恰是这种相互关系,才成就了当时云南教育特别是云南中学教育的发展。
总的来说,1937年以后,云南省基础教育结构(小学—初中—完全中学)得到不断完善、数量不断增加,并向更高层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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