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教育:战时须作平时看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之下，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是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工作总方针，一方面承认教育应该面对抗战的现实，不能和抗战脱节，要采取应急措施，适应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反对因抗战而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而是仍要维持原有的教育体制。这在《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的各项规定中得到佐证。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华儿女发起了全民抗战高潮。随着战争程度的加深，日本在制订侵华计划时将破坏中国教育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教育事业亦裹挟其中，受害颇深。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使国家进入文明、走向富强的途径主要在于启发人智的教育。因此，日本将破坏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放在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空前伟大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犹如山洪暴发，尤其是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于是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机关。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8月，中国108所高等学校中，受破坏者达到91所，特别是南开、复旦、同济、中央、中山等19所大学在日军轰炸下，校舍被毁，师生伤亡，损失惨重。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高等院校的教授教员共750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22人；战争爆发后，受影响的教职员共计2000人，学生20000余人。中等教育机关的师生受影响也很大，教职员因战事而蒙受影响者计20500人，占全体教职员的1/3还多；当时全国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有627246人，受战事影响者达50%。初等教育受影响最大，当时除13万所学校陷入沦陷区或战区，不能继续办学外，还有257000多名教职工和6483000多名学生因战事而失去教学与求学机会。同时，日军摧毁、破坏中国教育所采取的手段也十分凶残，如1938年日军“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上空，密集投弹四五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烧夷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2/3，学生宿舍被炸毁三栋，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

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遭受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与损失的情形下，国民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应对措施。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对忽视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主张完全废除学校教育，学校停办等进行了批评。拟出初战阶段各级教育的应变措施：在战争迫近时，各级教育务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较安全地区的学校，设法收容战区学生；学校训练要切合国防需要，课程变更须照部定范围，成立战时服务团体须照部定办法；教育经费应照常发放，战区内学校的经费则作财政紧急处理，酌量变更用途。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教育政策作出如次说明：（1）改订教育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2）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3）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争及农村；（4）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与之同时，大会通过了陈立夫所提出的“九大教育方针”及“十七项实施要点”，并以《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的文件名称颁布施行。所谓“九大教育方针”，其要点为：（1）三育并进；（2）文武合一；（3）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对自然科学，依据需要临时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对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9）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实施。与之相应的“十七项实施要点”，包括现代学制的维持与变通，学校迁移设置的通盘计划，师资训练的重视，各级学校教材和教学科目的整理，训育标准的制定，“对于管理应采严格”，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增加，教育行政机构的完善，以及对留学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等的相应措施。

纵观之下，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是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www.chuimin.cn)

“为了战时武力的需要，我们决不能无选择无目的地将所有受教育的青年，从学校的实验室或研究室里，征发出来，送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固然要训练急需的人才，但同时也需要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专门研究的人才，更需要各种基本的教育。”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许多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改革教育，主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停办，让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者，则变更课程，缩短年限。面对此等情况，国民政府认为，教育为建国之基础，“教育应循常轨，不分战时平时，所谓常轨也者，即是‘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若千万专门的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工程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正是这样，从教育方面努力去发展经济，以充实战时的国力，奠定建国的基础，以期克敌制胜，同时，建国建民的战争政策和认识到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抗战所需，为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须维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战略眼光，使得抗战时期的教育得以延续。

“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工作总方针，一方面承认教育应该面对抗战的现实，不能和抗战脱节，要采取应急措施，适应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反对因抗战而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而是仍要维持原有的教育体制。这在《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的各项规定中得到佐证。除了在政策上的规定外，国民政府在教育经费的保障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专门对抗战时期的教育经费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为安定全国教育工作起见，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应照常发给，倘至极万不得已有量予紧缩之必要时，在中央应由财教两部协商呈准行政院核定后办理，在地方应由主管财教厅局会商呈准省事政府核定后办理……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机关，对于战区学生之经费，得为财政紧急处分，酌量变更其用途，必要时并得对于其全部主管教育经费，为权宜之处置，以适应实际需要。”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还规定，凡照常维持课业的学校，其经费仍由主管机关发给；各级政府对教育经费应力予维持，不得借词挪移。此外，还采取强制的办法使学生静心读书，如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时，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填写一份“安心读书”的志愿书，才能踏上入川的轮船。据统计，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3%左右，战时的1937年教育经费占4.29%，1939年降为2.31%，1940年为2.4%，1942年为3%。从这样的数据统计来看，抗战时期，在军费开支巨大、物资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在国家总预算中仍能维持在3%左右，对中国教育命脉的延续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时期的方法，达到教育的目的。许多中小学以及高等院校西迁入滇，延续中国教育事业的命脉，这给云南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抗战时期云南教育:战时须作平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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