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从社会边缘到中心的推动力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14]因此,可以认为,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是相维相因的,但前者只是促成后者的一种隐晦动力。在人们看来,科举社会之所以形成,乃源于考试一步步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

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13]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曾遭遇过历代重臣的反对,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多数学者认为,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钱穆曾说:“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14]因此,可以认为,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是相维相因的,但前者只是促成后者的一种隐晦动力。在人们看来,科举社会之所以形成,乃源于考试一步步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因此,科举社会是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回眸选拔人才方式的发展历史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科举考试的出发点是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治理国家的各级人才。而这在春秋以前官僚政治体制全然封闭的“‘血’而优则仕”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学而优则仕”主张的兴起,“学”渐渐取代“血统”,成为许多庶民仕进的阶梯。但那时的仕进之途尚未制度化,带有相当大的机缘与刺激性。有时可能因与君主有只言的投机而飞黄腾达,亦可因片语的不合而招来横祸。及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5]选举才开始制度化——由地方官察访人才、举荐朝廷的察举制由不定期到定期举荐。

不过,两汉的选举由于是地方官以“孝悌”“廉正”的标准察访并荐举所谓的人才,被察访者并无自荐的可能,因而本质上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荐,与社会下层几无关系。荐选与此后的考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人对人”,后者则是“人对文”。“人对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推荐中的“泥沙俱下”,与才干相关的学问、德行、能力,以及与才干无关的门第、奔竞、请托,都可能影响荐选的过程及结果。发展到东汉晚期,荐举制度遭遇了严重危机,如《后汉书》言道:“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之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16]

为革除弄虚作假、奔竞请托之流弊,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倡议“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从此,察举孝廉在地方官推荐这个重要环节之外,又多了一个关键环节——考试。考试环节的设立,意味着察举制在原有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又增加了“以文取人”的因素,这对于此后的人才选拔机制和人才价值取向的影响无疑是历史性的。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汉代以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17]。尽管察举制总的说来还是以推荐举送为主,以考试为辅,但“崇尚文治的政府”注定是要和考试发生密切关联的。

“左雄改制”使察举制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是把开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使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开,使统治层向所有人开放,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左雄改制”似有意走后一条路,但当时社会的发展却似趋向于前一条路。^[18]曹魏初期,为应对当时制度紊乱、援用私人、用人无度的政治危机,创设了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对所辖区内人士加以品评,以为登用黜陟之依据。但随着士族名门的出现和对政治的把持,客观的品状已无可能。九品中正制逐渐“尊世胄,卑寒士”,转为门阀士族服务,并成为制约察举制的铨选主体,因而形成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第社会。

尽管如此,作为九品中正制下一条入仕途径的察举制,仍也得以坚持下来,而且按某种规律演进发展。察举的中心环节,也逐渐由先前的举荐转移到考试上。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初,察举制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以考试选才的科举制度呼之欲出。隋朝建立后,出于稳定新政权的需要,隋文帝开皇年间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收回了地方辟举权,并一再下诏举行特科,选拔各类人才。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置进士科,标志着中国的选举制度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值得提出的是,“大业年间的进士科仅具有古词新用的用义,与当时并存的秀才、明经、孝廉科似乎没有根本差别。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时并未有意识地加给其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进士科设立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唐以后此科迅速发展并逐步取代包容所有科目、科举成为进士科的一统天下之后赋予的。”^[19]

尽管科举在唐代开始走上正轨,但唐初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还是很低的。唐中后期,进士科在各取士科目中地位的迅速上升,乃至形成“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唯进士是贵”之风气。但受选拔人数的局限,科举出身者在中下级官员中仍然只占很小比重,考试选拔对中下层的触动并不大。加之考录程序中“行卷”“公荐”环节的存在,使得唐代科举中仍存留了两汉重行、魏晋重名之遗风。这些因素多少影响了“以文取人”的考试制度在选举社会中的地位。到宋明两代,科举出身者在官僚政治中的影响有所加强。明中叶以后,更是出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情况。清代沿用明制,尽管有不少满人未经科举便入仕升迁,但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且高级官员仍以进士出身者居多。

宋代以后,科举时加改革。发展到清末,科举制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如邓嗣禹所言:“明清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殚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20]科举制度的完备,是其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和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所使然,反过来又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考试就这样一步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实际上,自读书人“始觉文章可致身”,深切体会到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不再以血统和出身为划分,而代之以是否考中科名并以科第的高低为依据后,科举社会便已形成。而一旦形成,上至朝野下至百姓,便无不为科举所累。历代科举的革兴、科场案的处理,以及科举的废止,都成为当朝最高统治者的中心议题。对百姓而言,“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社会政治现象则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所谓“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尽管科举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一种选拔少数人的精英性质的活动,但绝大多数士人仍皓首穷经终不悔,在中国选举史上出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心酸的悲剧。

上述历史述要表明,科举创制之前,人才选拔以门第为重。隋唐虽行科举,但由于其对中下层触动极小,可以看作是门第与科第并存相争的社会。及至取士不问门第,“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且因取士数量大,各阶层对应举趋之若鹜,加之公卿大夫多出自草根白屋,以贵族世家为象征的门第社会已无存在之基础,更无“复辟”之可能,代之而起的是靠读书而崛起的“科举世家”和科举社会。可见,科举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能力本位主义,能力和学问而非出身和血统成为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尽管影响个人能力和学问的高下有多种因素,但起码能力是无法先赋的。而封建中国之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请托困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选拔人才过程中饱受人情困扰的先人们,发明了考试这把客观公正的“量才尺”。他们当初或许并没有想到考试带来的公正会有如此大的社会效益,一旦意识到,便以“至公”作为首要目标来建设考试制度,力图使之“止于至善”。

当然,考试有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科举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既是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又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正是这笔遗产,制造了中国社会至今解不开的“考试情结”。当今中国堪称是一个考试大国,和古代科举一样,高考成为现代中国的“举国大考”,高考期间几乎成为“高考节”,民众对其他各种社会考试的热情也在持续上升,说明考试具有长久存在的社会基础。考试固然有其局限,但在公平公正区分选拔人才方面还是利大于弊。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制衡讲究人情关系的消极影响,解脱人情困境,现在和将来仍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21]随着各行各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考试手段来测量、评价人才,考试社会离我们已越来越近。

【注释】

[1]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11期论点摘编。

[2]郑若玲．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02):15-19．

[3]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2)[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515．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3)[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406．

[5]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163．

[6]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8:34．(www.chuimin.cn)

[7]何怀宏．1905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J]．东方,1996(05)．

[8]廖平胜．考试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5．

[9]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293．

[10]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J]．战略与管理,1996(06)．

[11]屈超立．科举制的廉政效应[J]．政法论坛,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