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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分布及负面效应-高考 在教育与社会之间

【摘要】:一言以蔽之,高校招考的“分分计较”“唯分是取”格局从总体上没有改变,高考的利害性仍高度集中于考试分数,高考的负面后效仍顽固地存在。为了证实高考的负面后效,笔者于2012年4月至5月期间,在福建、广东、河南、贵州四省市的八所不同层次的高级中学,发送《高考后效问卷》1940份,前测问卷为40份,回收有效问卷1291份,有效回收率为67.9%,答卷的男女生比例为9∶10。

与科举成为古代社会重心相类似,高考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由于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不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尚低,处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让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高等教育意识尚未普及,高考的社会影响较为有限。恢复高考后,“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使更多学子受惠于高考,社会对高考的关注也日渐深广。尤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竞争重心日益上移,高等教育成为许多人参与社会竞争的起点,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日渐强烈,对高考这块接受高等教育的“敲门砖”也就格外关切。从国家的角度看,高考作为我国当今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在担负选拔高校新生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促进教育改革、提升社会文化、稳定政治秩序、促进社会流动等多项社会功能,由此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17],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从个人的角度看,高考事关考生前途命运之大体,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政治和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因此,世界上鲜有像东亚这样如此重视高考的地区,而在东亚诸国中,又鲜有像中国这样重视高考的大国。每年高考期间都会出现诸如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高考也因此被称为“举国大考”。高考改革作为“社会焦点”,不仅政治领域对它青睐有加、学界关于它的争论“剑拔弩张”,媒体的高考报道也可谓“狂轰滥炸”,民众对它的街谈巷议更不辍于耳。[18]

高考自1952年建制以来,统一考试成为高校招考几乎唯一的形式长期不动摇,高考分数成为评价考生、录取新生几乎唯一的依据。由于评价标准单一、录取制度刚性,高考的利害性高度集中于考试分数上,高校基本上没有招生自主权并因此缺乏招生能力,中学教学也陷入“片追”与应试教育的泥潭不能自拔,造成许多教育弊病。为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先后进行了保送生制度、春季高考、广西本专科分开高考、分省自主命题、自主招生、“3+X”科目、标准化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加分等涉及高考形式、内容、录取等方方面面的多样化改革试验。但受传统观念与惯性、诚信水平与机制、招考能力与力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推进缓慢,理想与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保送生制度与高考加分政策因饱受非议而规模严重“缩水”;春季高考几近消亡;本专科分开高考无疾而终;分省命题省份规模多年未变;自主招生在“戴着镣铐跳舞”;综合素质评价难以由“软标准”变成“硬条件”……一言以蔽之,高校招考的“分分计较”“唯分是取”格局从总体上没有改变,高考的利害性仍高度集中于考试分数,高考的负面后效仍顽固地存在。

为了证实高考的负面后效,笔者于2012年4月至5月期间,在福建、广东、河南、贵州四省市的八所不同层次的高级中学,发送《高考后效问卷》1940份,前测问卷为40份,回收有效问卷1291份,有效回收率为67.9%,答卷的男女生比例为9∶10。问卷设计了27个问题,从高中生课程与教师的看法、家庭成员对考生的影响、考生的高考利害意识以及焦虑情绪、对作弊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对多元评价的看法等五个维度进行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同时,对部分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进行了访谈。此外,笔者还通过为本科生授课及布置作业等,获取了一些关于高考评价的第一手资料。调查结果表明,正在朝向多样化改革的高考制度之负面后效依然严重,给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身心健康、价值观念、行为、个人兴趣与人生规划等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是片面应试、牺牲兴趣。从笔者所掌握的部分高中的课程表来看,高一课程表中除了有高考所要求的9个考试科目,还列有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校本选修等与高考关系不密切的科目。但进入高二高三后,有些高中便备有两个版本的课程表:一个是课程齐全、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表,用以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一个是在升学率压力下,高中内部制定且实际施行的课程表。前者中诸如体育与健康、音乐选修、研究性学习、校本科技等富含素质教育气息的课程,在后者中则难觅其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表被语文、数学英语等高考科目所充斥。一位大学生在回忆高中生活时说,他的中学第一个特点是应试倾向明显:“只有高一才有美术课、音乐课,而且经常被主科教师挤占或无故停上,存在与否已无甚意义。计算机课只有在会考前一段时间才会突击上课学习,目的仅限于通过会考。高一高二每周会有短暂的一节课时间用来全年级体育活动,不过经常取消。体育课从高一开始就一天比一天少,到了高三甚至完全取消。高三一年下来竟然没有一点课外活动时间。”[19]

对于这一现象,受访的多数家长表示支持,教师们则有点无奈,认为高考竞争如此激烈,只能全力备考,实在是无暇旁顾。对于综合素质评价这一部分的要求,教师们往往统一给学生评为“合格”,让学生们无需将精力花费在与高考没有密切相关的课外活动上。一位同学回忆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说,现在学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别提什么综合素质,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综合素质可谈’。”[20]

