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念的重审与追问

第二章　“进步”概念的哲学重审

——兼评建构主义的进步观

“没有其他概念像进步概念那样表达了现时代的自我画像和殷切希望。无限的不可遏止的进步的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历史神学。进步概念尤其打上了启蒙运动的烙印，以下的命题预示着这一概念的出现：理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对自然科学认识的提高或多或少自动导致了日趋人道的社会的出现。就此而论，进步就相当于作为历史过程的启蒙。”⁽¹⁾这段话无疑描述了一个历史图景，也表达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包含着对人的理智力量的确信，也包含着对科学的威力的出自内心的信任。进步的观念就像发展的观念那样几乎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但是，当发展的观念引起人们的盲目乐观并因为这种乐观而导致了许多过去未曾料到的难题时，对这一观念进行重审和修正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重审和修正恰恰体现了以发展的眼光看发展的要求。在此，我们也自然要问，我们是否也要以进步的眼光看进步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因为进步观念与发展的观念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两个基本信条。至少从字面上看，发展会让人联想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展，进步则让人想到质的提高。它们都源于人对自身理智力量的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并没有必然的保证。近二十年来出现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观念就是因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的出现而对传统的发展观念所作的修正，它标志着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是可以停滞和中断的，或者说，发展也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国家对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和能源政策的调整就基于这样的认识。

相应地，我们对进步概念进行重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建构主义哲学家们做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工作。他们不仅组织了多次以进步为主题的会议，而且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著来讨论进步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其中《，进步的观念》（Mittelstraβ、Burgen、Mclaughlin编：《进步与精英》，Mittelstraβ，Fortschritt und Eliten.Analysen zur Rationalitaet Industriegesellscha ft，Konstanz，1984，Konstanzer Universitaetsreden）和《作为自由文化的任务的科技进步》（J.Mittelstraβ）等一系列论著集中反映了建构主义的进步观。

正如Mittelstraβ、Burgen和Mclaughlin指出的那样，进步的观念现在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进步不仅解决问题，而且产生问题。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以科学的进步为基础的。但科学的进步也给社会带来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在近些年来的科学哲学中，知识进步的观念不断受到质疑。其原因是，人们可以提供不同的进步标准，从某些方面衡量，人类是进步的，而从另外的标准看，人类却是退步的。在科学知识和科学合理性的方法论标准方面，人们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以致科学哲学家们不得不提出几种合理性的模式，虽然这些模式总体上都倾向于肯定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进步，但对进步的解释和评估却因为采取不同的标准而大相径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一些国家的自杀率非但不见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在一些科学发达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不及一些科学落后地区的人的幸福感强烈。虽然有不少人承认进步仍然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因素，“但进步概念失去了它往日的自明性和表面上的简单性。独立于其历史意义的进步概念现在甚至更多地成为哲学思考和科学思考的主题”⁽²⁾。

一、“进步”概念的前史

按建构主义的见解，进步概念像其他许多概念一样经历了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人们对进步的认识也在不断地进步。“现代人的进步观念的起源与现代经验科学和精密科学的起源是同步的。早期一些谈论进步的人本身就是科学的先锋。”⁽³⁾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现代的进步概念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形成的，它的真正确立要到启蒙运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现代的进步概念没有早期的萌芽形态。考察这些形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进步概念从何处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预知进步概念将往何处去。

英文和法文的“进步”一词（progress，progrès）都是从拉丁文Progressus来的。德文的Fortschritt则是它们的翻译。据著名古典学家Walter Burkert的考证，拉T文的Progressus是由西塞罗首先使用的。它有两个与其相关的希腊词源，一个是epidosis，另一个是prokopé，但这两个词只是当时的时髦用语，并无特别的学理意义⁽⁴⁾。它们大体表示个人能力的长进。而据《新约神学辞典》对Prokopé的解释，此词主要用来描述个人品德方面的“进步”⁽⁵⁾（18世纪末康德对进步概念的阐释就是沿此路径展开的）。在相当长的历史中，这个词几乎没有被用来描述社会或文明的“进步”。正因为这个原因，伯瑞（J.Bury）在1920年写的《进步的观念》中认为古人没有进步的观念。他认为，“传统的古代及随后的时代的智力氛围并非有利于关于进步的学说的诞生。直至十六世纪，进步观念出现的障碍才开始无疑地加以超越，而一种有利的氛围也逐渐准备就绪”⁽⁶⁾。

