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论科学对精神生活的意义

第二章　杜威眼中的科学对精神生活的意义

说到“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关键词，不能不提及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他不仅在许多讲演和论著中强调科学对于发展物质文明的重要性，而且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及其社会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的培养比从事某项具体的科学研究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但前者比后者更需要持久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对科学的自觉使杜威并没有因实证主义的影响而陷入科学万能论的陷阱，相反，他通过把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引入他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的范畴，为科学地、伦理地对待科学预留了空间。

一、科学对精神生活之意义

“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意义时，科学是不会发展的。”⁽¹⁾这是杜威在考察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效应时反复申明的观点。科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在杜威生活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头20年，科学对人类物质生活面貌的改变已经日益明显，以致生活在日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科学对日常生活的广泛影响。正因如此，杜威以前在美国发表的论著没有在这方面多着笔墨。但在中国讲演时，杜威也许有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而反复强调科学对于减轻人的劳动和改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

然而，杜威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很多人至今依然忽视的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科学发展所遇到的阻力比在中国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这种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势力强大的教会的阻挠，因为科学的发展直接冲击了一些宗教信条，损害了教会的权威；二是遇到了一些政治人物的阻挠，因为科学家的工作在当时造成了蔑视权威的风气；三是由于技术发展导致一些工人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有些工人放火焚烧厂房和机器，错误地以为是机器本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这些事实反而使杜威感到不仅要从物质层面去理解科学，而且要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科学。

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仅要看到科学的结果，不仅要看到科学在物质生活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便利，而且要看到科学如何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在杜威看来，科学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又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时空观，也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还改变了人们的道德理想以及人们与宗教传统的关系，更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学研究激发了探索的热情，找到了探索的乐趣。对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科学探索甚至成了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首先，通过对科学的效应史的考察，杜威发现，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的世界观出现了四个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分别以自然律概念、自然统一性概念、能量概念和进化概念的出现为标志。

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最多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自然有一定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宇宙和谐的观念［在希腊文中“，宇宙”（cosmos）一词最早就有“和谐”的意思］。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都遵循特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进行精确的描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面对表面上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茫然无措，而是因自然现象的可预见性而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

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只能以思辨的方式抽象地谈论自然界的统一性。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精确地解释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自然界的统一性观念的形成给人类的认识领域带来的显著变化是，人类的认识兴趣首次有了共同的中心，所有社会的知识阶层有可能被一个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的人在知识领域的这种联系为知识共同体，进而也为人类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然界的统一性观念的形成与知识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因为当我们要去认识共同的东西时，我们不仅被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之下，而且意识到我们有了共同的生活基础并且被迫面对共同的问题。

“能量”概念的出现在近代科学中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深入研究光、热、电等自然现象，而且将古人对宇宙的静态理解变成了今人对宇宙的动态理解。杜威认为，恰恰是“能量”概念的出现导致了新天文学、新物理学和新化学的产生，也导致了新生物学以及一系列其他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出现，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产生都源于人们意识到宇宙除有静态方面还有动态方面”⁽²⁾。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思维方式使人们勇于质疑传统的权威，特别是宇宙由永恒实体构成的观念。

“进化”概念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所有生命现象，包括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演进，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历史观。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认为进化概念的直接效应是摧毁了预成论的世界观以及中世纪神学的永恒真理观念。按杜威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一文中的看法，将“物种”与“起源”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本身就“体现了一次理智的反叛并引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质”，“《物种起源》引入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肯定会改变知识的逻辑并因此改变对待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方式”⁽³⁾。对真理相对性的承认使人们有可能去怀疑过去的权威，探求新的知识，并树立了一种“向前看”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应，人们也牢牢树立了一种“发展”的观念，这种观念虽然在某些人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性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念，但它显然培养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并主导了近百年来人类所做的许多重要努力。

