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综合改革：系统性实践与思考

高考综合改革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实践的效果,对改革方案落地过程中的实践问题进行审思,是推进和调整改革的重要前提。2019年10月至12月,笔者在政策分析、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高考综合改革三批五省(市)的29家单位开展了117场访谈或座谈,受访对象包括各省考试院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高中校领导、专任教师、相关部门负责人、学生、家长,高校领导、招办负责人、二级学院领导、专任教师、综合评价录取招生官、综合评价录取入学学生、新高考入学学生等共计470余名。调研发现,在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落地与动态调整过程中,人们对其系统性的认知及执行力度均较有限,究其原因,与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与不完全性、执行机构的主体性与理解力等都有关系。

1．考试改革稳步推进、招生改革有所突破,但重考试、重技术的思维掣肘了改革的科学性

高考综合改革是一项考试制度与招生制度共进的改革,从改革实践来看,考试改革稳步推进、招生改革有所突破,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考试制度的改革上,高中教师、高中生及通过高考综合改革入学的大学新生普遍认为外语、等级性考试(或选择性考试,下同)的“一年两考”没有使考生疲于应试,反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习效率,也减轻了心理负担。同时受访者还表达了对全国卷的认可,认为国家命题、国家题库建设具有权威性,可以解决部分省份分省命题不公平、欠科学的问题。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上,受访者普遍认为改革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较为成功。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考试招生机构的受访者多认为高水平大学综合评价录取的效率高,且试点省(市)有能力将其做得更好。例如,一位高校教师谈到“这样选拔进来的学生,他们在想象力、创造力、独特的思维品质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大的优势”。

但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难题也制约了改革的效力与推进速度。有高中的受访者认为学业水平考试的难度系数、评价方式、分数的呈现形式等问题突出,其中合格性考试定位不清、用途不明,等级性考试赋分的科学性受到质疑,也制约了“一年两考”在第三批试点省份的推进。例如,第一批试点地区有高中教师指出“从近三年的高考成绩来看,对于B＋到A－这个层次的学生来说,赋分标准有些问题”,还有老师指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我都觉得原始分比较好”。虽然综合素质评价已完成了评价体系的建立,技术的应用也使写实性记录的呈现形式更为清晰,但高校招办工作人员仍旧认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难以使用。其问题的根源在于高中在组织、审核中的差异性。虽然部分高中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细化评价指标、积极开展活动、严格审核材料,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也有高中班主任坦言“我们镇上的高中条件有限,材料是学生自己上传的,那么多材料,我们哪里有时间看,我都是交给班长去审的”。综合评价录取效果在部分省属重点高校的效果不佳,一位专任教师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我们没觉得综合评价录取的孩子特别优秀,但辅导员喜欢,这种孩子有可能为人处世能力强,但偏学术的苗子我觉得特别少”。

在实施方案落地过程中,学业水平考试、“一年两考”、赋分、综合素质评价、综合评价录取等出现的问题,乃重考试、重技术的思维掣肘所致。重考试是“一元”评价观的极端表现,中国的考试文化决定了“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单一评价方式大行其道,量化评价的形式公平又将“分分计较”推向了极致。这便导致考试的功能、分数的预测力被放大,“赋分”与“原始分”的矛盾、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矛盾难以调和,科目之间的可比性遭遇难题。重技术则体现为相关主体在高考综合改革中,因过于关注技术,而将技术视为推进招生改革的唯一路径。比如,高校在综合评价录取中,根据制度要求,依托学生工作处与教务处两个部门,实施“招考分离”;建立题库、专家库,保证效率;实行标准化考场和“双盲”抽签制度,以保证公平。但录取效果依然备受质疑,这是因为部分实践操作忽视了制度设计中强调“多元”与“过程”的评价理念,对学生的评价依旧采取“唯分数论”和“重结果”的方式,比如高校普通类招生中多以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等级性考试成绩为依据,极少使用相对而言能够说明考生综合素养、过程性表现的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正如一位高校招办主任所言“招生章程里有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办法,但它基本上是一个空头的东西,在招生中很少使用”。还因为部分实践操作忽视了制度设计中涉及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等内容的教育规律,比如部分高校在综合评价录取中将专业设置“一锅端”、纸笔加试全部取消、不分专业仅测试通识能力等,缺乏对专业特色、学科能力、评价方式适宜性等方面的思考,这些做法显然忽视了教育规律,自然会降低招录效率。

