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分数至上”在实践中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最高准则。平等主义盛行,录取环节开创性的尝试被视为腐败滋生的根源,进而导致高等学校招生环节中考试的地位凸显、招生的地位式微,最终的结果是以“分数至上”为实践逻辑,全面发展目标被悬置。......
2023-11-26
高考改革的多样化是大势所趋。但高考形式的多样化改革必须在守望理想与尊重现实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切忌激进冒失、盲目照搬。不少人在提到多样化改革时,多以美国、日本等域外高考模式等为参照系,但对于其具体做法与存在的问题却往往一知半解,或避而不提。笔者认为,在借鉴国外经验时,首先必须清楚了解其制度的运作与多样化程度,及其成效、改革与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国情,方可有针对性地提炼出高考改革值得参考或借鉴的启示与经验。放眼域外高校招生改革可以发现,尽管各国高校招生模式互有不同,但其共同特点是重视高校招生录取中的统考形式。统考不仅为有着悠久统考历史、考试竞争激烈的中国所看重,也越来越为具有高校单独招生传统的国度所青睐。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香港、台湾等许多国家或地区,由政府或民间专业机构主持的统考的成绩,都是影响大学录取结果的重要乃至唯一因素,只是所占权重各有不同。[14]
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高校招考制度看,各国根据国情采行程度不一的多样化招考方式,但“从分散走向统一是一个大趋势,其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15]。各国之所以重视统考在招生中的作用,不外乎出于公平与效率的考虑——尽管过分倚重统考常常引发人们对“一考定终身”弊端的指责。事实上,大学入学标准采取“统一”与“多样”相结合,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高校招生的发展方向,这一趋势有利于招生制度在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之间实现相对的平衡,从而求取选才的最大值。
就我国的历史、现状与文化等因素而言,统一高考是目前最合理最公平的高校招生制度选择。德国学者刘泽思通过对比中德两国高校招生制度以及分析中国国情及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后认为,“现有的高考制度基本合理,甚至可以把高考视为实现人人平等、以人为本的最有效、最成功的手段。……考试系统缺乏人性是因为教育机会供不应求,而并不是具体考试制度所致”。[16]笔者也认为,对于统一高考这一适应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招生制度,在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替代办法之前,若置高考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于不顾,轻言废止乃至轻率行废,可能会造成比现有弊端严重得多的问题。当然,高考要保持长远的生命力,也必须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度进行多样化改革。[17]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所有的高校挑选最合适的生源,使所有的学生选择最合适的高校和专业,体现双向选择原则的制度。但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目标即便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是一个离现状有相当长距离的终点。以此为依归,教育部已制定出一个较具可行性并逐步在践行的高考改革目标,即“统考为主、能力测试、多元评价、分类招生”。由于高考不仅发挥着选拔大学新生、引导高中教学的作用,而且承负着整合教育系统、维系社会稳定的重任,往往成为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矛盾焦点,高考改革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两难或矛盾,其中就有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高考改革的目标应是朝向灵活多样努力,但也应尽量考虑方案的可操作性,不可忘记简便易行这一原则。[18]除去“文革”高考中断的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考改革探索了50余年,引发了诸多争论、进行了各样试点,人们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可行性是衡量改革成败的关键性标志,改革方案设计得再好,如果不具有可行性,终归只是幻想。
就目下较有影响或思路较新颖的几种方案而言,要么可行性不够,要么太过理想。例如,“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发点在于对传统高考纠偏补弊,其基本设想正确无疑。但问题在于方案太过复杂,可操作性因此被大打折扣。高考改革方案如果纷繁复杂,或频繁改革,不仅高中学生、家长、老师心中无数,一般大学教师和社会大众也难以弄清高考科目与大学系科之间的对应关系,管理操作也复杂费事。笔者在所开的关于高考的校选课中,要求学生陈述各自的高考经历与体会,一位来自江苏如皋的陈学生的陈述,便生动反映了高考过于复杂与频繁变动给考生、家长带来的困扰:“高考这个龙门它变个不停!几乎每过两三年,江苏考生就要哭一次,家长也跟在后面心寒,十年五次改革,受伤的总是考生,当炮灰的永远也是考生。……基本上你高一进去是一种(模式),高三了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模式)。改到我们上一届,语数外算分,物化、物生、史地、史政四个组合算等级,高二把没选的四个考了,美其名曰‘小高考’。那四个组合考不到B以上的没本科上,结果我们上一届悲剧了,有语数外三门考得奇高无比的结果出了个C,要么复读要么上专科,吓得大批人弃理从文(文科简单),全省文理比例严重失调。……考生怨声载道,家长也是满腹牢骚,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就要适应高考,就要适应江苏的高考。”[19]无独有偶。台湾地区正在推行的“十二年国教”改革中,因其超额比序所涉项目繁多,让家长和学生“雾煞煞”、陷入“升学迷宫”而引来怨声载道,[20]台湾的教改团体也发起“暂缓实施十二年国教”连署活动[21],从而影响了“十二年国教”的顺利进行。