其次，通过对科学的效应史的考察，杜威发现，科学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并为人们走向新生活鼓起了勇气。就像一个人年龄大了就需要新的力量、新的勇气并要防止自己过于守旧一样，一个民族要保持青春的活力就需要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科学能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带来青春的活力，是因为科学让人们树立了对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信心。尽管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甚至有某些负面的影响，但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只要科学地对待科学，合理地对待科学，人类就能有效地、合理地发展科学并运用科学。在精神世界里，科学为人们使用和开发理智开辟了崭新的途径。过去，人们在遇到生活的困难和危机时总是习惯乞求于神灵的保佑。现在，通过科学，人们学会了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摆脱了大量的愚昧与错误，从而树立了更好的是非标准。至少，现代人可以通过科学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了更真切、更完整的认识，人们在面对错误与愚昧时不再采取愚昧的态度。对自身的理智力量的确信使人们不再迷信古人，不再盲从权威。正因如此，人们更容易采取面向未来的前瞻态度。这种精神取向的转变也使人们更容易从未来看现在，而不是从过去看现在或以过去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一切。

最后，科学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宿命论和悲观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控制。科学无疑改变了知识的格局，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的知识多半限于单纯的直接经验或主观臆测，没有严密的体系和合理的论证，因而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近代科学的出现使人们不仅意识到精确性对于知识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知识的成长不但要重视量的积累，还要重视质的提高。科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把知识的质的提高摆在优先地位。科学不断地解决问题，但也不断地产生问题。杜威更多地强调前一方面而不大注意后一方面，这自然是其时代条件决定的并且与其时代要求相一致。

但是，杜威敏锐地看到，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两种对社会精神生活起压迫作用的世界观，一种是把自然看作毫无秩序和不易控制的东西的世界观，另一种是认为自然虽然遵循一定的规律但人类对它无能为力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产生了三种形式的悲观主义⁽⁴⁾。第一种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已命定，非人力所能为，因此，抱这种悲观主义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杜威认为，科学的兴起使人们能借助精密的方法洞悉自然的奥秘，控制自然的进程，因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种形式的悲观主义自然烟消云散了。第二种悲观主义抱着摘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去对待自然，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自然现象不值得我们去控制，因为我们压根儿控制不了。科学的兴起以铁的事实说明自然进程不仅值得控制而且能够控制。第三种悲观主义是将眼光放在过去，而不是瞩目将来。按照这种悲观主义，古人一切都好，古人的智慧远远超过今人且不犯错误。持这种观念的人看到的人类知识图景是灰暗的，它所显示的人类历史是一种退步史，而非进步史。“言必称古人”是其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科学出现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理智的伟大力量，他们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掌握着自然的奥秘，而且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和工具为人类服务。从此，人们不再轻视对自然的研究，相反，认为这种研究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有趣工作。

如果杜威仅停留于此，杜威还不成其为杜威。他对科学意义的阐述并不停留于对科学效应的现象描述，而是深入到对科学精神的探讨上。对杜威来说，科学绝不等于单纯的技术和工程。科学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事业，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没有研究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他不仅深入研究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而且详细阐述了科学精神的要义。

二、科学精神的要义

科学精神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但又不限于具体的研究。从广义上讲，科学的人文理想也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科学生根于文化的土壤中，这一点决定了科学活动的人文性质。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不仅体现了科学的自觉，而且是科学向自身提出的正当要求。当这种要求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时，科学才能找到合理的定向。

然而，科学活动是以自然律概念的出现为背景的。这一概念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并使这种区分成为必要。科学探究是解决问题的活动，但正如麦可尔·汉普顿（Michael Hampe）和班贝克（Bamberg）所言，在杜威那里，“科学探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解释某物的冲动支配的，而是由将不确定的情境变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的愿望支配的”⁽⁵⁾。科学探究是科学活动的主要部分。科学精神贯穿于科学活动中，但随着科学活动的普遍化以及人们对科学的逐步推崇，科学精神也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杜威对科学精神的论述实际上是以自然律概念和确定性概念为依归的并将科学方法视为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是因为，他认为科学研究首先是以揭示和运用自然律为目标，从不确定性中求确定性则成了它的根本特征。由于揭示自然律是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且不断探索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精神首先意味着勇于探索的精神。