2．个体知识结构与社会人才结构发生变化,制度落地的不完全性制约了高考育人功能的发挥

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使考试科目成为决定个体知识结构的重要因素,再辅之高校的分科分专业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模式,社会职业、行业的人才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高考的影响。统一高考建制以来,文理分科、固定考试科目、国家统筹招生计划、以学校为单位招生等方案,使个体知识结构、社会人才结构长期稳定,但这类方案也遭到了“造成学生片面发展”等方面质疑。高考综合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通过取消文理分科、启用选考制度、推动综合素质评价、以专业为单位招生等措施,促进了个体知识结构的优化,但由于相关制度在落地过程中被异化或误用,使个体知识结构不完备、社会人才结构不平衡。

从高中、基础教育及其对个体知识结构的影响来看,高中教师、学生普遍认为高考综合改革可以打破大文(政治、历史、地理)、大理(物理、化学、生物)的固定组合,学生择善而从,获得文理兼具的学科能力。高中受访者也多认为综合素质评价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中,研究性学习对培养高中生社会实践能力、科研能力的影响较为明显。例如,一位高中教师表示“研究性学习的效果好于灌输式教学,有利于学生能力的锻炼、潜能的开发”。但在大规模高利害考试的背景下,学生在文理不分科、选考制度中并非择“善”而从,乃是择“擅”而从。高中教师普遍认为数学难度较传统理科数学低,“3＋3”的科目设计使学生规避物理,“3＋1＋2”的科目设计使学生放弃化学、历史,这种功利性选择影响了学生相关学科能力的培养。一位高中教师补充说明“这种制度设计将使学生的素养不成体系,理科思维、人文思维都会受到影响”。

从高校、高等教育及其对社会人才结构的影响来看,选考制度、“专业＋学校”志愿或“院校专业组”志愿凸出了专业在招生中的地位,也改变了高校之间的招生竞争规则。高校受访者认为这些改革对部分学科与专业的人才培养有利,招办工作人员普遍认为文科专业更容易收到高分考生,正如一位专任教师所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视野与原来相比更为宽阔”。但他们也形成了一种共识,学习难度大、从业难度大的专业更容易遭遇生源危机,比如,一位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的招办主任表示“我们学校很有优势的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类、机械类专业在新高考后招生分数越来越低,机械类已经连续三年招生分数全校最低”。多数高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降低选考科目要求或对相关专业进行大类合并,但在通识教育、专业分流中又准备不足,扰乱了人才培养秩序,效果甚微。这一趋势还可能在省属重点高校的学生群体中触发“文科化”现象,一位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招生组组长预测“将来在一个省属大学里,文科专业的学生会比理科专业的学生强很多,他们会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优于理科生”。这将引发工科、理科人才储备危机,甚至对相关行业发展造成重创。

高考综合改革的价值导向是科学选拔各类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但从制度设计上看,其充分考虑了个人成长、高校选才、社会发展的需求与联系,但行动力却极为有限,改革仍停留于高中培养、高校录取这一层面,尚未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这与制度设计趋于理想、行动思维缺失有关。政策文本暂未强调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对强化高中育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与社会行业产业发展之间的作用,也缺乏相关的研究设计、权责界定、监督机制,故而,高考综合改革既没有足够的使命感,也缺乏对相关责任的胜任力。同时,制度动态调整的问题导向突出、大局意识薄弱,多为出现问题之后打补丁式的挽救,忽略了对问题本源的探讨,也缺乏宏观层面的统筹。比如,选考组合由“3＋3”调整为“3＋1＋2”以弥补物理科目选考缺失,却带来了化学、历史、政治等科目的弃选。这种问题解决思路仅聚焦于某一科目的缺失与弥补,忽略了学生知能结构及学科、社会发展的需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运用本质的、战略的、发展的思维加以解决。