的确，在西方文化中，就像在中国文化中一样，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历史循环观念和人类退化观念的支配。赫西俄德的《神谱》首次提到人类经历金、银、铜、铁时代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这些价值依次降低的金属来表示那些时代并以时间系列表明它们逐渐退步的特征。犹太一基督教传统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同样呈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旧约》谈到世界历史的创造，《新约》则谈到基督的再次降临和世界历史的终结。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人类的生存状况总体上在不断恶化。在失去的乐园与重新获得的乐园之间，人类的退步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社会思想的基调。尽管如此，古代仍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家提出过人类在短时间内并在某些方面能够取得进步的观点。这些观点成了现代“进步”观念的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被认为开始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启蒙的古希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以致柏拉图在谈到希腊人在工艺上取得的成就时用了epidedokasin（大体相当于“先进”的意思）这样一个词，并认为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古代艺术家简直不值一提（Plato，Hippias maior 281d）。西方医学的鼻祖希波克拉底更是以他自身的成就证明今人的医学水平可以高于古人。他在《论古代医学》和《论医学技艺》中，都提到了医学技艺不断改进的事实并相信将来会继续改进。智者派哲学家们则前无古人地促进了人的自我认识，他们把人作为价值源泉的思想，直到两千多年以后才得到系统化的表述。这一事实既证明了他们思想的超前性，也证明了他们正试图在世界上确立价值等级和人的优越性的观念，这一观念恰恰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激发的乐观主义情绪的最终根源。也正是在智者派那里，教育被视为提高人的理智能力的手段。按Walter Burkert的说法，“老的”或“旧的”一词（archaion）就是在智者派那里渐渐被赋予消极意义的，与此相应，新诗、新音乐、新工艺和新风尚得到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这是对“进步”的反面，亦即“退步”观念所作的首次批判性的反应。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研究城邦时就采纳了类似的思维模式，比如，他认为城邦的繁荣不是靠固守已有的东西来实现，而要靠不断发明新东西来实现。他本人还发明了两个与“进步”一词相近的新词。一个是epitéchnesis，可以大致翻译为“更新”和“升级”；另一个是kekainotai，可以大致译为“崭新的”或“现代的”、“时髦的”⁽⁷⁾。新东西虽然不一定是好东西，但更好的东西一定是新东西。“进步”只有在新东西超过旧东西时才能实现。因此，从修昔底德的想法和他发明的新词中我们可以发现进步观念的萌芽。

然而，除了斯多葛派哲学家Posidonius和塞涅卡以及卢克莱修之外，直到文艺复兴之前，很少有人对与“进步”相关的问题倾注理论上的热情。按照伯瑞的看法，塞涅卡的确相信“知识的进步并且意识到知识进步的价值，但他给知识进步所赋予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给人类的普遍群体带来任何优势。他并不认为它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改进”⁽⁸⁾（也许奥古斯丁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之一）。但他的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前提决定了他只能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他所说的人的精神能力的提高和改进不过是人类堕落和退化的插曲而已。文艺复兴对于“进步”观的意义则在于，它唤起了人的自觉，也促进了人对自己文明进程的关注。由于进步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人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关切使人不得不思考人是否能选择自己的未来，如果能选择的话人将如何选择更好的未来。

在16—17世纪，西方广泛开展的古今之争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也为进步观念的确立提供了崭新的机会。在参与争论的人中，我们不能不提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培根，一个是帕斯卡。培根在《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中对科学技术给人和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变化所作的描述是对进步所作的预言式讴歌或者说是对立足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所作的憧憬与展望。如果这种展望成为社会精英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可以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强烈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它都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要求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氛围。

帕斯卡显然不像培根那样乐观。他引入了进步蕴含退步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在力图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进步。比如，他断言，“通过进步而完善起来的东西也通过进步而消失”⁽⁹⁾。一方面，他肯定了个人的智慧和能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长的事实，因为常识告诉他，人在早年是无知的，但教育和学习会让他不断取得进步；另一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类整体会随科学的进步而取得进步的观念。在《真空论残篇》（Fragment sur le vide）中，他几乎是以欢呼的语气说，不仅每个人在科学上一天天地取得进步，而且整个人类也随宇宙的变老而不断取得进步。那个在思想上一向带有忧郁气质的帕斯卡说出这样的话可谓石破天惊。这在“进步”观念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正因如此，法国非常权威的Littré法语词典就是采用帕斯卡的那段话作为“progrès”（进步）一词的释义⁽¹⁰⁾。

