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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平:高考制度的重要性

【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较许多国家的民众更为强烈。悠久的考试历史制造了中国社会至今浓郁不化的“考试情结”,以至于高考期间几乎成为“高考节”,民众对其他各种考试也越来越“趋之若鹜”,追究个中缘由,维护公平是一个原始且最重要的动

随着高等教育步入后大众化时代,高考竞争压力从数量上说已大为缓解,但实际上学生、老师和家长们脑中的“高考弦”却依然紧绷。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除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对个人的前途命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及高考竞争由以往的“上大学”上移到“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公平的关注与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现在一谈到高考改革,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便是改革公平与否。

事实上,公平既是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制度产生的基石,也是考试变革的主线。从公元前165年西汉文帝首次举行书面策试算起,考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考试经历了许多变革。回顾这些变革,不难发现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追求公平。无论是公元前16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笔试,还是汉顺帝时期左雄改制所实行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论是曹操的“唯才是举”思想,还是曹丕时期实行的“九品官人法”之初衷,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建立,还是1300年间有关科举利弊存废的数次高层争议或改制,无论是举子们对科第仕进的痴迷执着,还是那大大小小惨烈的科场案,无论是那独具匠心、崇高威严的有形的贡院建构,还是那滴水不漏、圆润周详的无形的科场规制,无不围绕“公平”二字做文章。帝制中国之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请托困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选拔人才过程中饱受人情困扰的先人们,于是发明了考试这把客观公正的“量才尺”。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公平意愿的强化,考试改革的公平动机朝更自觉的趋势发展,不再像古代科举改革那样自上而下,而通常由民间的改革呼声自下而上推动着官方的改革,比如通过“两会”提案。我们不难看到,高考改革但凡涉及公平,无不引起社会上下的深切关注,有些改革亦因不公而难以善终。例如,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的招生体制改革,到后来出现“分不够钱来凑”现象,破坏了高校招考中的公平规则,终遭唾弃。在考试内容方面,近年来加试外语口语改革,以及考试命题中出现的城市倾向性,对教育资源占弱势的农村考生群体而言,其公平性也为民众所质疑。2007年江苏和福建的高考都将降低外语分值,便主要出于公平的考虑。保送生选拔中的“重重黑幕”,尤其是“送官不送民”,也曾引起民众义愤,操作程序的不公正一时间成为人尽皆知的秘密,并因此被指责为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腐败,认为保送制度打破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观点,[4]在民众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录取制度方面,20世纪80年代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而增加投档比例的改革,造成录取季节“条子票子满天飞”的“奇观”,20世纪末推行的网上录取,出发点之一便是杜绝各种非成绩因素对录取造成的困扰,以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近年来讨论热烈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失衡,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不同地区考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问题,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关于招生指标分配的所谓“破冰之举”的改革,拥护总体上多于反对,便反映了民众对教育机会公平的渴望。2001年开始试行的“自主招生录取”改革,实行6年来,引发了教育界不少争论,以赞成或正面肯定者居多,但赞成者也心存顾虑,认为此举可能是对公平选才的一次严重冲击。[5]

可见,高考之所以备受瞩目,维护公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着公平,人们的高考改革心态也非常矛盾,可以说对它是爱恨交加,既爱之深,又恨之切。一方面,许多高考的过来人,尤其是1977、1978级考生,对邓小平果断恢复中断已达11年之久的高考,鲜有不由衷感激和拥戴者,但也有人对“黑色七月”笼罩下的高考制度怀有切肤之痛,恨不能即刻“除之而后快”。假如真废止了高考,又会如何呢?恐怕不少人会发觉自己对高考其实是有着深深眷恋的。考试制度确有其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有人说,高考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却给了每一个孩子同样做梦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机会。[6]这种说法便为人们面对高考所产生的矛盾心态作了一个最恰当的注脚。(www.chuimin.cn)

历史告诉我们,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考试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最为公平和有效;而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公平与效率恰恰又居各种考试形式之首。使人人享有参与高等教育和社会资源竞争的公平机会,是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在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较许多国家的民众更为强烈。“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亦是对高考改革的现实心态。为什么针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而颁发的“减负令”,却一次次难过“家长关”?为什么30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让老百姓奔走相告、欢声雷动,迄今回首仍温情依旧乃至心潮澎湃?为什么高考饱受非议却一直被采行?别无他因,唯因考试在制度上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规则,正如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所指出的,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7]学校为摆脱人情请托,避免或少惹麻烦,家长为求得子女公平竞争的机会,自然都更愿意选择考试。因为,在“公平”与“减负”的天平上,秤杆永远都指向前者。再比如,在艺术院校的招生中,考前给考官送黑钱成为公开的秘密与招生的“潜规则”,以至于有人发出“穷人的孩子不要学音乐”之慨叹。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发生音乐教授因质疑招生公正而被解聘的丑闻,一些主要媒体竟冠之以“4·17高考事件”。[8]为什么一所艺术院校的专业复试,却引发媒体和社会如此关注?公平是也!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可见,高考制度的根基并未被动摇。即使在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今天,乃至迈入普及化的明天,也仍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公平仍是且将一直是高考改革的要素。[9]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高考命运的走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考试作为检测人才的手段,具有恒久的价值。悠久的考试历史制造了中国社会至今浓郁不化的“考试情结”,以至于高考期间几乎成为“高考节”,民众对其他各种考试也越来越“趋之若鹜”,追究个中缘由,维护公平是一个原始且最重要的动机。尽管现行的高考制度因弊端甚多而招致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批判,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和“一个荒谬的制度”[10],但正是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在社会竞争中有了“公平的立基”,而公平竞争正是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这说明,高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