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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教育与社会的重大影响

【摘要】:[13]再者,“文革”时期的“考试废,道德堕”,以及恢复高考所发挥的使社会实现“由乱而治”之功,说明高考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14]正是这种“身兼数职”,使得高考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升学考试,却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这使得高考在承担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职责的同时,也肩负选拔国家后备干部的重任。但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社会对高考的热度“高烧不退”。

考试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测度或甄别活动,它必然要和其社会母体发生密切关系——既受制又反作用于社会各要素,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高考也不例外。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在担负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原始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项社会功能。

从教育上看,高考已成为一根强势“指挥棒”,牵制着教育目的,引导着教育过程,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皆以高考为中心,围绕高考来运作,中学教与学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所设考试科目上,“考什么便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不学什么”。不仅如此,高考还几乎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追求好的考试成绩因此成为教育施行过程中的直接目标,我们现在常说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是这一目标的极端化。“片追”是伴随着高考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它与高考如影随形,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使学生学无宁日、教师教无宁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富含社会色彩的高考评价功能如此之强大,乃至对基础教育的任何改革都能产生重要影响。[11]

从文化上看,不仅高考制度的建立与恢复本身,体现了对公平理念文化的追求与选择,具体而言,是对舍出身、血统、关系等不公而取能力、学识、自身等公平因素的一种文化选择,而且高考对文化的提升也作用巨大,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的促进下得以持续高涨。另一方面,考试难度也不断加大,现在的高考试题难度和恢复高考之初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考生的文化水平已大大提升,1977年的高考语文答卷中,将孙悟空说成《红楼梦》作者之笑谈,想必会驾鹤西归,一去不复返了。

从政治上看,高考制度促使社会结构重新“洗牌”,考试成绩这一“后致因素”取代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成为新的“社会屏蔽”基本指标,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变迁,并促进了社会流动,尽管来自农民等社会底层学生的辈出率[12]尚低于1,但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竞争性考试(包括高考)得以有机会成为国家栋梁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却是不争的事实,并因此疏散了社会底层对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13]再者,“文革”时期的“考试废,道德堕”,以及恢复高考所发挥的使社会实现“由乱而治”之功,说明高考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此外,高考所带来的“考试经济”,以及通过对教育、政治、文化的明显作用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体现了高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功能。[14]

正是这种“身兼数职”,使得高考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升学考试,却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单从规模的扩张上看,高考的牵涉面便令人惊叹,1952年全国仅5.9万考生,而到2006年,报名人数已达950万之多!更令人瞠目的是,高考期间甚至出现所谓“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高考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举国大考”。[15]不仅政治领域对高考屡示“青睐”,学界关于高考的争论也多“剑拔弩张”,媒体的高考报道则可谓“狂轰滥炸”,普通民众对高考的街谈巷议也不辍于耳。

高考大概是中国社会唯一一项自建制伊始便被紧紧捆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教育制度。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计划的关键。这使得高考在承担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职责的同时,也肩负选拔国家后备干部的重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选取了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文化教育领域“革命”的“突破口”,导致统一高考被废。1977年,高考的命运又紧随政治剧变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再次被选为社会实现由乱而治的“突破口”。因此有人说,恢复高考,无异于一场“抢才大典”,抢出了人才,更抢出了社会发展的时间。1977年的冬天,既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拐点。[16]近年来,在中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政治会议“两会”上,高考的话题也几乎年年被提及。

除“文革”这段特殊时期外,高考自建制特别是1977年恢复以来,以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为根本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数十年不动摇,因为统一高考是人们择善而从、倍加珍惜的一项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当然,高考也并非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相反,学界关于高考的论争一直以来都非常激烈,“炮轰”高考者有之,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认为废除统考制,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历史悲剧重演者有之,认为无视高考的历史作用,而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之举乃是荒诞不经、“吃错了药”者亦有之。对高考的评价也非常对立。例如,有人认为,高考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人才成长和推动全民族文化发展可谓是“功德无量”。1997年11月《人民日报》在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的综述中也说,“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17]。相反,也有人认为,废除统一高考对于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18]同样的高考,在正、反两方皆被说成是“功德无量”,可见观点对立之尖锐。