3．考试招生机构与高中应对高考及其改革的能力突出,但高校较弱,改革效果多受行政指令影响(www.chuimin.cn)

高考综合改革的落地依托于考试招生机构、高中、高校的工作实践。但中国高考及其改革多关注考试与基础教育、少关注招生与高等教育,高校常年依据高考成绩、在十分有限的投档比例内招录考生,也使招生办被戏谑为“接生办”,考试招生机构与高中应对高考及其改革的能力突出、高校招生主体性地位薄弱的问题^[12]同样出现于高考综合改革的起步阶段。

各省考试招生机构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制订实施方案与配套措施,聘请专家团队开展跟踪研究,具备一定的改革能力和科研能力;但在实施方案与配套措施的制订、调整中,多以经济强省、教育强省的经验或建议为主,忽略了本省经济基础、教育资源、此前的高考制度等实情,批次内部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地方特色不够明显。

面对高考综合改革带来的挑战,高中教育的变革最为明显。第一批试点省(市)高中及考试招生机构的受访者表示,五年来高中已经可以自如面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学业水平考试、选科、走班、生涯教育、综合素质评价等带来的问题,师资结构形成了新的平衡、教学秩序也日趋平稳,高考综合改革使高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位高中校长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为应对高考综合改革,我们高中的教育组织模式、教学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当地考试招生机构的负责人也认为“此次改革把我市的高中教育推到了现代的层次”。但第二批、第三批试点省(市)的高中仍存在问题,部分高中“为改革而改革”的现象,如,将走班与选科捆绑,不顾本校师资结构,以完成任务为目的走班;又如,部分高校的综合素质评价以学生上传材料为主,并未组织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

与高中相比,高校的应对能力较为薄弱。高考综合改革合并录取批次、“专业(类)＋院校”志愿强化了院校之间的竞争,推动了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给予特色型高校“弯道超车”的机会。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招生机构也给予高校较高的期望,一位考试招生机构的负责人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应作为高考改革的第一个发力点”,但事实上高校的主体意识却是三类机构中最薄弱的,第一批试点省(市)考试招生机构有负责人就指出:“大学相对比较超脱,政策敏感性没那么强,共计600多家高校在我市招生,外地高校占比达90%,可他们(外地高校)都不了解我市制订的招生政策。”多数高校仅以加强招生宣传为主,第一批试点省(市)的高校在高考综合改革生源入学后才意识到专业建设的重要性,而其他试点省(市)的多数高校仍未推动配套改革,二级学院招生负责人对选考科目制订的认知较为模糊,大多数专任教师认为招生与其关系不大。

高中、高校、考试招生机构对于高考综合改革的应变力虽有大小之分,但多受行政指令影响,实施方案的制定也与其关系密切,比如一位考试招生机构的受访者表示:“‘3＋3’、一年两考、综合素质评价,是上级给我们定的几个基本点”。换言之,《实施意见》及行政指令给高中、基础教育的变革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如“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考试科目设置”等,高考综合改革促使高中实行选科、走班和开展研究性学习。但是,并未要求高校以高考综合改革为契机,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建设、推动二级学院及专任教师参与。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考试招生机构鉴于高考的高利害性,往往会选择“趋同”的做法保证安全,而非“求异”有所创新。各类主体对行政指令的依赖及其改革基础,决定了高考综合改革中的重大尝试在短期内会再次回归国家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比如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求从“由高校提出”,回归为国家颁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可见,三类机构的系统性改革不足,一是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力仍显不足,二是各类机构习惯依赖行政指令,缺乏对自身运行机制的思考。