勇于探索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勇于破除迷信，勇于打破陈规，勇于革除传统的习惯，勇于尝试和实验。由于失败总是与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勇于探索也意味着不怕失败。杜威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正是科学方法显示了科学研究的探索性质。因此，他对科学方法做了大量的论述。在他看来，科学并不等于书本上的知识，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只是科学努力的结果，而非科学本身。科学的重要意义不在其结果，而在其方法。用他本人的话讲，“只知科学的结果而不知科学方法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的意义”⁽⁶⁾。他还说，“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引进了求知的方法，它使人们能根据现有的经验预见并控制将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⁷⁾。

然而，由于对实验方法的偏爱，杜威常常把科学方法等同于实验方法。比如，他说，“科学方法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实验的方法，是通过人类的活动在心灵的功能与自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⁸⁾。但杜威所说的实验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实验具有目的性，甚至具有预见性。在实验中，研究者提出假设，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人们也可以根据新事实得出新观念，提出新假设。这一过程无疑具有探索的性质。在通常情况下，当有人提出某项建议时，人们往往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如果那个建议好，就予以采纳，如果不好就加以拒绝。实验方法引入了第三种反应方式，即把那个建议看作假设，其价值由实验结果决定。

与强调实验方法相对应，杜威提出了“真知始于意见”、科学源于假设的观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莱欣巴赫（Reichenbach）在谈到杜威的科学理论时虽多有批评，但肯定了杜威对实验方法的重要洞见。因为对杜威而言，近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实验方法引入了科学，从而可以不断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这一点，导致人们放弃了科学中的教条并随时准备接受实验检验的结果⁽⁹⁾。科学中的假设不同于思辨或随意的假定，它以既有的理论为根据并受某种理论的指导，科学实验通过人为的组织和安排来体现实验者的目的。科学不承认永恒真理，它只承认真理的有条件性。科学的观点都是有待其结果来证实的假设，一旦被证实，它就成了暂时的真理并需要受到进一步的检验和证实。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科学活动都带有探索的性质。后来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对杜威上述思想的高度概括。

科学精神也意味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是科学的本性，也是科学对自身的基本要求。一旦走上科学探究的道路，人们就被迫把自己的个人兴趣、情绪、臆断置于科学规律的统摄之下。任何理论和观点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都不过是假设。科学帮助我们实现由假设向真理的过渡，也帮助我们揭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真谛。“牺牲真理以及放弃探索真理迟早都会招致牺牲社会福利。”⁽¹⁰⁾在1911年写的《真理问题》中，杜威区分了“truth”这个英文词的不同意义。它既可以表示与谎言相对的真话，又可以表示与谬误相对的真理，也可以表示事实、真相。从词源上看，这个词一开始就与信念有关，与价值评判有关。在神学和道德哲学中，它甚至与不可挑战的权威有关。然而，科学的出现恰恰与打破对这类权威的迷信联系在一起。科学把真理视为理智与对象的逻辑关系和认识关系⁽¹¹⁾。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人们具备求真的意志和求真的理想。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主观的臆断在所有科学研究中成了首要要求。因此，当权威的意见与事实相悖时，科学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尊重后者；当某种信条有碍于真理的探究时，科学要求我们放弃那种信条。独立于个人主观愿望的真理的客观性让个人获得了一种行为的校准：科学研究要求诚实，科学研究要求讲真话，科学研究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杜威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就是，个人利益常常与诚实相冲突。虽然诚实历来是一种美德，但要做到诚实的确很困难，因为一个人要诚实就要讲真话，而讲真话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影响个人的利益。所以，一旦讲真话与实际利益相冲突，很多人往往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为社会的不安和冲突制造了土壤。很显然，错的不是讲真话，而是个人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过重或者被偏见所左右。实际上，讲真话最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并且最符合社会治理的经济原则。如果社会成员都能做到诚实，这个社会的内耗就少，反之，大量的资源就要被浪费于对事实的还原和澄清。社会公正是与求真的理想和求真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诚实的社会里更容易做到公正。