1668年，德里登（Dryden，亦译德雷顿）在谈到科学的广泛影响时指出“，在适当而普遍地加以培植时，没有什么比科学传播得更快了”⁽¹¹⁾。1683年，法国著名科学家封特奈尔（Fontenelle）进一步肯定了培根和德里登的见解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使人有了掌握和利用自然的手段，人的认识能力、对付自然压迫的能力和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会因科学的出现而获得空前的进步。

但按通行的说法，对“进步”这个术语的完整的现代表述要归功于孔多塞（Condorcet）。他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要》（原文为：Esquisse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直译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图景概观》）首次以进步的眼光系统地考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演进。其中，他对科学作用的肯定集中反映在这样一个不断被人引用的句子中“：科学上的所有发现都是人类的幸运（un bienfait）”这就意味着，科学的发现越多，人类就越幸福，人类社会就越美好。孔多塞的观点在启蒙运动时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启蒙运动对进步观念的重构表现在：进步被视为独立于个人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客观趋势，进步与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基于理性能力的运用和自由天性的发挥的进步会成为人的普遍需要和必然要求。尽管同是启蒙思想家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科学非但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败坏道德的前景表示深深的担忧，但启蒙思想的主流最终还是把进步作为一种信条肯定下来并且作为与基督教的末世学和循环史观相对抗的世俗化工具。与此相应，进步概念的使用不再限于知识领域，它被推广到其他诸多领域，以致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政治的自由、民主理想的实现和个人权利的获得被纳入进步的框架之内并作为社会进步的一把标尺。政治上的进步首次以合理化的方式成为对许多人颇有诱惑的基本诉求。

二、“进步”概念的结构与问题

从概念上看，“进步”是与“退步”相对而言的。按通常的理解，进步意味着变好，退步意味着变坏。但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需要一种参照物，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过去的状态而言的。也就是说，变好或变坏的观念已经包含了特定的时空条件。

在空间上，过去是指那个过去了的东西的过去，是承载了过去的某事、某物的过去，是某个空间中的东西及其相关事态的过去。抽象的过去其实只存在于具体的过去之中，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去实际上是指人的过去或与人相关的东西的过去，至多是指在人所生活的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的过去，而不是指别的星球和别的星球可能存在的生命的过去。那些星球的过去是天文学的对象，但它反而是以人世的过去为认识背景和认识起点的。人们谈论那些星球的演化，但不曾谈论那些星球的“进步”。也没有人将“进步”二字与那些星球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就是，“进步”是人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世界所确立的价值校准。

在时间上，传统的进步观念是以线性的时间观为基础的。伯瑞（J.B.Bury）对“进步”概念所作的经典定义就反映了这一点。他说，进步意味着“文明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朝有利的方向前进”⁽¹²⁾。在此，我们暂且撇开进步的未来向度而专谈进步与过去和现在的关联。过去的东西总要留下痕迹，在一定的意义上，现在只是过去的重组。大家知道，抽象的过去是可以无限追溯的，而人对过去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工具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也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可复原性，加深了认识过去的困难。就目前的认识所及，猿人的产生也不过几百万年的时间，相对于已存在几十亿年的地球，那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地球存在的几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经历了怎样的演化，现在依然是谜团重重；在类人猿出现之前，有没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存在过，现在也无从得知。所以，我们至多只能说，人们谈论变好或变坏只是就人所知的过去而言的。随着未知的过去变为已知的过去，比较的时间跨度得以延长，比较的空间范围得以扩展。但进步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从短时段看，进步是一个事实，但从长时段看，进步更多的是一种信念。

不过，进步不单单涉及过去与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涉及未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进步作出评估必须如此。因为在对事物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时，我们已先行地超越了过去与现在，至少我们已在内心里与它们保持着距离。比较只有在进行比较的人与比较的对象保持距离时才有可能。有距离才需要比较，有距离才能进行比较。但比较的尺度每每是作为理想的东西而存在的，事物趋近这个理想的东西的过程就是进步。作为理想的东西自然是可以不断重构的，但它仿佛预悬在我们的前头，烛照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以致它代表着进步的前途本身。所以，著名哲学家、建构主义哲学的长期对话者雷歇（Nicholas Rescher），在《进步与未来》一文中断言：“进步有两个向度：回顾（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和前瞻（我们必须走向哪里）。一般的进步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未来向度。”⁽¹³⁾

