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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功能及其对公平文化的选择影响

【摘要】:科举考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贤能治国”理想的一种具体体现,而“贤能治国”本身即包含着公平的因子。科举在历史上的长期实行,正说明其对公平理念文化的选择功能是极其强大和持久的。和考试制度相比,考试内容的文化选择功能则表现得更为直接。科举考试的提升文化之功能则与“以考促学”的传统直接相关。以考促学对于提升社会和个体的文化水平,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6]故而“四海仰文明”的古代中国,在当时堪称“文化大国”。

科举考试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选择文化和提升文化。从宽泛意义上说,考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考试制度,即是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考试与文化的关系绝非单向、被动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试既是文化的产物,要受文化的制约,又能促进文化的发展,成为文化的动因。从这一点来看,考试的文化制约性与其文化功能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比如,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的选择,看起来是受到文化的制约,是文化的产物,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文化的选择结果。

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为什么科举能力挫他法且雄踞千年?此种倚重客观标准的考试制度,便是对中国自古追求“至公”理念的文化选择结果。科举考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贤能治国”理想的一种具体体现,而“贤能治国”本身即包含着公平的因子。科举不仅奉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取录标准,而且在制度上也严格奉行“程序公正”。此外,由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科举的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科举在历史上的长期实行,正说明其对公平理念文化的选择功能是极其强大和持久的。

和考试制度相比,考试内容的文化选择功能则表现得更为直接。考试内容所选择的文化,往往是强势文化,或是先进文化。科举之所以长期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是因为强调“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在维护和稳固封建皇权统治方面,具有佛家、道家以及技术文化所不可比肩的优势。而它在科举考试内容中的唯一性,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强势地位。因此,考试内容的选定,就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不过,支撑考试内容的选择文化功能之发挥的,仍是考试制度本身。制度越重要,其考试内容的文化选择功能也越强大。(www.chuimin.cn)

科举考试的提升文化之功能则与“以考促学”的传统直接相关。以考促学对于提升社会和个体的文化水平,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科举由于对读书人有巨大的利诱力,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使得科举时代读书重学的风气长盛不衰,加之宗族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而且,科举长期的上下阶层流动,“造成了一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也知‘敬惜字纸’,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6]故而“四海仰文明”的古代中国,在当时堪称“文化大国”。

科举停罢后,时代在前进,而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却有所下降。据罗斯基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从189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却一直在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7]这无疑是对科举考试之提升文化功能的极好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