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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教育:私塾改造与新式小学教育的转变-抗战时期

【摘要】:在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出现以前,我国小学教育的延续一直是靠私塾。私塾的教学质量相对不高,教学内容相对不多,也对新式学校的发展和新社会形态的所需有所阻碍,因此私塾逐渐走向了其历史使命的末期,推行新式教育势在必行。小学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将初等教育作为发展学校教育的重点。抗战14年,云南共发警报2232次,日军投弹7588枚,云南省教育事业损失共计45.322亿元。国民学校及中心学校隶属于各县市政府。

在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出现以前,我国小学教育的延续一直是靠私塾。我国的私塾起源较早,是一种民间私人设立的学校,它有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相对固定的教学内容,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蒙学读物及“四书五经”。云南的私学发展到清末时已经较为发达,遍布城乡。

进入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几次改革,经过不断地摸索,总结出一些办学经验,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基本成形。1930年是云南私塾遭遇致命一击的年份,当年云南勒令所有的私塾进行改良,不改良或改良不成功者予以取缔。但是云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所建的新式学校的服务范围相对有限,大多数乡村及较为偏僻的地方没有或者少有新式学校,这为私塾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的1935年时,云南还保留有私塾866个,已经改良为短期小学的有472个,未改良的私塾仍有394个。在私塾服务的先生有872人,其中受过师范教育者181人,受过中小学教育者277人,私塾出身的414人。在这些先生中接受改良的有580人,未接受改良的有292人,当年在私塾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有4964人。

私塾的教学质量相对不高,教学内容相对不多,也对新式学校的发展和新社会形态的所需有所阻碍,因此私塾逐渐走向了其历史使命的末期,推行新式教育势在必行。特别是1929年9月,云南省政府改组,云南省主席龙云任命龚自知为教育厅厅长。龙云与龚自知对教育十分重视,并且认识到“本省教育落后,实缘经费短绌之故”,多方努力之下,将决定云南经济命脉的特捐和卷烟税收作为教育专款,还承诺“如不敷用时,财政厅照数补足”,这相当于给教育增加了很大的投入。龚自知由于深得龙云的器重和信任,因此在他上任后立即整理并出台各种教育计划和法规,积极修建校舍充实教学设备,定期召开厅处会议和咨询会议,编印发行《云南省教育半月刊》,为教育计划、法令法规的执行做政策上、宣传上的准备。在诸多准备和充分研究后,推出了义务教育系统性文件《云南实施义务教育须知》:教育厅厅长为全省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省政府全体官员为执行协助者;县长及教育局长为县区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公安局(或团保)局长为执行协助者。计划用1930—1932年这2年时间推广义务教育。以1930年春季为推行初期,根据各县文化、交通、人口、财力的情况,将全省分为一年办竣、两年办竣、三年办竣3种类型。要求各县根据各自类别拟订义务教育实施大纲,具体安排统筹经费、师资建设、学校设立等相关事宜。到1934年时,云南义务教育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是学校数量、教师数量,还是学生在校数都大幅增加。

在抗战中期(1935—1940年)由于云南受到的影响不大,加之政策的实施、措施的得当、经费的保障、师资的增加以及西南联大等外迁高校入滇办学等因素,云南义务教育在此段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小学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将初等教育作为发展学校教育的重点。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另设定的实施细则、《修正市县划分小学区办法》《短期小学制实验办法》等文件,通令全国统一实施义务教育并规范办学。“自1935年8月起至1940年7月止为第一期,各省市厅广设一年制短期小学,招收9~12周岁的失学儿童,受教育一年,此阶段结束时,至少应使80%以上的学龄儿童接受相应的教育;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将一年制短期小学逐渐改造为二年制短期小学,招收8~12周岁的失学儿童,此阶段结束时,接受相应教育的学龄儿童亦不少于80%;1944年8月,将二年制短期小学逐渐改造为四年制初级小学,以便今后使全国学龄儿童接受至少4年的初等教育。”

云南省在落实分解这些政策时,拟订了《云南省义务教育第一期施行计划》,时间范围为1935年8月—1940年7月,要求各县、市依原有乡村城镇之人口,划分小学区,每小学区平均以1000人计,设一所短期小学。设置和充实各类小学,为儿童入学提供条件。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大力推动了这一时期云南义务教育的发展,到1940年时,云南有11795468人,学龄儿童为1685069人,入学儿童为77481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45.9%。在1935—1940年这5年里,云南的小学数由10438所增至11069所,它包含普通小学、简易小学、短期小学等,这一时期的教师由14510人增加到了24744人。战争初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不易的,可见云南政府与教育厅长龚自知等人的辛苦努力。

1940年之后,由于战争的深入,日军打开我国西南通道,云南由战时大后方变成了战争的前线,1940—1945年,云南的义务教育遭受较重的打击和挫伤,有些地方的小学沦为停办瘫痪的境地。