可是，未来只是我们想象的对象、思考的对象，当未来到来了，当未来已经为我们所把握，它就不再是未来。未来是与某种预期相联系的。当我们谈论理想、许诺、信念、前途、预见乃至乌托邦时，我们已预想了某个我们所欲奔趋的目标。那个目标如果关联着积极的方面并且优于现有的性质，我们就说趋近这个目标的过程就是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讲，未来是可以朝积极的方向塑造的。按Rescher的理解，认识、评价和行动是人的努力的三个主要领域。相应地，人对未来的首要关切与它的可预见性（predicatability）、受欢迎性（welcomability）、可控性（tractability）相关联。可预见性是指未来在何种程度上是可知的以及可知的范围有多大。受欢迎性是指未来在何种程度上预示着好坏，它给人类的利益与关切预示了什么。可控性是指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塑造未来，未来在何种程度上是我们所能控制的⁽¹⁴⁾。可预见性既与未来的远近相关，也与现有的条件和未来事件的关联程度有关。人所能预见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世界充满了偶然性并且人的生命周期是很短暂的。他所能了解的只是最近的未来。对遥远的未来，他只能做一些假设。因此，人只能在短期范围内谈论未来的进步（比如，我们可以基于现有条件谈论量子通讯或下一代电脑可能是什么，下一代飞船可能是什么）。未来的受欢迎性实际上带有价值评判的因素，未来的好坏程度构成了我们能否作出“进步”判断的尺度。在这方面，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中性的立场都会影响我们的评判和预期。前两种态度我们无需多谈，后一种态度则反映了人们对前景的矛盾心情，即悲观和乐观互杂的预期。悲观的预期会认为事情将向不好的方向前进，乐观的预期会认为事情将向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进步与退步的想法常常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可控性取决于人对未来的认识、人的意志和让事情适应自己意志的能力以及外在条件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容许人的调节能力起作用。预期与控制虽然相互关联，但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情。预期是被动的，你在这里没有影响事物的进程，控制却要影响事物的进程并且要让这种进程体现自己的意志和目标。如果事物的进程符合自己设定的向好的方面转化的目标，我们就说实现了进步。

在此，我们仿效分析哲学的做法对“进步”概念做一下语词分析也许不无益处。既然进步意味着变好，我们当然要问“何为变好？”既然“变好”是“变”和“好”的结合，我们自然要注意“进步”概念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即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一方面，进步是以变化为前提的，这里涉及事实的方面。因为“变”是一种事态，一种事实，它意味着事物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当我们说某物或某人变了时，我们是在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尽管这种描述可能受到主观认识的影响，但无人可以否认某物或某人所发生的变化，毕竟，这种变化是不难通过观察来验证的。另一方面“，好”是一种评价，它不但与人的经验、知识相关，而且与既定的价值标准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受到人的好恶的影响。即便我们用“好”字去描述某种自然现象，如诗人说“好雨知时节”，那也是因为它要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要么符合人的情趣，要么被作为人的愿望的投射，要么被认为体现了对人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实用价值，也可以是审美价值。一般说来，在情感和审美的领域里“，好”的评价比在其他领域更容易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

然而，进步无疑要看结果，但不限于结果，它体现的是从前一种结果到后一种结果的过程。所以，进步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进步”的断言不同于单纯地断定某物、某事或某人“好”。这里所说的“好”其实是比较级的“好”，即“比以前更好”。按著名生物学家艾亚拉（Francisco Ayala）在《可以把“进步”定义为生物学概念吗？》一文中的看法“，更好仅仅意味着更有效率，更加丰富，或更加复杂”⁽¹⁵⁾。我们暂且不讨论对“更好”做这样的定义是否更好。我只想表明，这一定义旨在将“进步”这个多少带有价值论色彩的概念引向描述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或事实科学（factual science）的方向，因为“效率”“、丰富”和“复杂”是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衡量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凭感觉经验来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进步时，我们是把历时性的东西转化为同时性的东西来处理。要而言之，我们所说的进步的主体并非两个事物，而是同一类事物的系列。进步既基于那个事物的系列的同一性，也强化着那个变化了的系列的同一性。时间系列的引入对进步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比喻性用法之外，我们不说某物比另一物进步，我们只是说某物比另一物先进或高级。并且，当我们说某某人进步了，我们通常会想到某人在某某方面进步了。对于进步，人们都能接受的一个基本描述是：进步不仅是量的增多，而且是质的提高。当然，量与质的区分在这里不可绝对化，因为好的因素在量上的增加本身就是进步。

