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利害性分布及其负面考试后效果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考试一直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追求进身机会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度的长期运行,更将考试这一选才手段的功能发挥尽致,并极大地强化了考试选人的观念。对于选才制度所依据的评价指标而言,如果其负载的利害过高,很容易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负面考试后效。然而,相比于仍有机会拼搏的下第者,一些屡举不第终客死他乡的举子的命运,则至今令人心酸与嗟叹。

在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考试一直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追求进身机会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度的长期运行,更将考试这一选才手段的功能发挥尽致,并极大地强化了考试选人的观念。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科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治理功能,为了使这一考试制度具有长久生命力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围绕“追求至公”这一主旨,不断完善科举制度。^[2]从个人角度看,“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无论贫富,帝制时期的民众均倚赖科举“跳龙门”或“保身家”,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3]是也。

细数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相对于隋代以后的科举笔试制度,前代不同阶段的考试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注重德能、才干与品行,以推荐和实践考核相结合,采取面试或口试的方式。三皇五帝时的禅让制、西周的乡里选举与诸侯贡士制、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荐选士人的标准不外乎德行、道艺与才能,考察品德所依据的是地方的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及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置进士科,策试诸士,遂开考选之先河,取士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的“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变成“以文取人”。然而,处于草创时期的唐代科举,仍存在行卷、通榜、公荐等环节,明显带有“两汉重行、魏晋重名”之前代遗风,文学才能虽然成为取士的主要标准,但如果考生品德败坏、有才无德、社会声誉不佳,也难以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和推荐,从而影响其中举。因此,其时的科举取士可谓“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4],取士标准仍有一定的弹性。

弹性主观的取士标准尤其是品行的评判因人而异,“试无定法”,所以,在宋中期以前的科举制度,其利害性可以说仍处于一种分散分布的状态,由德行、道艺、才干、舆论等诸多因素来共同分担。直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5],取士标准才由弹性主观变得刚性客观。此后,基于维护公平的考虑,主观评价方式被弃用,品行的要求也随之取消,人才的选拔唯书面测试是取。对于科举考生来说,选拔过程中涉及的评价标准直接决定着他们能否被取中,这些评价或标准因此具有利害性,相反,选拔过程中没有涉及的评价标准则不具有利害性。科举标准由主观弹性发展到客观刚性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固然体现了科举制度公平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高利害性也由以往的多种因素共同承担,变成如今的由一纸程文单独承担,科举的利害性走向了高度集中的状态。

对于选才制度所依据的评价指标而言,如果其负载的利害过高,很容易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负面考试后效。科举考试作为帝制时期具有重要社会功能与重大社会影响的大规模考试制度,由于其功名的获取全凭“程文定去留”,具有极高的利害性、风险性与竞争性,被过来人喻为“三场辛苦磨成鬼,九日场期万种愁”,造成举子过度应试、片面发展,精神压力过大,易触发作弊行为等负面后效。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是过度应试、片面发展。由于科举功名与考生本人及其家庭乃至家族名利攸关,所谓“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加上科举是一种开放性考试,考生不仅可以“怀牒自进”、自由报考,而且没有年龄限制,极高的利诱力往往诱导举子白首场屋、老死不休,造成过度应试,“唯考试书籍是读”,视野狭窄,康有为对此批判曰“魏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6]过度应试也促使考生过度追求成绩,不惜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手无缚鸡之力”便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书生因全力备考科举,顾不上体能锻炼与身体素质的提高,形成文弱书生的刻板印象。

其二是压力沉重、精神损毁。宋代以降,获取功名成为古代读书人尤其是贫寒子弟进身的几乎唯一渠道。由于科举是一种多层级的持续性考试,且竞争激烈、难度极大,考试的淘汰率非常高^[7],能中第的考生一般都有非常突出的才学。但是,有才学的考生却不一定能够考出好成绩,因为考试时的高度焦虑往往不利于才学的正常发挥。高利害高淘汰的科举考试给考生带来了很大的身心压力,使举子们陷入“人累科举”与“科举累人”的旋涡无力自拔。正是由于这种激烈的竞争,科举成了一种越来越“累人”的制度,科举时代亦因此成为一个“累人”的社会。^[8](www.chuimin.cn)

