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综合改革：教育与社会间的系统性要义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高考综合改革的系统性与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属性以及高考改革特性关系密切,与以往的改革方案不同,此次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性从政策的制度设计中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成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要衔接,对教育系统的立德树人、育人成才具有重要意义。2．高考综合改革的系统性与1999年“3＋X”、2008年“新课程”高考改革相比,高考综合改革的制度设计更为系统、全面,涉及面也更广。

高考综合改革的系统性与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属性以及高考改革特性关系密切,与以往的改革方案不同,此次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性从政策的制度设计中可见一斑。

1．高考改革的系统观

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高考改革的全局观是高考改革系统观的起点。刘海峰指出,高考中包括诸多两难问题,譬如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改革设想与循序渐进等,在高考改革中应把握全局观,对一些两难问题兼顾两端,掌握平衡点,以避免矫枉过正。^[2]^[3]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以来,这一论题逐渐被重视。其中,有关于此次改革对教育体系系统性变革影响的预判,例如,周海涛认为高考综合改革对教育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树立适合的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确保社会公平和教育公正、培育教育改革新动力等方面^[4];边新灿提出新一轮高考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甚至将带来我国高等学校的重新洗牌^[5]。也有基于实践对改革走向系统性的反思,如文东茅认为要强调高考改革中制度、能力与人心建设的系统联动^[6],钟秉林等人指出高考改革应遵循科学决策的系统性,策略重点在于加强系统设计^[7]。

高考改革的系统观是由我国高考的特殊属性决定的。一方面,我国高考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高考是民众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渠道,高校的办学经费多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事业收入,“国家办高等教育”的实情决定了高考是公共利益分配的关键环节、高考制度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公共政策分析与系统分析是具有相当同构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8],用系统性观点审视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改革,有利于使改革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念,具有社会可行性,又符合政策者的既得利益和意识、目标,具组织可行性^[9]。另一方面,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期待教育性与科学性。高考是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影响下,高考的社会分层作用不容小觑,这便产生了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成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要衔接,对教育系统的立德树人、育人成才具有重要意义。但基础教育的普通性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形成的隔离、个体成长规律要求的循序渐进,又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系统性观点思考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有利于使改革贴近基础教育规律、满足高等教育需求,既达成高考育人的目的,又通过加强科学性、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公平。

高考改革的系统观是依托战略思维,设计、引导、审视高考改革的一种思维方式,其指向的不仅是包括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高等学校新生成长跟踪等基本内容,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社会群体等多重主体,以及高考改革在教育领域与社会范围内触发的种种影响,而且包括其间的相互作用。高考改革的系统观以整体性为基本原则,强调改革主体、内容、影响力等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以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整体功效。结构性与有序性是根本要求,以保障不同要素的异质性,明晰各要素的权力和责任。与此同时,动态性、开放性、反馈亦不容忽视,以实现最优化原则。高考改革的系统观对制定实施方案、审视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高考综合改革的系统性

与1999年“3＋X”、2008年“新课程”高考改革相比,高考综合改革的制度设计更为系统、全面,涉及面也更广。在前两次改革关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和录取方式的基础上,高考综合改革从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三个方面入手,强调遵循教育规律、保证教育公平、提高选拔水平和积极稳妥推进,通过颁布实施方案、配套方案来实现其系统性。

(1)以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为改革主体、以科学的评价理念为导向。(www.chuimin.cn)

此前的高考改革关注的重点在于高考科目设置、高考内容、录取模式和录取方式,具体体现为考试科目数量的增减和综合科目的制定、考试内容侧重对能力与素质的考查、自主选拔录取模式的尝试以及网上录取等。与以往相对零散、囿于形式、“唯分数论”的高考改革不同,高考综合改革以科学的评价体系为导向,以改革考试形式与内容和招生录取机制为重点。我国高考评价体系是高考内容改革的基础工程、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10],构建了“立德树人、服务宣传、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的考查内容和“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考查要求。在改革措施中,统一高考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并重,普通类招生与特殊类招生并行,“一考定终身”与“一年两考”共存,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与综合评价录取、推行基础学科招生改革,实施统一考试与分类考试并举等,体现出对过程与结果、单因素与多因素、公平与效率、一维与多维等多重范畴的兼顾。高考综合改革既是价值层面的评价理念对考试理念的取代,也是实践意义上考试改造与招生改革并举对单一考试改革的丰富。

(2)以育才、选才、用才为改革的价值目标,兼顾教育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

高考综合改革更为重视“人”和“人的发展”,与“3＋X”高考改革关注“高等学校选拔人才”和“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新课程”高考改革关注“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和“各类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不同,此次改革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首要指导思想,并渐进提出了“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为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等价值目标。一方面,高考综合改革关注教育的个体功能,强调以高考改革为导向,通过实施“选考制度”和“文理不分科”政策改变学生的知能结构,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和“综合评价录取”的方式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实行“强基计划”加强中学对培养学生基础能力、学科能力的重视;另一方面,高考综合改革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分类招考”实现学术型人才与职业型人才的分类选拔,通过“选考制度”和“专业(类)＋院校”志愿强调学生的生涯教育、专业适应性、职业发展,通过“强基计划”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注重其与“双一流”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科技创新改革的联系。概言之,高考综合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完成了从仅仅关注“人才选拔”,向强调基础教育人才培养、高等教育人才选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为社会提供人力支撑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通盘考虑的转变。

(3)以相关机构能力建设为改革重点,“教、考、招”的分离与协同受到关注。

“唯分数论”的高考评价体系以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使高中重在“育分”而非“育人”,基础教育“应试”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严重。以往高考多对高中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提出要求,考试招生机构命题、阅卷、划线、投档,高校提档、依“分”录取的基本模式未得到根本改变。高考综合改革试图通过选科、走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提升高中的育人能力;通过国家题库、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升考试招生机构的命题、监督、服务能力;通过制定高校招生章程、设置招生委员会、加强招生问责制建设和制定选考科目、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使用办法、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改革、“强基计划”,加强高校招生能力建设及其与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之间的联系。同时,高中、考试招生机构、高校三者之间的能力建设彼此联系,相对分离的“教、考、招”则通过招考制度实现协同。可见,高考综合改革实现了从强调“应试”能力向强调“育人”能力的转向,从高中单一改革主体向高中、考试招生机构、高校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转向。

(4)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底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根本追求。

奉行公平原则、创造优质高效的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项伟大创举。^[11]高考改革也长期以公平为首要原则。如果说“新课程”高考改革是将“进一步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殷切期待”视为指导思想,那么高考综合改革的政策话语则从“教育公平”更迭为“社会公平”,更为强调高考的社会认可、高考对社会公平的维护以及高考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施意见》要求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按照统筹规划、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选择有条件的省(市)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考试大国。民众对高考的认同,高考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密切关系,以及高考应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论断,都决定了高考不仅是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关乎教育公平,还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关涉社会公平。

高考综合改革：教育与社会间的系统性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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