进步也意味着向更好的方向转化，向积极的方向转化，因此，进步是或多或少的改进。由于它离不开比较，它已先行地包含了过去而又超越了过去。用大家熟悉的哲学语言讲，进步乃是一种扬弃。断定某某进步需要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是对两种不能同时出现的前后状态的比较，相对于对两个同时存在的事物进行的比较，这种比较要难得多。因为它意味着将不同时空中的东西放在同一时空中加以审视，准确的记忆和记录在此显得特别关键。进步是通过记忆机制而起作用的。假如没有记忆，进步就无从发现，也无从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对前后状态的比较就是在记忆中进行的，对先前状态的记忆被置于现有的尺规之上，这就是所谓的评估。评估者需要把自身设定为超越过去与现在的旁观者，对过去与现在的全面了解是这个旁观者的任务，这也是进行准确评估的先决条件。只有把自己放到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评估才可能是准确而有效的。因此，对进步及其程度的判断离不开对事物的前后状态的准确了解和对比。

这样一来，当人们思考进步概念时，有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出来：进步有没有客观标准？如果有，它由哪些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在诸多的要素中，哪些要素是最根本的东西？在回答这类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人们从未就进步的定义达成一致。实质上，抽象地谈论进步也是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呢？进步本来就是多义的，进步概念在运用到不同领域时会有不同意义并且起不同作用。我们关心的是，建构主义哲学家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三、“进步”概念的类型学分析

任何概念都需要某种确定性才能将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科学思想固定下来并为他人所理解，也只有具备一定的确定性才能具有自明性和严格性。但概念一旦凝固化，它又会失去吸纳新经验、表达新发现的能力。所以，概念在一定意义上维持某种弹性反倒延续着概念的生命。“进步”概念也不例外。

建构主义哲学家们也承认，进步概念虽然问题多多，但我们又不能不用。哲学最需要做的是澄清这一概念。这样便于我们在该用的地方恰当地使用这一概念，在不该用的地方果断放弃这一概念。据沃尔特（Wolters）的研究，“进步”一词针对完全不同的对象会呈现很不相同的意义。比如，它可以用于理论、形势、制度、时代、器具、能力、有机体，等等。如果不针对具体情况澄清词义，我们就会误用和误解它们。他把那些东西统称为“现象”。但现象本身无所谓进步，现象只是“涉及至少一种特征，这种特征因某种原因对某人显得积极、有利或更好。进步意味着这种特征或这些特征分别在量上或质上获得增长。同一种现象的其他特征，包括那些有利的特征，可以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¹⁶⁾。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进步只是就某物的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言的。比如，理论的进步意味着它在统一的能力、范围或经验的内容方面有所提高或扩大。交通工具的速度提高了也被认为是进步。有时，人们在“进展”的意义上使用“progress”一词。在中文里“，进步”是褒义词，而西文中的“progress”（ progrès，Fortschritt）也可以用来描述消极的东西，如进行性疾病。但本书不在消极意义上使用此词。

Wolters引进了类型学方法对“进步”概念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多少也带有建构主义的特点，因为建构主义总喜欢对一些模糊的东西进行分解，然后，按一定的模式进行重构。在Wolters看来，一种类型的进步现象构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按两种方式排列：一是按时间；二是按性质的程度或数量排列。在时间上，进步是指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大的现象。Wolters把这种系列称为进步类（progress class）。进步类可分为“强进步类”（strong progress class）和“弱进步类”（weak progress class）。强进步类是指连续地、不间断地向更好的目标前进的现象；弱进步类则是指不连续地向好的方面前进的现象。

让我们先来讨论弱进步类。弱进步类之所以被称为进步，是因为它在总体上代表了进步倾向。比如，太阳能汽车就速度而言现在还无法与其他汽油驱动的汽车相比，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它比其他汽车在技术上更进步。弱进步的概念并不一定考虑在某些情况下事物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它旨在表明进步中有某些退步现象。连续的进步在特定时段内是可能的，但几乎所有事物都不可能永远进步下去。就此而言，我们所说的进步其实是相对的。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进步都属于弱进步类。这类进步类在前进中有时发生倒退，或者在某些方面发生退化。这一点在生物界非常明显。

比如，从地质年代看，有机体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导致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物有百分之九十五都灭绝了。即便是同一个有机体，它在某些方面进化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却退化了。蝙蝠和土拨鼠就是最好的例子。相对于他们的哺乳类祖先，它们的视力退化了，但相对于鱼和其他某些爬行类动物它们却进步了。而人除了手更灵活和大脑更复杂之外，其他器官大大地退化了。在近50年中，人的眼力和生殖能力在一些国家更是退化得厉害。也就是说，人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是以另一些方面的退步为代价的。但Wolters认为，从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的观点看，“进步”并不是生物演化的普遍特征。