1942年,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等地沦陷,“日寇在滇西占领区内血腥屠杀各族人民,抢掠财物,强奸妇女,焚毁村镇,无恶不作。经常从怒江西岸炮击东岸村落,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下关、保山、祥云、昆明等城市,甚至灭绝人性地投掷霍乱鼠疫细菌,使得滇缅公路沿线一时病疫成灾……土地无人耕种,生产几乎陷于停顿。有的地方居民掘野菜为食,惨不堪言”。抗战14年,云南共发警报2232次,日军投弹7588枚,云南省教育事业损失共计45.322亿元。澜沧、沧源、南峤(现称勐遮)、泸水、梁河、盈江、莲山(1958年撤销,并入盈江县)、陇川、潞西、镇康、河口12所省小被迫停办,边地小学逐步改为县立小学。1944年,泸水、梁河、盈江等7个地区解放,省立小学才得以恢复。1945年,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规则》,国民学校每保设置1所,区域辽阔或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多设,在适当的地方设中心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承担辅导各保国民学校的责任。国民学校及中心学校隶属于各县市政府。到1949年时,云南省的小学由1940年的11069所下降为5320所,在校生由77.48万人降至16.8万人。(www.chuimin.cn)

在抗战时期,云南的小学主要分为省立、县(市)立及私立3种。省立和县立小学为公办学校,有教育经费资助,一般较大的县城都有师资较强的公立学校,家境殷实的人家都把子女送入省立或县立小学。私立小学较少,主要分布在城镇,乡村则几乎没有,而且大多集中于昆明。到1946年时,云南共有私立小学69所,在校生也才8280人。虽然私立小学较少,但它对云南义务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另外,云南的小学服务半径非常广,而且大多又设在交通、经济条件较好,人口集中的地区,广大的农村、边远山区所设的小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城市小学。以1940年来计算,当时云南有11795468人,只有11069所小学,平均每40.65平方千米才有1所小学。

这段时期,教育经费常常不足或者被挪为战争经费及他用,云南的小学设施往往因陋就简,设备也不齐全。除昆明或较大一点的城市中的部分小学设备较好,拥有教室、校园、体育场、书报社、简单的教具、消防及卫生设施外,绝大多数的小学特别是农村小学的设备都非常简陋,如“怒江的教育经费一直得不到保障,从而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学生虽名为享受公费待遇,但生活都极为艰辛。平时他们只能靠稀饭度日,很少能吃到蔬菜和干饭,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更不用说肉及油脂类的食物了。教学设备一直极差,且多要由教师自备。几乎所有的学校除有一两间茅草房及黑板课桌外,余则四壁”。

为了大家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抗战时期云南小学教育的发展状况,我们以1所昆明的小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变迁为具体个案进行说明。

云南省立昆华小学(前身为云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原设在昆明市区,在1938年9月因躲避日机的空袭而迁移至晋宁县(今晋宁区)。初到晋宁,校舍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荒芜破败不堪,连基本的教学都难以开展。校长王建逵面对简陋条件,带领学生,手拿锄头,肩挑箩筐,填塘平地,开辟出体育场,又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丘修整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百草园”,成为学生课外活动场所,学校粗具规模。这所小学不仅让昆华小学的学生得以复学,还吸引了晋宁各乡子弟。由于学生增多,原校舍容纳不下,又在新街设立第二分校。

昆华小学除举办教学观摩,狠抓教学质量外,还提倡启发式、辅导式教学方法。为抓好基础知识的训练和掌握,学校内设有图书室,学生可向图书室短期借阅儿童读物,学校还组织教师和学生共同编写抗战宣传简报和黑板报。学生的课外活动尤其丰富,校内成立了田径队、游泳队、小校刊编委会等,经常开展作文演讲、歌咏图画、远足采集植物标本等活动。该校学生在云南省小学的各种竞赛中屡获佳绩,如在航空建设讲演比赛、航空建设图画比赛、国庆抗战建国比赛中先后获得冠军。

除在教学中注意稳抓基础和社会实践外,昆华小学还非常重视对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学校每天举行升降国旗仪式;每周纪念周会时讲解时事,向学生进行爱国、救国的思想教育;每周还拟订简明的“愿词”,供大家背诵熟记,如“我愿做杀败倭奴的戚继光!”“我愿做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等。或将一些富有意义的格言粘贴在教室里或画在教室外的墙壁上,如油画卧薪尝胆》。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学生介绍著名历史人物及其功绩,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典范,传播祖国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思想。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学生素质明显提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从昆华小学毕业的学生不少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客观地来看待这段特殊时期的小学教育,从战争初期的蓬勃发展到战争深入带来的缩减或停办,都体现了云南省政府和教育厅努力办好小学教育的决心,也努力践行了“战时须做平时看”的教育政策,这对我国后来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保存了力量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