4．不同群体的“获得感”不同,处理方式的简单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平性

高考综合改革始终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底线要求,将高考视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2014年以来,根据《实施意见》要求,逐渐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从完善、规范到取消自主选拔录取、推出“强基计划”,无一举措不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据,在制度建设中保障招考的形式公平。同时,各批、各省份实施方案的制订,也充分考虑了社会公平问题以及中西部省(市)的经济基础和教育基础,比如选考科目在“7选3”与“6选3”之间,以“6选3”为主,技术科目暂未列入大部分省份的高考;科目组合从第一批试点的35种、第二批试点的20种,缩减至第三批试点的12种;综合评价录取尚未在第三批省份大规模推进。

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因其“获得感”不同,对高考综合改革公平性的认知也有所不同。考生群体的“获得感”受录取比例(尤其是一流大学录取比例)、选择到心仪专业的可能性、全面发展及个性发展的实现等因素的影响;高校群体的“获得感”则与招收到的优质生源比例、招生竞争中的优势程度(多体现为招生自主权的大小)等因素有关。通过调研,笔者发现,面对选科、综合素质评价、生涯教育、综合评价录取、“院校专业组”或“专业＋院校”志愿填报等方面的改革,不同群体的“获得感”不同。整体而言,考生群体的相对“获得感”高于高校群体。受访者普遍表示,高考综合改革赋予考生较大的选择权,让他们在考试科目选择、专业选择中拥有更大余地,但与之配套的是录取环节近乎1∶1的投档比例,使得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受到了更多限制,再辅之行政指令、社会监督,高校几乎无法实施退档,正如一位高校招办主任所言,“尤其是在以‘专业＋院校’为志愿填报形式的省份,体检不合格几乎是我们退档的唯一条件”。在考生群体内部,整体而言,城市重点高中、有良好社会经济地位的考生因积累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本,在新高考中较为有利,相比之下,乡镇普通高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考生所获得的保障性措施却极为有限,比如,乡镇普通高中的受访者谈到,“省城高中的资源、家长的资源都非常多,而我们不仅没有能力提供特别多的选考科目组合,而且在生涯规划教育中还缺乏师资,我们只能在心理课上介绍一些大学的专业。”“农村孩子大多没有电脑、没有手机,选科、报志愿时的信息来源特别有限,他们仅凭自己想,是根本想不到选择哪些科目可以提高录取概率的。”在高校群体内部,整体而言,“双一流”建设高校、高职院校因拥有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在生源竞争中更为有利,大部分省属重点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受到限制,在生源竞争中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一位高校副校长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今年一位通过我校本科体育专业测试的考生放弃了拟录取资格,因为他被一所高职院校提前录取了,我们从未遇到这种情况,太遗憾了。我们学校体育教育是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在还要申请博士点,可我们招生时却竞争不过高职院校”。

《实施意见》与各省份实施方案在制度设计层面是公平的,但在实践中出现不同主体“获得感”不同的问题,缘于高考综合改革落地过程中问题处理方式的简单化。自统一高考建制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意志全面负责相关工作,面对以往单一总分、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一刀切”式的决策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保障了高校考试招生的顺利开展。考试招生机构、中学、高校等群体面对高校考试招生的诸项问题,习惯于服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上行下效地开展工作、解决问题。但高考综合改革强调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高考制度推动高中组织选科、综合素质评价、生涯教育,高校确定选考科目、启用院校专业组或“专业＋院校”志愿填报形式、开展综合评价录取,使制度设计更为复杂。由于不同主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加上缺乏专业研判和专门对策,如果仍使用“一刀切式”的决策机制,就会使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机构较少考虑基础教育、地方经济、家庭文化资本、高校竞争等相关因素,从而难以兼顾复杂性制度设计中各个群体的多元诉求,造成部分群体认为高考综合改革不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