那么，强进步类的特性和结构又怎样反映出“进步项”之间的关系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里的“进步项”概念（这是我本人使用的概念）。所谓“进步项”是指构成进步链条的每个环节。比如说，假定事物由A，B，C，D进展到F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其中的A，B，C，D，F都是进步项。强进步类涵盖了所有同类的现象，“因此，强进步类是按线性方式排列的集合”⁽¹⁷⁾。在这里，后面的进步项相对于前面的进步项而言都是一种提高和改善。如果强进步类的最后一个进步项是界定进步的最终因素，那么，这个进步类就被称为目的进步类（purposive progress class）。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进化论是以人作为生物进化的最终因素的。

按包含的进步项的多少衡量，进步类又可进一步分为普遍的进步类和特殊的进步类。Wolters说，前者包含某类现象的整个系列，后者则仅仅包含整个现象系列的特殊阶段。既是强进步类又是普遍进步类的例子不多。绝大多数进步类属于特殊进步类。进步并非单子式的述谓关系（比如，说“A是进步的”，“B是进步的”就属于这种情形）。用形式化的方式说，我们无法简单地断言现象Pn是进步的。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即简单情况和复杂情况。

在简单情况下，现象Pn至少与同一进步类中的一种现象Pm相关，Pn与Pm具有至少一种相同的“积极”性质Ci并且呈现增长趋势。比如，与黑猩猩相比，智人在脑的体积、智能和适应能力方面是一种进步，但在爬树方面，智人显然退步了。在此，把一种因素挑出来作为“积极”的因素难免有主观性并且涉及价值判断。不过，主观性并非任意性。

在复杂情况下，讨论某种进步类的现象需要更为全面的进步概念。它也涉及更为复杂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妨假定，现象Pn至少与同一进步类的一种现象Pm相关，与后者相比，前者在积极性质Ci方面是进步的，这种积极性质在价值上超过了这两种现象所共有的消极性质。Wolters给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我们通常将旅行的速度和舒适程度作为“旅行安逸”这种进步类的两种特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舒适程度上，乘火车从苏黎世到莫斯科比乘马车到那里都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你乘飞机的经济舱就没有乘火车的头等舱那么舒适。这样看来，乘飞机反而不占优势。但是，乘飞机的经济舱毕竟只有短时间的不舒适。所以从总体上看，乘飞机旅行比乘火车旅行在安逸程度上是更为进步的旅行方式。如果我们选一些别的特征进行比较，情况就有些不同。比如，你乘火车比乘飞机可以看更多的风景⁽¹⁸⁾。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要评价进步就不能不选择评价标准，选择要评价的特征并且要考虑多重因素。当我们使用“进步”一词时，我们已经在对现象进行归类。在逻辑上讲，“进步”是关系谓词，至少是三阶谓词。当我们说“进步”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在进步，相对于哪个东西进步了，在哪个方面或哪些方面进步了。对选择的特征进行评价当然与我们选择的角度、选择的方式有关，因此与主观因素有关。但选择绝非任意的安排，因为对选择的项目可以验证并要提供根据。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不断看到人们试图淡化进步标准的主观色彩并试图把进步归结为可以定量描述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为主观因素的客观化过程。(www.chuimin.cn)

在上一节，当我们引述Ayala对进步的定义（即进步意味着比以前更好，而“更好仅仅意味着更有效率，更加丰富，或更加复杂”）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努力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对生物界来说，在许多情况下，Ayala的定义可能是个不错的定义。但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里，这个定义未必适用，因为不少人感到，更简单反而让人感到更好。即便在某些物种那里，进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复杂。比如马在进化过程中由五个脚趾变为一个脚趾反倒更便于奔跑。因此，其他一些进化生物学家对Ayala的进步标准做了修正和补充。如把生物进化中的进步定义为占支配地位的能力、侵入新环境的能力、在适应中的替代与改进能力、控制环境的能力的提高，以及专门化的增加，一般能量和生命活力的增加、适应环境的范围和种类的增加，等等⁽¹⁹⁾。这与其说是进步标准还不如说是对相关特征的现象描述。其目的是尽量降低“进步”概念的价值论色彩。Ayala本人也已注意到这些补充和修正并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为摆脱对进步的上述定义反而使事情越来越复杂的局面，Ayala干脆把进步归结为“获得和处理环境信息的能力的增长”。我以为这个带有还原主义特点的定义是以人作为进步的最高标准并且过于简单化了。获得和处理环境信息只是生物活动的第一步。对人这种高级生物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他又修正说，进步意味着获取环境信息并相应地作出反应的能力的提高。