由于科举的乡试设在省城、会试设在京城,而且三年一考,加之其时信息流通缓慢、地域流动艰难,不少举子只能背井离乡,长年处于赶考、备考、应考状态,穷困潦倒,身心俱乏,且备受骨肉分离、远游失孝的精神折磨。郑谷的《贺进士骆用锡登第》诗曰:“苦辛垂二纪,擢第却霑裳”,描述的就是回思20年屡举不第之苦以及一朝及第不禁悲从中来的心境。唐人顾非熊因遭权豪排摈,应举30年未果,后因武宗亲阅其文,方得追榜及第,为此,赋《关试后嘉会里闻蝉感怀呈主司》诗云:“昔闻惊节换,常抱异乡愁。今听当名遂,方欢上国游。吟才依树午,风已报庭秋。并觉声声好,怀恩复泪流。”作者追忆起不堪往事,联想到来日无多的将来,在欢游时亦不免涔涔泪落。因此,纵使举子“自有恩门入”,也已“全无帝里欢”。“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代孟郊对自己在50多岁进士及第后轻松喜悦之情所作的生动描绘,但一朝的轻松喜悦背后,却是数十年的万种悲情,如其《再下第》诗中所云:“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举子们在考试不中尤其是久试不第、白首场屋、徒留浩叹后,往往会产生极端的自卑心理,不仅自尊心和自信心遭受沉重打击,而且产生被社会抛弃之感,如赵嘏《下第》诗云:“南溪抱瓮客,失意自怀羞。晚路谁携手?残春自白头。”当为众人所弃和自我嫌弃的感觉发展到极致时,甚至还可能发生下第举人自戕的惨剧。

正是由于落第给士子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才有了“范进们”中举后的喜极而疯、“公乘亿们”的妻离子散,^[9]以及“杜羔们”的有家不敢回。^[10]相比于久试未第者,“范进们”无疑是幸运的。然而,相比于仍有机会拼搏的下第者,一些屡举不第终客死他乡的举子的命运,则至今令人心酸与嗟叹。唐代进士廖有方便曾遇一“辛勤数载,未遇知音”的病危寒士,并受其临终之托代办丧事,因而惨然赋诗曰:“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11]科举负面后效之极端性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科举考试的竞争空间极其狭小,每一个竞争者都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当其对各种压力的承受能力突破到极点时,便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科举综合症”,表现为心理反常、行为怪异、人格扭曲、意识偏谬、高度焦虑等,^[12]长此以往就容易产生被称为“思郁”的抑郁症以及其他一些精神或行为失常问题。例如,除了广为人知的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聊斋志异》里对科举导致的举子失常也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13]《儒林外史》也因多有对落第举子的病态描写而被喻为一所“精神病院”,里面收住了许许多多“精神病人”。^[14]从某种角度来说,因过度应试带来的科举考试负面后效,非但未能实现其“抡才”初衷,反而造就了一些“废人”,成为社会的负担。

三是舞弊盛行、猖獗难禁。与科举1300年如影相随的,是科场的舞弊行为。在历代帝制王朝的中后期,由于吏治腐败、道德沦丧、民不聊生,科场舞弊之风尤甚。因此,严防科举舞弊成为各朝各代科举制度建设的重心,“乡会两闱,乃国家抡才大典,必须防范周密,令肃风清,始足以遴拔真才,摒除弊窦”。^[15]到了清代,从规制的颁行到贡院的形制都繁密周详,科举成为一种各环节“滴水不漏”的“至公”制度。由杜受田等修、英会等撰的《钦定科场条例》便是清代考试规制之“集大成者”,内容洋洋大观达60卷之多,对科举各层级、各环节的考试事宜以及违纪惩处都作了非常细腻的规定,可谓密于凝脂、不厌其详。贡院关防之缜密、监视之严厉,也“几有鸟飞不下蝇萤不入之势”^[16]。除了制定严密的规制,清代对科场舞弊行为也不惜刀挥斧砍,使科场如战场,充满着腥风血雨的紧张气氛。然而,即使科场条例异常严密、对弊窦的惩处异常凌厉,科场舞弊案仍屡禁不止且越发猖獗。事实上,科场条例之严密、惩处之严厉,即反衬出科举弊风之严重。这正是由于科举考试是一项决定举子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前途命运的高利害考试,获取功名具有极大的利诱力,科场舞弊因此难以禁绝,成为科举主要的负面后效之一。科场的防弊规制固然可以制定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但舞弊行为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二者永远在进行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智”与“斗勇”。

科举的利害性分布及其负面考试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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