从社会大众的关注看,每年自年初的高考工作会议召开,考生和家长们便开始留意高考改革的种种动向;高考前夕,但凡举行有关高考信息或高校招生的发布会或咨询会,家长和考生们亦唯恐错漏;高考三天,各大报章、电视媒体等,更是将视角聚焦于考场内外的方方面面,构成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高考之后,分数线和取录办法则成为万众瞩目、翘首以待的焦点,甚至落榜考生的命运,也会成为千百个家庭茶余饭后的谈资。到秋季入学前夕,贫困新生的入学和助学问题,虽属高等教育政策范畴,但依然能引发普通百姓对高考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又一轮反思。可见,社会大众对高考的关注有着经年不息的热情,而这在教育领域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发展,“上大学”如今已基本上不是问题,作为高校招生主要途径的高考,本当越来越淡出民众的视野。但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社会对高考的热度“高烧不退”。这说明,高考绝不仅是一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不仅是一根引导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魔力指挥棒”,而且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社会制度。换言之,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这项教育考试制度表象的背后,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并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高考就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而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正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19]相应地,高考重大的社会影响也绝不会在短期内弱化。

高考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需要。正如教育部长周济在2007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所说,高考是一项在中国行得通的非常公平的制度。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20]而社会公平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高考所具有的公平意蕴、复杂功能与重大影响,无不夯实和力证了其存在的社会“立基”与合理性。刘海峰在对科举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应该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21]笔者以为,这一说法同样可以借用到高考评价上。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动辄以激越的情绪批判高考,而是以全面、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地评价、认识与改革之。因为,“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异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消灭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22]显然,在没有找到更佳的选材方法前,我们不应贸然抛弃而应坚守现有的相对最科学、合理与公平的高考制度。

【注释】

[1]原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7年第8期转载。

[2]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J].书屋,2005(01):4-10.

[3]刘海峰.2005:中国的“科举年”(前言)[M]//科举百年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5.

[4]陈杰人.保送生制度还要存在多久[N].中国青年报,2000-08-30.

[5]庞守兴.质疑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方案[J].教育发展研究,2003(10):26-28.

[6]顾卫临.高考: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吗[J].瞭望,1997(20):36-39.(www.chuimin.cn)

[7]葛洪.抱朴子(外十五篇“审举”)[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刊),5.

[8]王尧.一位音乐教授被解聘的背后[N].中国青年报,2002-05-28.

[9]郑若玲.高考改革必须凸显公平[J].教育研究,2005(03):36-37.

[10]许纪霖.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J].中国新闻周刊,2005(27):65.

[11]郑若玲.论高考的教育功能[J].教育导刊,2005(01):4-6.

[12]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如果辈出率为1,说明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辈出率超过1,则意味着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平均水平。

[13]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J].教育研究,2007(03):46-50.

[14]郑若玲.考试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科举、高考为例[J].湖北招生考试,2006(04):4-7.

[15]方奕晗.民调显示高考已成举国大考[N].中国青年报,2004-06-14(02).

[16]晓宇.“恢复高考30年”专栏评论[N].潇湘晨报,2007-04-06.

[17]郑若玲,杨旭东.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J].厦门大学学报,2003(01):108-114.

[18]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艺术·生活,1998(06).

[19]杨学为.高考改革与国情[J].求是,1999(05):32-35.

[20]教育部部长周济畅谈中国教育[EB/OL].[2007-03-08].http://news3.xinhuanet.com/misc/2007-03/08/content_5819860_4.htm.

[21]刘海峰.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J].东南学术,2005(04):41-46.

[22]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美日法人才选拔与考试方法[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