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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的逻辑起点:历史与文化的厚重

【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国以及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致,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的,以外部条件的刺激为起点、缺乏内部的要素积累,以“追赶”为策略、忽略问题存在的特殊性,目的在于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它是“早发内生型”的,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超级大国的政治、国情是它的逻辑起点。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性,是它的“早发”性的表征。所谓“早发”,即时间上的先进性。所谓“内生”,即驱动力的内在性。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国以及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致,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的,以外部条件的刺激为起点、缺乏内部的要素积累,以“追赶”为策略、忽略问题存在的特殊性,目的在于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5]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发状态方面却与其母体不同。它是“早发内生型”的,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超级大国的政治、国情是它的逻辑起点。审视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缘起、变迁与发展,不能与“后发外生型”的高等教育相混淆。换言之,不能忽略其中的中国元素,即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性与情境性。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性,是它的“早发”性的表征。所谓“早发”,即时间上的先进性。具体表现为建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它不仅是中国统一高考的制度原型,而且是日本贡举制度、越南科举制度以及英、法、德、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的仿行对象。[6]同时,科举制度引发的“考试大国”的文化国情,也是使统一高考制度备受认可的社会基础。从抽象意义来看,高考与科举是同构的。[7]在属性方面,二者都属于大规模、高利害、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遵循考试至公的原则,能够肩负起甄别出文化素养较高人才的使命。从责任主体来看,二者都由国家主考,全国统一时间、科目、考纲或内容,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在考试程序方面,二者皆因过程的严密而享有很高的社会信誉,科举考试所实行的编号、入闱、闭卷、糊名、回避、双重定等第、复查等办法还为现代高考所沿用。在作用与影响方面,二者既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优化教育系统、提升国民素质,又带来了片面应试、重治术轻技术等弊端。(www.chuimin.cn)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情境性,决定了它的“内生”性。所谓“内生”,即驱动力的内在性。中国高考制度并非存在于“真空”状态下,从建立到改革,无不缘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公众对高考制度的责难。统一高考制度之所以在1952年正式建立,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是统一高考建立的重要历史契机,在高等教育尚十分薄弱的当时,统一招生制度是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公平高效选拔和培养各条战线合格人才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1952年院系调整,亟须通过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巩固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8]1977年,统一高考制度恢复,并很快进入改革期。可以说,统一高考的恢复,关系到特殊历史国情下我国的高教事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统一高考的改革,则缘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客观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立德树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