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可免试入学的原因与效果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基于以上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支持“可免试入学”改革的行列中,主张抛弃标准化考试这一最初由私立大学设计、旨在将高社经地位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尽收囊中、带有社会偏见与歧视的旧的“黄金罗盘”,创新出适合21世纪的招生方法。

尽管美国的大学享有高度的招生自主权,招生标准、规模及运作完全由各校招生委员会自主制定,且录取评审指标多元,但在招生实践中,标准化考试分数逐渐成为凌驾在大学招生自主权之上的“无冕之王”,自1926年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标准化考试分数便成为美国大学近百年录取新生深为倚重的“黄金罗盘”。截至目前,标准化考试分数仍被美国2400多所四年制大学视为录取抉择的最重要依据,并且一直是颇有影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座上客”。

正如统一高考在中国饱受非议一样,标准化考试在美国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近20年来,不断有学校改革入学政策,逐渐弱化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部分大学甚至完全实行所谓的“可免试入学”(Test-optional)政策,SAT或ACT成绩不再是必须提交的申请材料;有的大学则实行所谓的“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政策,要求申请者不要提供标准化考试分数。

实行这一改革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其一,标准化考试成绩对预测大学学业成绩效果甚微。既然标准化考试分数是大学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人们自然期望它能很好地预测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表现、按时毕业率乃至未来职场前景。然而研究者发现,标准化考试分数对大学学业成绩的预测力实际上微不足道,即使根据考试开发者自己提供的数据,标准化考试分数的预测度充其量也只有两成,意味着大学学业表现的绝大部分程度无法通过标准化考试分数有效预测到。如果把这样一种预测度很低的标准化考试分数作为大学录取新生的“黄金罗盘”,则大学招生所倚重的实际上是一个“找不着北”的无效罗盘。^[9]

相反,人们发现,高中成绩比标准化考试分数能更好地预测大学成绩和毕业率,正如加州大学荣退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和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家索尔·盖泽(Saul Geiser)所认为的:“高中学科成绩的总平均绩点被证明是大学成绩的最佳综合预测指数,无论高中的品质或类型如何。”^[10]这一点已被许多相关成果所证实,其中,以考试机构自身主持的研究项目的证实最具说服力。主办SAT的大学委员会在一些写给统计行家看的专业性文章中,承认高中成绩对大学学业预测最为重要,但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出版物中,他们对真相却采取了选择性取舍态度,声称标准化考试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11]

为了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证据,美国的统计学家还进一步对标准化考试分数在高中成绩对大学业绩的预测水平基础上的增值情况进行探究。他们采用线性多元回归方法并通过建立模型,来测量SAT和高中成绩对大学学业解释功效的贡献度(即模型里所谓的决定系数)。与SAT有着密切利益关联的考试业界,声称发现决定系数有8个百分点的提升,即从单一高中平均绩点的决定系数13%提高到附加SAT后的21%;^[12]但独立研究者多认为仅有2%的增长,无论是SAT或ACT,都未能在高中平均绩点的决定系数基础上增加几个百分点。相比于考试产业在考试准备和管理费用等方面每年耗费美国人数十亿美元之巨,研究者们认为这点可怜的增加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13]

其二,标准化考试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美国不少学者认为标准化考试带有歧视性质,将社会淘汰“粉饰”为学术淘汰,窄化了被录取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种族来源多样性,大学入学越倚重它,对少数族裔、女性及低社经地位青年就越不利。^[14]而且,标准化考试分数在性别与种族之间存在的差异,远非考试不公平问题的全部,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与考试分数之间也有很强的线性关系,即学生的家庭收入越高,标准化考试平均分数也越高:那些来自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贫寒家庭学生,考试分数比来自4万～5万美元中等年收入家庭的学生低100分;来自中等年收入家庭的学生,考试分数又比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家庭的学生低200分。^[15]加州大学的统计学家索尔·盖泽(Saul Geiser)和玛利亚·森迪莱斯(Maria Santelices)2007年曾对SAT词汇和数学两部分的分数与家庭收入进行相关性研究,也证明了标准化考试分数承载着社会不平等:“SAT词汇部分与家庭收入在．32水平上相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在．39水平上相关;数学部分与家庭收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别在．24与．32水平上相关。而高中平均绩点与家庭收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却分别只在．04水平与．06水平上相关。”^[16](www.chuimin.cn)