作为康斯坦茨学派的哲学家，Gereon Wolters敏锐地发现将“进步”概念引入生物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他不明白，生物学既然有了进化（evolution）概念，为何还要用一个更加模糊的“进步”（progress，此词后来也被翻译为“生长”或“进化”恰恰是为了向进化论靠拢）概念来说明进化过程。在他看来，将进化过程称为进步过程并不能给生物学提供多少新的知识，相反，只会给生物学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困扰。从历史上看，将“进步”（progress）这个概念引入生物学的人恰恰不是别人，正是创立进化论的达尔文。他在1859年问世的《物种的起源》中指出“，由于自然选择只是通过每种存在物的好处并为了其好处而起作用，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能力往往会向完美的方向进步”⁽²⁰⁾（“And natural selection works solely by and for the good of each being，all corporeal and mental endowment will tend to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很可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进化论，达尔文引进了这个在当时已很时髦但也很模糊的词来说明生物现象。这也再次证明了爱尔兰根学派一贯坚持的观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有着日常经验的根源。通过对这些经验的说明和解释，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概念与生活世界的深刻联系。像Wolters一样，Ayala也已经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他甚至说“：如果将‘进步’一词从科学论著中清除出去，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进步概念似乎无可挽回地深深扎根于现代人的思维范畴之中，因此很可能继续存在于生物学中。”⁽²¹⁾他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对“进步”概念的矛盾心情——用之麻烦，弃之可惜。正是这种心情促使他做了不少努力来重新定义“进步”概念。

四、余论：进步的两面性

进步是手段还是目的？或者，进步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吗？对建构主义而言，我们只有从不同角度去提问题，才能对进步概念有一种完整认识；也只有从不同角度提问题我们才能把握进步的广泛意义。人类的进步并非以个体理智能力的总和来衡量。社会的普遍进步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但进步本身并非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人的进步是以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的提高为标志的。进步既是人的信念，也是基于观察和比较而确定的向好的方面过渡的进程。人是唯一既作为进步主体又作为进步对象的存在物。由于建构主义者眼中的对象是通过人建构出来的，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进步的对象（至少部分地）源于进步的主体”⁽²²⁾。这样一来，对进步的研究最终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上来。由于人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得不回到第二节最后一段所提的问题，即“进步有没有客观标准？”如果有，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有什么关联？

一些建构主义哲学家，如卡姆拉（Kamlah）和Mittelstraβ，曾从政治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进步问题。在前者看来，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不仅体现在生的方面，而且体现在死的方面。只有拥有死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与尊严才是真正完整的，也只有拥有死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与尊严才能真正实现。为此，他很早就提出了“死亡权利”概念。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对人的自主性概念和自由概念的重要补充，因为它将人由被动性的等待者变成了主动性的出击者。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的自我主宰、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的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能力最终是通过死的能力来检验的。活得好好的人没有必要去死，并且极少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去死。但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在生命质量极端低下的情况下，死的勇气和死的意志可以守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在近代以前，人们很少关注这个问题。近代以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提高也被作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Mittelstraβ看来，今天，进步已不再是幻觉，而是现实。“不是进步属于世界，而是世界属于进步。”⁽²³⁾但进步不是直线性的，它的表现方式在不同领域是极不相同的。进步在某些领域（如医学、生产工具的制造）是明显的，在某些领域（如文学）则不那么明显，在另一些领域进步概念甚至根本不适用。因此，重要的是确定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在物质层面，我们比较容易谈论进步，因为我们能相对容易地找到比较的标准。而在精神的层面，我们很难确立这样的标准。其原因在于，“向好的方面转变”在这个领域容易受主观好恶的影响。审美领域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现代建筑的技术含量无疑更高，但我们很难说现代建筑比古罗马的神庙更美。但无论如何，人类的认识能力、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一直在取得进步确是无法否认的经验事实。即便是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知识依然在取得进步。如果确认人是进步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看作开放的对象，“人”的进步观就与人的自觉或自我理解有关。我们目前谈论的进步是以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因此，开放的进步观与开放的理性观密切相关。从个体层面看，古希腊人的喜怒哀乐与今天的人没有大的差别，但今天的人的计算能力是古人远远没法相比的。从社会层面看，进步虽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最终取决于有意志的人的理性选择和努力。社会精英成了理性能力的普遍代表。他们浓缩了人类的普遍经验或集体经验，并将它们与个人的理性能力结合起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社会精英们引领时代潮流，集中大家的智慧并发展人的普遍的理性能力。正是凭借这一能力，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人的理性能力只有在科学技术领域才找到了最大的用武之地。科学的产业化为这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生活的动力，从而使科学的追求成了社会的需要。使人的理性能力得以发挥的中间环节就是技术和经济⁽²⁴⁾。当技术思想成为科学活动的本质时，人的大脑仿佛得到了扩展，手脚仿佛得到了延伸。所以，从人类学的立场看，科学技术通过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而丰富“人”的内涵，改变“人”的形象并促进人的进步。但Mittelstraβ反对科学研究过分产业化，其原因是他担心过分的产业化会导致急功近利，会使人们放弃那些暂时还看不到应用前景但其价值要很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科学研究。同时，“希望科学进步的人虽然能以一定的方式谋划科学的进步，但他无法强制实现这种进步。希望拥有精英，特别是科技精英的人也必须为使他们发挥作用留下余地。所有这些意味着，科学的产业化如果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天命，就不会促进科学的进步，而会阻碍科学的进步”⁽²⁵⁾。