再如,吴鹏森在“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提出将现行高考改为国家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主要是鉴于高考对教育教学的负面指挥棒作用太过强大而其作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又不能简单废除,故而提出以能涵盖基础教育各门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替代高考的设想。客观地说,这一类似于美国或英国高校招生做法的思路的确比较科学,但在现实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首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高考考生数量近千万的考试大国,虽然高考平均录取率已超过70%,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就业市场越来越重“名校历”的当下,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仍十分激烈,必须要有一个有较强区分度与竞争度的选拔性考试,为高校录取提供基本依据。这一功能显然是重在考核学生是否“达标”而非“优秀”的学业水平测试所无法承担的。其次,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的性质不同,学业水平考试是面向普通高中教育、具有毕业考试功能的标准参照性考试,旨在检验高中阶段有关学科的学业目标是否实现;高考则是服务于普通高校招生、旨在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常模参照性考试。现阶段若单纯以学业水平测试替代高考,则可能因二者的模糊边界而导致各自功能“失灵”,其后果,要么是学业水平测试变质为与当今高考同样的高竞争性考试,要么是学业水平测试形同虚设,终难避免像以往会考最后沦为“最虚伪的一种考试”那样的命运。(www.chuimin.cn)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以学业水平测试替代高考,而应对学业水平考试与统一高考清晰定位、使各司其职,并与中学综合素质评价一道,为构建和完善高中学生综合评价制度以及高校招生多元评价多样选拔体系共同发挥作用。鉴于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性质各异,学业水平考试一定要遵循全面考核原则,保持较宽的学科覆盖面,并以学科基础知识测试为主、能力测试为辅,高考则逐渐转变为以能力测试为主、学科基础知识测试为辅。截至目前,实施新课改的省份陆续实行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但学业水平考试在实施中值得警醒的是,其一,必须坚守其国家考试的性质,教育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以对待统一高考的重视程度来认真对待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唯其如此,方可使这一考评制度的权威性、科学性、公平性得到保障,使其考评功能实现最大化;其二,要提升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科学性,使之更好地发挥“以考促学”功能,加强题库与动态管理机制的建设,为考生提供更加弹性与人性化的考试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可试验一年多次考试,使考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有利于消除“一考定终身”的不良后果。否则,学业水平考试很可能与以往的会考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瞎折腾”反而会增加教育成本。[22]
高考次数的问题也应基于“守望理想与尊重现实”的框架进行探讨。2013年高考刚结束,有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五年后废除目前的全国统考制度,改为数次统考,选择最佳一次的成绩报考希望的大学。[23]此则新闻见报后被迅速转载,似乎让一直对统一高考“爱恨交加”的国人,从与我国实行类似统考制度的邻国日本的“废除”与“数次”中看到了我国高考改革的新希望。日本与我国都曾深受科举制度影响,与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社会普遍存在“和为贵”的传统文化观念,为抵御人情因素的侵扰,日本和我国一样也十分倚重考试这种选才手段。日本1977年设立国立大学统一考试实施机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并于1979年起对国立和公立大学实行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不过,为了弥补统考的缺陷,日本各高校还会对报考本校的考生进行各具特色的第二次考试。日本高校招生虽然采行统一考试办法,但实行招考分离的管理体制,即统一考试、自主招生。历史上日本曾以“考试地狱”而著称。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便已实现大众化,如今则已进入“全入时代”。但由于日本社会有着浓厚的名校情结,非常看重求职者的“名校历”,名牌大学的竞争仍非常激烈,考试压力因此并未减轻,“一考定终身”的统考制度对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酝酿改一次统考为数次统考,显然意在分散一次统考的风险,给考生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也趁机减轻对教育的负面影响。这一改革并非废除全国统考,而只是增加了统考次数。日本这一改革动议深受美国高校招考制度影响。这一改革在日本最终能否良性运作,目前不得而知。
