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这个依笔者口径统计而得的科举对社会流动的贡献比率不到潘、费所得13．33%[11]的一半,概因统计口径的宽严不一所致。除极少数名门望族,一般家族若无功名可继,是难以维持五代而不衰的。事实上,除潘、费研究外,其余的定量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三代为据的。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依潘、费的统计口径,分别统计了各层举子上行二代、三代和五代均无功名者的比例。......
2023-11-26
科举：清代社会流动的公平重渠道
【摘要】：尽管获得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由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条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这一结论也进一步支持了柯睿格和何炳棣等流动派的观点。在关于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几项影响较大的量化研究中,1947年,柯睿格统计了南宋绍兴十八年《题名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得出半数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认为科举是有才能者进入官员阶层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关于祖上功名的统计表明,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想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然而,对这些几乎没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底层而言,科举却是他们唯一的升迁途径。尽管获得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由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条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比起世卿世禄或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科举不问家世阀阅、凭才取人的做法,显然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现代性特征。科举给各阶层子弟提供了基本公平的社会地位竞争机会,所谓“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牅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16]因此,它使社会阶层得以“洗牌”,在使门第力量日渐式微的同时,让真正的人才出人头地,而不论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抑或上流社会。“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都是对这种社会流动的生动写照。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显然无法忽视和否认科举的公平性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感慨:“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17]当然,在阶级社会,所有的公平都只能是相对的,科举也概莫能外。
这一结论也进一步支持了柯睿格和何炳棣等流动派的观点。在关于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几项影响较大的量化研究中,1947年,柯睿格统计了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题名小录》和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得出半数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认为科举是有才能者进入官员阶层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18]十余年后,何炳棣通过调查明清举子近四万人的家世,得出来自平民阶层的举子比例在四成以上,认为科举考试在帝制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官僚阶层稳定的作用,官僚阶级的内部构成处于流动状态,不断有新的血液输送到统治阶层。[19]本文统计出有12．69%来自上三代无任何功名或官阶之布衣家庭、20．84%来自上三代均为平民(含生员)之家庭的举子,借由科举实现了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向上流动。(www.chuimin.cn)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得出的这些比例之所以远不如柯睿格的南宋数据高,乃因宋朝统治者出于扩大统治基础的考虑,大大增加了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取士人数,使得宋代的年均取士数为历代之最,加之取士过程中有意裁抑子弟、奖进寒士,[20]故其平民出身进士比例惊人。本文所得的以晚清举子为主体的流动比例与何炳棣得出的明清两朝的综合数据也有一定差距,一则可能因为科举越到后来竞争越激烈,由此导致考试难度加剧,并带来制度运作中的腐败,从而大大强化了钱权皆无的平民子弟之竞争劣势;二则可能因何氏的统计口径较为宽粗,有重复计算的情况,导致比例较高。但无论如何,在科举制度已然腐败、售官数额越来越大的晚清,仍能有超过两成的平民子弟实现家族和自身的向上流动,说明科举的大门的确是向各阶层普遍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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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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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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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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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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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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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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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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