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教育与社会的紧密关系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事实上,录取率的攀升并没有改变高考的竞争性。[25]中国高考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虽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录取率达到8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将突破50%大关,但在社会群体的视角下,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性仍有增无减。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资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于稀缺公共资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今天,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具有稀缺性,而高考是民众获得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这就决定了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性。70年来,中国高考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1952年高考刚建制时招生规模仅有5万人,随后逐年递增,1960年达到275800人之后递减。^[23]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招生27．3万人,而后招生规模稳步增长,1999年扩招当年招生160万人,2018年高校招生总人数达790．99万人。^[24]从理论上讲,招生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录取率的提升,从相关统计中也可以看出,1977年的全国平均录取率仅为5%,1999年的扩招使录取率增加至56%,2018年达到了81．13%。但事实上,录取率的攀升并没有改变高考的竞争性。从高考大省(如河南省)近年来的“一分一档表”中可以发现,“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现象着实存在。在河北省衡水中学、安徽省毛坦厂中学等等,类似“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的大楼”的口号司空见惯。另一方面,高考的高利害性也没有改变。高考的国家治理功能以及高考对考生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地位的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25]

中国高考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虽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录取率达到8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将突破50%大关,但在社会群体的视角下,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性仍有增无减。一方面,是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以2017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本科率为例,全国均值为33．49%,上海市最高(91．76%),吉林、北京、天津、辽宁、江苏超过50%,67．74%的省份(21个省份)录取率介于20%到40%之间,贵州省最低(16．87%)。^[26]资源配置的差异使高考的竞争性在大部分省市,尤其是高考大省、人口大省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资源质量差异的问题。假设将“原985工程”高校视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其2016年的录取率为例,全国均值为1．73%,最高者为天津(5．42%),北京、上海、吉林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者为贵州(1．08%)。^[27]已有研究表明^[28],在原211工程、一本批次的录取中,也存在此类问题。近年来,将部分二本批次高校划入一本批次招生,在形式上降低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省份的本科一批的分数线,但实质上并未解决高等教育资源质量差异的问题。除此之外,还与资源类别的受认可度不同相关。分支型学制使高职高专院校与本科院校在高考之后才完全区分,长期以来,高考按批次录取导致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录取的生源在学业表现中不及本科院校,在民众心中便形成了“专科在层次上低于本科”的刻板印象。事实上,二者的差别在于类别不同,但迄今为止,高职分类高考尚未全面开展,录取批次的先后顺序强化了考生对本科高校的竞争;高校分类发展也未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本科院校优于高职高专院校”的认识在短期内较难颠覆。(www.chuimin.cn)

高考：教育与社会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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