科学的发展有利于诚实的态度在社会里生根下来，而在一个相对诚实的社会里，科学的发展具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虽然“自然喜欢躲藏起来”，但只有实事求是的人才能揭示自然律。不遵循这一原则，就难有真正的发现。科学研究中的不诚实最终会给研究者带来耻辱。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活动的确能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如果能扩展到科学活动之外，社会就能大蒙其利。

科学精神还意味着将自由探讨和严谨求实相结合的精神。如前所述，科学是思想的自由事业，它只服从真理的要求，而非服从外在权威和教条的要求。由于任何科学原理和理论需要不断得到检验和证明才能保证其确实可靠性和真理的有效性，科学的发现必须具有可重复性才能得到认可。但是，可重复性只有在理论得到公开时才能被确认。所以，科学发现虽然可以由个人来完成，但它并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科学理论需要被带到公开领域接受别人的批评与驳难，才能受到真正的检验。但科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是不应受到机械的束缚和无理限制的。这就是研究的自由。杜威说，自由有两层意思：一是就方法而言；一是就目的而言。在科学活动中没有人能规定哪种方法可用，哪种方法不可用，关键要看哪种方法更便于发现真理。 自由探讨意味着不接受方法上的强制。此其一。其二，就目的而言，“做事的时候能发现真理也是极好的自由。这种自由带有知识的性质，是真正的自由”⁽¹²⁾。比如说，知道汽车运行原理的人比不知道的人更加自由。

然而，在《自由的哲学》一文中，杜威强调，自由的可能性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存在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上，自由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在某些方面尚不确定的世界上这种意志正发挥作用，因为它开辟并趋向新的未来”⁽¹³⁾。包括科学探讨在内的认识上的自由建基于我们自由存在的天性。发现真理其实是人的天性之一。儿童的好奇心就反映了这一点。但迷信与偏见不断销蚀人要求发现真理的这种天性。科学研究可以看作是人的自由天性的部分实现。

不过，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的逻辑。科学不是主观的想象，也不是松散的知识，更不是随意的猜测，而是严密的系统。科学有它自身的标准，这种标准不是由外在权威制定的，而是经科学研究反复检验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它是真理的客观性向人们提出的一种要求。研究者不仅受制于研究的条件和研究的方法，而且受制于科学成长的规律。同时，研究者还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使他们不能不关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自由探讨如果不与严谨求实的精神相结合，科学活动就会变成不顾后果的游戏。正是在这里，杜威渐渐给科学提出了伦理的要求。这也是他作为伦理学家而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

三、在科学活动中贯彻人文精神

杜威并未直接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在中国，这一概念是牟宗三在1952年首先使用的。尽管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我仍然借用它来表示在科学活动中那种体现美的理想和善的价值的精神。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尊重人的审美需要，尊重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用更思辨化的语言说，就是使物的物性任何时候都服务于人的人性。康德所表达的“任何时候不仅要将人作为手段，而且要作为目的”的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人文精神的内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最终体现在真、善、美的统一中。杜威在不同领域的学术工作充分表现了这种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杜威没有把事实与价值的领域截然分离开来，他的经验形而上学也不允许他将它们分离开来。对他来说，无论是审美活动还是道德实践，都不过是人的广泛经验的一部分。人在科学活动中贯彻审美理想和伦理关切可以防止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明确指出，“艺术再现了自然的重大事件和经验的极致。在这方面，人们通常对艺术与科学所作的截然分离遭到了批评。我们主张，作为方法的科学比作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更为基本。科学探究是一种艺术，它既是控制的工具又是作为纯粹的精神享受的最终手段”⁽¹⁴⁾。如果说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求真”，那么，艺术的主要目的是“判美”（我在这里取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大美”之义），伦理的主要目的则是“企善”。虽然“不同的问题需要探究不同的解决方式”⁽¹⁵⁾，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如著名的杜威研究专家希克曼（Larry Hickman）指出的那样，“杜威坚定而一贯地主张，艺术与技术科学具有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它们构成了探究的不同方面”⁽¹⁶⁾。但技术科学主要与事实领域打交道，并不妨碍它为创造美的王国、提升美的理想、创造新的审美形态、展示美的多样性作出贡献。反之，作为经验的艺术可以帮助科学朝美的理想前进，或者说，使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人类的审美要求。由于人类对美的尊崇促进了人的自由与和谐，将美的要求贯彻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当中，可以使技术更符合人性的需要。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自身并未规定如何应用。一切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如何合理地对待技术和使用技术。所以，杜威提倡艺术地使用技术，因为艺术可以表达技术和科学所阐明的意义。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中，杜威简洁地说，“科学阐明意义，艺术表达它们”⁽¹⁷⁾。(www.chuimin.cn)