某些省份如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为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备战高考,许多中学都实行封闭式管理,且学习强度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每个月只有两天放假时间,每两周学生回家一次:“我们每天大概早上5点多起床,学校规定是5点50分要进入教室开始早自习。学习到7点下课,然后我们去吃早餐。7点30分之后进入教室,上一节小辅导课,然后开始上正式的课程。早上四节正式课,下午三节正式课。我是文科班,主课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高一、高二的时候每星期有两节体育课,进入高三之后每星期只有一节体育课,其他时间都是上这些主课。中午吃完午饭,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但是我经常牵挂着学习,很多时候我都睡不着觉。下午再上三节课,吃完晚饭之后上三节晚自习。晚自习的时候会有老师指导,有时候老师会讲一些试卷或者练习。晚自习结束的时间是10点10分。一般要到10点40分之后才睡觉。”[21]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有的学生在表示理解的同时又很无奈:“其他人都这么学,我们就必须也这么学。很残酷,但是没有办法。”有的学生则说:“现在的家长一半以上都认为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考不好就前途一片黑暗,暗淡无光。现在的高中老师纯粹是为了提高升学率而教学,很少有老师是教书育人的。”[22]

由于中国大陆的高中普遍实行应试教育,采取“题海战术”,许多人抱定“成绩要上去,不下题海游上几圈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因此想方设法让学生从小练就一身畅游“题海”的过硬本领。殊不知,这“日日考,月月考,年年考”的题海战术,却会把学生“烤糊烤焦”,从而产生厌学情绪,高中生很难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主宰自己的校园生活,处于被迫学习的状态。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34.5%的人觉得高中课程枯燥,20.8%的人觉得非常枯燥,只有14.6%的调查对象觉得课程有趣。在学生看来,所谓的个人兴趣、人生规划等都是高考之后再考虑的事情。有位受访高中生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老师,原因是“当老师比较清闲,比较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可以爬爬山,可以开个小店呀。现在高中实在太忙了,没有空闲的时间,这些事情都是奢望了”,“现在我们整天都是做题看资料,都没有空闲的时间。如果我进了大学,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些我感兴趣的书籍,比如历史、文学等等。另外,我也希望当一个志愿者,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特别是那些老人,非常可怜。还有就是做一些兼职,补贴家用,减轻父母的负担”[23]

其二是精神负重,心理焦虑。对于多数学生尤其是贫寒子弟,高考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主要乃至唯一渠道,他们的高考行为承载着许多外在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如果处理得当,也会变成动力:在回答奋力备战高考的动机选项上,76.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为最高比例。受访对象表示:“我觉得父母对我的期望是我努力学习的最大动力。家人为我付出这么多,我希望用好的成绩让他们开心快乐。另外,他们也希望我有一个好的未来,以后能够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出身农村,对我来说,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要回家务农,像父母那样生活得很累。所以,高考是非常必要的,给了我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从小学习就比较好,父母对我的期望非常大,所以我一直努力学习。父母是我学习的最大动力。他们觉得我一定能够考上大学,我也觉得考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们村的人都说我是个大学坯子。我一回去,他们就说:‘大学生回来了。’反正,我就是努力学习,其他的我都没有想过。我老爸对我说:‘你长大以后就在办公室里批改文件。’这就是我们农村里大人们的想法”,“我的学习动力主要是来自妈妈姐姐的鼓励、大环境下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同时,我希望高考让我有高学历、好工作、高薪,并让家人过上无忧无虑的优质生活。”[24](www.chuimin.cn)

当然,更大的压力和焦虑还是来源于考生的学业成就及其对高考的把握程度。笔者的调查显示:学生的焦虑程度总体偏高,19.8%的人觉得自己非常焦虑,52.1%的人觉得自己焦虑,只有10%的学生觉得没有焦虑。在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等,高强度的备考和较低的大学录取率给学生带来了比其他省份学生更大的心理压力:“我感觉,现在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心理感觉特别累,压力特别大。有时候我就在想,难道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真的好累,有时候我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25]133位来自河南的调查对象较为认真地回答了问卷的开放题,许多学生认为较低的录取率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压力但也有动力,压力有时很烦躁。”“决定着人生,考不好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往下走。”“紧张焦虑,烦躁不安,心里没底,心慌慌。”……[26]

一些大学生在回忆高中生活时,谈得较多的也是压抑或焦虑。“从自我的感受来看,备考阶段并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更多的是压抑,还有不时的焦虑。备考的生活很简单但却很累人,生活的轨迹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学校、家,还有每天来回的公交线”,“那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枷锁,使你的心一刻也离不开即将到来的两天考试。而这个枷锁的名字变叫作压力。当压力从老师手中抛给家长再抛到你手中时,你所面对的便不只是学力造就的成败,而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对人生的一份自信”。[27]高考季节被喻为“黑色七月”或“黑色六月”,正是对高考带来精神压力与心理焦虑的形象诠释。