增加考试次数以分散“一考定终身”风险固然是改革的趋势之一,但当下高考改革更为急迫的任务,一是提高命题的科学化水平,将真正有潜质、有才能的生源选拔出来;二是分层分类进行统考,将真正适合的生源挑选出来;三是实行招考分离,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使高校的招生与培养机制真正交融统合,相得益彰。就考试次数而言,像英语测试这样实际水平稳定性比较强的科目,可以考虑变为一年多次的社会化考试。事实上,现在已有浙江、天津等省市正在试行外语听力的一年两次考试。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暂不具备实行数次统考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我国高考规模太大,每年考生有九百万之众,组织一次统考尚且如临大敌,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组织五次、六次甚至更多次的统考,压力之大、耗费之多不难想见。二是民众的考试心态不够平和,如果实行数次统考而取最佳一次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则多数考生因寄望于下一次更出色的发挥而选择数次参加考试,而且仍可能会以目前对待一次考试的心态来对待数次考试,即使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时也可能如此,考生的心理压力不但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对其影响有可能如网友所戏称的“由斩首变凌迟”、由“火炉”走向“炼钢炉”。[24]
循序渐进、稳步推行是高考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高考形式的多样化改革必须是一种“有限多样”,可以简单归纳为“分层分类、统独结合”。这既由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文化传统与教育国情等因素影响所定,也由历史及域外经验与现实教训总结所得。
有关高考 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文章
另一方面,“分数至上”在实践中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最高准则。平等主义盛行,录取环节开创性的尝试被视为腐败滋生的根源,进而导致高等学校招生环节中考试的地位凸显、招生的地位式微,最终的结果是以“分数至上”为实践逻辑,全面发展目标被悬置。......
2023-11-26
科举在考试录取上存在着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孰轻孰重这一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依据考试成绩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通过区域配额来控制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考试公平倚重考试结果,区域公平则偏重地域均衡。总体而言,科举录取从开始阶段单纯追求考试公平,逐渐演化为在注重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到区域公平。这场争论既包含朝廷政治势力博弈的因素,也反映了科举录取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矛盾。......
2023-11-26
所以,异地高考问题产生的深层背景,是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但强化资源均衡、加大扶持弱势地区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改变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局面以及改革高考制度等,才是解决异地高考和高等教育机会地域失衡的治本之策。......
2023-11-26
笔者认为,自主招生改革研究的当务之急,乃是分析自主招生的本质,了解其“应然”,并分析改革的“实然”,找出“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此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的视野,《高教法》的颁布,更使其“有法可依”,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从改革的实践看,自主招生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有相当大的出入和差距。......
2023-11-26
[41]随之,高考的公平性也格外受关注。而且,他们对高考的重视程度比起我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的高考不啻为一次“全民总动员”,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为此“绷紧了弦”。唯有考试能在制度上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规则,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47]。此外,在考试文体、防弊技术、考试规制等方面的改革,也无不围绕“公平”二字做文章。这已为中国考试历史一再证明。......
2023-11-26
在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三个责任主体中,国家的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稳定性,高校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境地,民众则通过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影响高考制度的实施与改革。可以说,这样的权责分配是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
2023-11-26
而且,高考的社会功能常常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并使高考改革举步维艰。正是这些社会功能,使得高考这种教育系统的升学考试,变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高考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为一切高考改革的出发点与评判改革成败的准绳。......
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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