带着审美的眼光去从事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发现科学规律，更容易揭示自然的奥秘。因为从本质上讲，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往往符合美的规律，体现美的节奏和韵律。从天体运行规律的发现到化学分子结构的揭示，从动物行为的分析到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无不反映了这一特点。毕达哥拉斯、达·芬奇和爱因斯坦等人的科学研究与艺术实践就是生动的说明。在最高层次上，艺术的审美经验与科学研究中的想象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有艺术素养的科学家更容易在研究中找到发现和发明的灵感。因为艺术经验以及与这种经验相关的想象力可以帮助人打开视域，展现新的可能性。

科学和艺术都促进了人的解放。就此而言，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科学可以让艺术经验更具深度和广度。比如，天文观测可以让人类把目光引向遥远的天体并从中获得某种崇高感与和谐感。海洋科学让人认识到深海领域的奇妙，而海洋深处的奇观让我们获得了新的审美经验。照相机、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以及新的音响系统和舞台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艺术的表现手段和传播方式获得了空前的丰富和质的提高。在这种意义上说，求真可以为审美提供手段和工具，并为审美开辟广泛的可能性。以审美的态度去从事科学研究，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成为一种令人快乐的事情。所以，杜威常说，科学探究体现了生活经验的审美特征。

然而，科学探究并不能自动地把人引向良善的方向。尽管杜威提倡将科学方法用于其他领域，但“他并不想否认技术决定常常无法服务于人类，也不想否认技术有时会失控并且结果是异化和苦难。但他主张，无论何时出现了这种情况，那都不是技术本身的过错”⁽¹⁸⁾，而是由于人们不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想象力，不恰当地将科学技术的自行发展凌驾于“共同的善”之上，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没有将伦理的要求和责任置于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因此，给科学活动以合理的定向符合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将求真与积善统一起来。求真可以培养诚实的品格，也可以促进人的自由。在《新旧个人主义》中，杜威指出，“认为自然科学会以某种方式限制自由，会使人服从于固定的必然性，这种观点并非科学的内在产物”⁽¹⁹⁾，也就是说，科学本身并不内在地限制自由，相反，只要运用恰当，科学本身可以增进自由。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以人文理念和规范引领科学的发展和具体运用。既然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工具性特征，我们在开发和运用这种工具时就要贯彻善良意志，进而言之，我们要将道德选择引入科学活动本身。在这方面，古代的希波克拉底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杜威还以培根为例说明科学为何要以人的幸福为依归。科学的后果并非科学自身决定的，而是由掌握科学的人的道德选择决定的。比如，一项技术可以用于杀人，也可以用于为社会谋福利。人们采用什么价值观决定了他们以什么方式进行选择。人是技术的主人，而非技术的奴隶。以善的理念贯穿到科学活动中，恰恰体现了人的这一特点。