鉴于标准化考试分数与家庭收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而高中成绩却与后两者几乎无关,标准化考试的反对者们极力推崇以高中学业表现取代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依据。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负责招生事务的副教务长布鲁斯·沃克博士(Bruce Walker)曾发布过多份关于“10%解决方案”的研究报告,阐释高中排名是预测大学成绩和毕业率的绝佳且可靠指标:“位列任何高中毕业班前10%的成绩,可以使年轻人克服来自低收入贫寒家庭、父母无高中文凭以及就读低水平高中等劣势。在得克萨斯大学,那些来自年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最低收入家庭以及毕业于官方认为是最差高中的成绩排名前10%的年轻人,其学术表现要强于那些高中成绩排名在10%之后、毕业于模范高中、来自高收入且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学生。”^[17]因此,以高中成绩来录取学生,被认为既有助于提升大学校园种族与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程度,又有助于低社经阶层学生获得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

基于以上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支持“可免试入学”改革的行列中,主张抛弃标准化考试这一最初由私立大学设计、旨在将高社经地位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尽收囊中、带有社会偏见与歧视的旧的“黄金罗盘”,创新出适合21世纪的招生方法。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曾经坚定信奉并坚决主张运用智力测试来筛选大学新生的默里^[18],如今转而提倡废除标准化考试:“证据压倒了一切……我坚决主张SAT必须终止。不仅仅是弱化其重要性,而是不再实施。……SAT分数原本应成为底层大学前进的信号灯,结果却成了顶尖大学炫耀的资本。”^[19]

在过去20年间,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进行了“可免试入学”的改革尝试,截至2014年,已有800多所四年制大学(占该类大学总数1/3)在招生中部分甚至全面实行了“可免试入学”政策,其中不乏高水平大学或文理学院。^[20]因改革效果良好,“可免试入学”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Thomas Espenshade)和张杨松(Chang Young-Chung)通过建立统计模型,来预测“可免试入学”政策对新生的社会构成和学术能力产生的影响,以此判断这一新政到底“是不是赢家”。研究结果预言,无论私立或公立大学,在终止使用标准化考试分数、改而采用高中成绩和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考试分数作为录取依据后,将会招录到社会构成更多样、学术能力更强的学生。^[21]这一预言正在一些进行改革试验的大学中成为现实。

以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为例。2009年,维克成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前30所精英大学中唯一采行“可免试入学”政策的大学。新政策实行前,维克的高年级学生只有6%为有色少数族裔;实行后招收的三届学生中,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学生比例增至23%、亚裔学生增至11%、父母双方均未上过大学的所谓“第一代大学生”比例猛增至11%、家庭收入接近贫困线的佩尔奖学金获得者的比例翻番至11%。从入学新生的高中排名看,居前10%的人数比例由2008年的65%上升到2011年的83%。^[22]新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降低维克的品质与学术声誉,反而因生源成分更加多样而使校园更具活力与吸引力。因此,维克实行的“可免试入学”被认为是一个既利于提高生源品质又利于提升招生公平性的“双赢”政策。

除了依据高中成绩和AP课程成绩来选拔新生,也有一些学校尝试采用其他方式来甄拔生源,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尝试采用非认知性考试“彩虹项目”(Rainbow Project),来评估申请者的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发现,与SAT相比,这些非认知性考试对学生大学成绩和保留率有更强的预测力,而且更加公平,考试分数也没有性别或种族差距,有助于提高弱势阶层子女的入学率。^[23]

高考制度改革：可免试入学的原因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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