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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在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

【摘要】:从这个角度看,科举考试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其政治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科举考试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影响社会地位结构、稳定社会秩序、提高行政绩效等方面。科举考试稳定社会秩序之功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即为统治者所识。正是由于科举制的这种“瓶颈效应”,才能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各阶级、阶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治录用的竞争行列,而最终选拔出“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因此,科举还有减少和防止行政腐败的功能。

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和实施,无不体现着国家和统治者的意志。而国家意志恰恰是政治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看,科举考试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其政治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科举考试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影响社会地位结构、稳定社会秩序、提高行政绩效等方面。

社会地位结构是指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结构,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社会地位的静态结构通过社会分层来反映,动态结构则通过社会流动来反映。隋唐至清,科举成为士子们仕进的主要乃至唯一阶梯,考取功名便意味着获得了进入权力阶层的入场券,身份和财富亦随之而来。即使只是考取举人以下的下等功名,还没有资格成为官员,身份也是大不相同的,而且,科举的开放性,也能让他们有机会拼搏更高功名。更重要的是,科举进行社会分层,是得到自上而下、冠冕堂皇的鼓励和响应的。宋真宗在《劝学文》中,便以科举登第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为诱饵,对广大士子进行赤裸裸的劝诱:“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同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科举影响社会分层又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来实现的。促进社会流动并非采行考试的原始动机,而只是其副产品。然而,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副产品,却撼动了社会的根基。为什么隋唐以后,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所谓“世家无百年之运”?根源在于科举实行自由报考,将参政机会向大多数人开放。由于科举是获取地位、权力和经济财富等社会稀缺的最主要乃至唯一途径,一旦中举,便可山川变色,天地为宽,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使普通百姓对它的参与热情与耿耿忠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社会流动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科举考试稳定社会秩序之功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即为统治者所识。科举考试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奉行的是公平公正原则。人们参加科举,不仅可以认同国家意志,而且通过公平的竞争获得一种满足感。因而,“考试制度的运用,可以加强全国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种族,亦不论他们居住何方,皆可经由考试而加强他们与政府间的关系,使他们对国家更为忠诚”[8]。因而,历代统治者在打下江山、政权初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开科考,以笼络民心,网罗人才。(www.chuimin.cn)

促进政治统一,是考试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钱穆认为,自汉以来到清末,无论何种考选办法,都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各地举子一度集中中央。此种人才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9]。而科举之所以能促进政治统一,乃缘于其所具有公平精神及其所带来的高度认同感——既能得到君王的认可和支持,又能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赞同。

此外,科举由于能选拔出合格人才和有效防止腐败而具有提高行政绩效之功能。历史已经证明,和其他选才办法相比,科举是选拔真才最有效可行的办法。科举建制前,历代实行过的“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由于对选拔对象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才俊,结果,造成裙带之风盛行,人才素质低劣,如东汉末年竟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奇怪现象。而科举则几乎把选拔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其轨道,选拔出真才的概率比之封闭的体制无疑要高得多。再者,科举采取多层次、多科目的考试方式,经过如此严苛的竞争、淘汰机制而筛选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既有广博的知识和高度熟练的运用能力,又有坚韧毅力的社会精英。正是由于科举制的这种“瓶颈效应”,才能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各阶级、阶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治录用的竞争行列,而最终选拔出“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10]

由于科举选拔出的都是重重竞争的最后赢者,整体素质以及对行政腐败的“免疫力”比不经考试者无疑要高。而且,由于以考试这一相对客观的标准作为用人的依据,和非考试标准相比,从理论上说,能消除用人过程中的徇私舞弊。因此,科举还有减少和防止行政腐败的功能。学者屈超立在《科举制的廉政效应》一文中认为,在科举制度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的贵族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利用其世袭的特权,贪赃枉法,腐败之风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时期。而在科举制度鼎盛的宋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时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11]所以,当1905年废科举后,政府用人由于无标准可依,知识分子退居社会的边缘,导致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等种种病象的出现,以致钱穆悲痛地认为这是聚九州铁铸成的一个“大错”。[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