然而，杜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后果论者。在讨论科学活动中的道德选择时，杜威不仅看重动机，而且看重后果。“一方面，人并不是停留于内心生活中，一个人的愿望再好，如果不借行为及其后果来表现，将显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行为的后果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选择的，受制于自我并体现了自我。”⁽²⁰⁾杜威也注意到，人的行为总是与现实的条件和道德情境相关。“一个人越有良知，就越关心其行为的道德性质，就会越意识到发现何为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²¹⁾

杜威倡导“有良知的科学活动”。早在1926年9月，杜威在《动物试验的伦理学》一文中就提出了用动物进行试验的道德原则问题。在他看来，科学探究的自由自然应当得到尊重，但科学毕竟是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启蒙的工具，将人本身作为科学活动的目的可以确保科学朝好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要衡量一项科学活动的正当性就必须了解它能否增进人类的根本利益。比如，为了减少人的疾病及其痛苦，用动物而不用人进行药物试验就是正当的，这种试验甚至不仅是权利而且是责任⁽²²⁾。防止对动物的残忍在道德上当然是没有异议的，但为了人的健康和拯救人的生命对动物进行试验却有道德上的正当性。由于科学活动越来越依赖投资，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哪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在一项科研成果问世之后，将它运用到哪个领域同样是一个伦理问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更加认识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运用到两个完全相反的领域——为人谋福利和伤害人的生命。科学技术本身不必也不可能为其应用负责。一切取决于掌握科学技术成果的主体作出何种选择。在这种选择中实现求真与企善的统一，正是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

总之，科学活动不仅带来物质财富，而且造就一种精神品质，一种社会氛围，一种价值校准。通过科学活动来培养科学精神是使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世界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安全的途径之一。杜威的贡献在于，他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和阐述使我们认识到，科学活动可以并且应当促进人文理想的实现，反之，以人文精神统领科学活动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合理，可以使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富有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根基处不是分裂的。它们的互渗，可以为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合理化的社会开辟道路。

【注释】

(1)John Dewe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in：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r.and ed.by Robert W.Clopton，Tsuin-Chen O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3，pp.230-236.

(2)John Dewe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Science”，in：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r.and ed.by Robert W.Clopton，Tsuin-Chen Ou，pp.230-236.

(3)John Dewey，“The Influence of Darwinism on Philosophy”，in：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4，pp.3-14.

(4)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9-458页。

(5)Michael Hampe，Bamberg，“A Pragmatic View of Law of Nature”，in：Die Zukunft des Wissens，Hrsg.von Jürgen Mittelstraβ，Konstanz： Universitaetsverlag Konstanz，1999，S.447-453.

(6)John Dewey，“Science and Knowing”，in：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 -1920，tr.and ed.by Robert W Clopton，Tsuin-Chen Ou，pp.245-251.

(7)同上。

(8)John Dewey，“Science and Knowing”，in：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 -1920，tr.and ed.by Robert W Clopton，Tsuin-Chen Ou，pp.245-251.

(9)H.Reichenbach，“Dewey's Theory of Science”，in：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ed.by Paul Arthur Schilpp and Lewis Edwin Hahn，La Salle Illinoi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pp.157-192.

(10)John Dewey，“Science and the Moral Life”，in：John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r.and ed.by Robert W.Clopton，Tsuin-Chen Ou，pp.37-244.

(11)John Dewey，“The Problem of Truth”，in：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6，pp.12-68.

(12)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533 -534页。

(13)John Dewey，“Philosophies of Freedom”，in：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3，pp.92-114.

(14)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1，pp.8-9.

(15)同上书，第82页。

(16)Larry Hickman，Philosophical Tools for Technological Cultur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89.

(17)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10，p.90.

(18)Larry Hickman，Philosophical Tools for Technological Cultur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153.

(19)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899-1924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Press，2008，Vol.5，p.105.

(20)汪堂家：《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1)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899-1924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Vol.5，p.279.

(22)John Dewey，“The Ethics of Animal Experimentation”，in：The later Works，1899-192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8，Vol.2，pp.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