其三是弊风严重、诚信受损。从古到今,考试舞弊犹如一个难以根治的“毒瘤”,始终影响着考试制度的健康发展,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托福以及各种证书考试的舞弊事件层出不穷、舞弊花样翻新迅速,与广大考生乃至其家庭命运休戚相关的高考制度就更难逃此厄运。

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江苏灌云便出现了大面积改动成绩、打压合格考生的恶劣舞弊事件。[28]此后,随着考试竞争的加剧,舞弊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不仅个体性舞弊事件多发,群体性舞弊也频发不断,湖南嘉禾事件、吉林松原事件、广东电白事件、安徽砀山事件……有的地方的替考传统甚至在20年以上。[29]群体性舞弊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使被誉为“教育领域最后一块净土”的高考制度的社会公信力严重下降。迄今的60年历程中,高考的舞弊手法与防弊措施始终在“斗智斗勇”中不断高超与严苛。由于高考实行全国统考,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高科技手段的推广,考试舞弊的风险倍增,防止作弊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一个小的考试舞弊事件甚至触发了高考制度的大改革。2003年6月南充试卷失窃事件便成为次年高考推行大范围分省命题改革的“导火线”。2004年5月20日,教育部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提高了可操作性,加大了处理力度,将考生可能发生的违规行为具体分成“违纪”9种和“作弊”14种,将监考等考试工作人员可能发生的违规行为具体分成“违纪”9种和“作弊”10种。2012年1月,根据考试形势的发展,教育部又发布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细化了考试违规行为的划定并加大了处理力度。此外,根据近年来高考考试中出现的新问题,修订后的办法还明确了“‘非法获得加分资格’推定为考生实施作弊行为的认定”等条目。与此同时,各地在新办法基础上相继出台了更严厉的规定,如摄像头360度监控,手机手表禁入考场,水杯笔袋必须透明……2012年的高考也因此被戏称为“史上最严高考”。[30]

从笔者的调查看,学生平时考试的作弊现象时有发生,当被问及平时考试舞弊现象发生的频度时,25.8%的人认为经常出现,9.1%的人认为有很多,10.4%的人认为非常多。那么,高考的情况又如何呢?当被问及“同学会不会买答案”这个问题时,61.1%的人认为肯定会,21%的人认为可能会,由此推知,高考的作弊行为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位2008年参加高考的大学生回忆了他的高考经历:“从来没有想到,我的高考竟然像一场闹剧……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那场恐怖的经历。当时在考数学,离交卷还有15分钟的时候。第一组最后一排的那个男生突然站起来,跑向前面倒数第三排的男生(他或许是好学生吧)。不容分说,和那个同学撕扯起卷子来,无奈,好学生只得把卷子让人家拿走。5米之外的老师目睹了这一切。他只是过去,呵斥着把卷子从那个同学的手中要了回来,没有其他的话。考场里经过死一般的短暂沉寂后,突然骚动了起来,前面的人转到后面,后面的人趴到左边,纸条从这边飞到那边,失控了,而老师始终沉默着。我全无心思做题,只是把自己的卡和卷子牢牢地护到手臂下,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后面的人开始骚扰我,不断问我填空的答案,我胡编了个‘2,3’,那家伙不买账,还要过来翻我的卷子看,我用手压住了卷子,这时,前面的人也转过来问我。我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卷子。最后,收卷子了,更加混乱,过道里人们从这边跑到那边。很郁闷哎!老师呢!果然,数学很糟糕,唯一庆幸的是大家都很糟糕。”[31]有同学在回忆自己所处地方的高考舞弊时说:“其实我们那一个市不同县区的考试都是这样,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互之间的区县都知道:只要不做得太过分,大家之间也不会有什么极端的举动,因为大家还会相互关照一下彼此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大家或多或少存在默契。但我相信,随着使用摄像头等监控手段的普及,这种现象会得到遏制的。”[32]由此可见,人们对高考舞弊有着十分矛盾与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学生普遍对考试作弊行为非常痛恨,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同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铤而走险地实施舞弊。

舞弊行为既是高考的负面后效之一,又是负面后效的主要强化因素。舞弊成风严重损害了考试的社会公信力与诚信度,而诚信度的缺失,又使高校更加依赖以高考分数为表征的一切刚性标准来决定取舍,从而强化了考试的重要性,考生为获取好的分数不惜铤而走险,使舞弊之风进一步加剧。因此,在过度重视大规模高利害考试的社会,考试舞弊这个“顽疾”往往周而复始地“折磨”和“吞噬”着考试制度的“健康因子”,成为永远无法摆脱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