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式建设与分层分类发展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高考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托,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高校中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立足高教、回望高考,要重视高考、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的一致性。其二,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立足高教、回望高考,也不能忽视高考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性,即早发内生型高考制度与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的区别、融合、共进问题。

高考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托,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高校中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高校考试招生与高级专门人才培养、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开展、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关系密切。立足高教、回望高考,要重视高考、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的一致性。在当前情况下,要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其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高考改革。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考生进入大学的机会增加。这不是简单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供需结构上的转变,而是高校考试招生从选拔“学业拔尖人才”向选拔“适宜适性人才”的转变。但考测学生学业水平的纸笔测试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选才要求,这就要提升高考内容与形式的甄别度,以适应高等教育新的发展阶段的需求。其二,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质量、结构、公平以及制度”等各要素统一、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34],高考是高等教育的入门关,提高生源质量是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形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模式的基础。具体而言,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要相互适应,比如,如何实现从“专业招生、专业培养”向“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过渡等。其三,高考改革与高校分层分类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不均衡的发展状态,资源往往倾向于重点高校,马太效应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普通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在统考统招的制度下,也削弱了普通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吸引力。高考改革既要注重高等院校类别之间的差异,加速探索高职分类高考,从高等教育入口关将二者区别开来,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同度;同时,对高水平大学应充分尊重其改革意愿、培育其招生能力,赋予其充分的招生自主权。立足高教、回望高考,也不能忽视高考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性,即早发内生型高考制度与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的区别、融合、共进问题。

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缘系于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化国情,70年来几经劫波、大浪淘沙,从草创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种种变革无一不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对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乱象、恢复教育的正常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对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功用也“指日可待”。高校考试招生制度7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在恪守与突破的背后是深刻的中国问题。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中国立场、走中国道路,才能肩负起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人民的综合素养的历史使命。

【注释】

[1]本文与庞颖合作,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19年第12期转载。

[2]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002(02):21-25．

[3]郑若玲．高考的社会功能[J]．现代大学教育,2007(03):31-34．

[4]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7．

[5]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1(02):213-223;阎凤桥．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6(11):46-50．

[6]刘海峰．“科举学”刍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4):89-95．

[7]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9．

[8]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3-24．

[9]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2．

[10]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37．

[11]刘海峰．高考改革首重公平[N]．光明日报,2005-06-22．

[12]郑若玲．高考公平的忧思与求索[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02):14-29,187．

[13]第一次发生于高考建制之初,关于“统一招生好,还是单独招生好”的争论,其核心是在统一招生和考试的前提下,如何体现学校、系科、考生的特点。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高考存废”的争论,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以“单打独斗”式、“打擂台”式出现,激烈的论辩也强化了高考改革的社会影响。

[14]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2．

[15]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1．

[16]王后雄．高考命题公正的现实困境与两难选择[J]．教育研究,2008(08):24-31．(www.chuimin.cn)

[17]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86．

[18]即所谓的“三南模式”。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三地进行了会考基础上的高考改革,形成了“4*4”科目设置方案。高考科目分为4组,每组4门科目。第一组:政治、语文、历史、外语;第二组:数学、语文、物理、外语;第三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数学、语文、地理、外语。考生与高校各专业分别选择其中1组作为考试科目。

[19]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08-109．

[20]郑若玲,等．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11．

[21]郑若玲,宋莉莉,徐恩煊．再论高考的教育功能——侧重“高考指挥棒”的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8(02):105-115．

[22]李远哲．中国文化与教育[N]．参考消息,1999-10-12(08)．

[23]1949—1966年的数据来源于杨学为先生主编的《高考文献》中的相关文件、报告,作者整理。

[24]1977年以来的数据来源于光明微教育《全国历年高考人数及录取率》,下同。

[25]郑若玲,陈为峰．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01):147-154．

[26]数据来源于阳光高考网、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27]许长青,梅国帅,周丽萍．教育公平与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国内39所“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8(02):10-17．

[28]张小萍,张良．中国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和招生偏好研究——以“211”高校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07):28-35;曹妍,张瑞娟．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及其地区差异:2008—2015[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4(04):52-65,118．

[29]郑若玲．高考的社会功能[J]．现代大学教育,2007(03):31-34．

[30]郑若玲．高考改革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N]．中华读书报,2019-4-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