科学技术是人的工具，而进步首先在于人的工具能力的完善，虽然这种能力的提高并不总是伴随道德的完善。从根本上讲，科技的进步无疑表征着人的能力的进步。鉴于科学发展是可以进行衡量的，建构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今天，科技进步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是当代自由文化的任务。科技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现代文化的本质。没有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的自由文化就会丧失自己的理性本质，也会丧失自己的自由本质。

但是，在科学的量的积累和质的转变之间一直很难找到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科学革命实际上已经昭示了知识的质变对进步的意义。科学作为知识的重要存在形式无疑对理解进步具有典型意义。但知识的增长与人控制未来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这是因为知识的增长与知识的运用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距离。况且，知识的不合理使用非但不会带来进步，相反，会造成对原有东西的破坏，乃至毁灭。所以，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的增长只是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后果并不都是好的。随着作为研究者的人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科学进步的悖论正变得日益明显。“科学技术世界的复杂性及其问题是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增长的。”⁽²⁶⁾由于进步既解决问题又制造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进步。科学的合理性理论表明，只有伦理的定向才能使科学进步的悖论有克服的希望。

【注释】

(1)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7，p.Ⅸ.

(2)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Introduction”.

(3)Georg Henrik von Wright“，Progress：Fact and Fiction” ，in：Idea of Progress，1997，pp.1-18.

(4)Walter Burkert“，Impact and limits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ntiquity”，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19-46.

(5)参见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Ⅵ，Sttutgart，1959，S.703-719.

(6)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

(7)Walter Burkert“，Impact and limits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ntiquity”，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19-46.

(8)Cf.Th.E.Mommsen，“St.Augustine and the Christian Idea of Progress”，i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 ，12，1952，346ff.

(9)帕斯卡：《思想录》ⅩⅩⅣ，96。

(10)E.Littré，Dictionnairede la langue Française，pp.130-133.

(11)A.C.Crombie，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3 vols.，London：Duckworth，1994，p.43.

(12)A.C.Crombie，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3 vols.，p.1776.

(13)Nicholas Rescher，“Progress and the Future”，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103-119.

(14)Nicholas Rescher，“Progress and the Future”，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103-119.

(15)Francisco Ayala，“Can‘Progress’be Defined as a Biological Concept？”in：MathewNitecki，（ed.） Evolutionary Progress，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75-96.

(16)Gereon Wolters，“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201-217.

(17)Gereon Wolters，“The Idea of Progres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201-217.

(18)Gereon Wolters，“The Idea of Progres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in：Arnold Burgen，Peter McLaughlin，Jürgen Mittelstraβ，（ed.），The Idea of Progress，pp.201-217.

(19)Francisco Ayala，“Can ‘Progress’be Defined as a Biological Concept？” In：Mathew Nitecki（ed.），Evolutionary Progres，pp.75-96.

(20)Charles Darwin（1859），On the Origin of Species，ed.by Ernst May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89.

(21)Francisco Ayala，“Can ‘Progress' be Defined as a Biological Concept？” in：Mathew Nitecki，（ed.） Evolutionary Progress，pp.75-96.

(22)Jürgen Mittelstraβ，Leonardo-Wel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2，S.18.

(23)Jürgen Mittelstraβ，Die Haeuser des Wissen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8，S.71.

(24)Jürgen Mittelstraβ，Fortschritt und Eliten.Analysen zur Rationalitaet Industriegesellschaft，Konstanz，Konstanzer Universitätsreden，1984，S.27ff.

(25)Jürgen Mittelstraβ，Die Haeuser des Wissens，S.201.

(26)Jürgen Mittelstraβ，Leonardo-Welt，S.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