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公平：教育与社会之间

世界上鲜有像东亚这样如此重视高考的地区。而在东亚诸国中,又鲜有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高考的国度。每年高考期间都会出现诸如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高考也因此被形容为“举国大考”。^[41]随之,高考的公平性也格外受关注。原因有二:

一是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是考试的“故乡”,自古便是一个极度甚至过度重视考试选才的国度。而科举制度的长期运行,更将考试这一选才手段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并极大地强化了考试选人的观念。统一招考制度首先在中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出现,科举考试的传统渊源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科举文化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这就像孙中山本人并没有经历过科举生涯,但他却会提出《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民国时期会建立考试院一样。……很难设想一个西方人会将考试在整个社会和政治构架中强调到如此重要的程度”^[42]。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用苏联模式影响论进行解释很不妥当,“因为在有着几千年科举传统的国家,统一考试应该是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典型”^[43]。

实际上,高考不仅仅在我国受重视,在东亚其他国家,也有重视考试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对高考的重视程度比起我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日本,高考兼具教育和社会选拔功能,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考试压力,日本也因此被称为“考试地狱”。有人如此形容日本的考试竞争:“日本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昏倒在东京帝大的榜单之前——有的是因为被录取而快乐得昏倒,有的则是因为没被录取而挫败得昏倒。”^[44]在韩国,举国上下流传着“卖掉黄牛也要供孩子上学”的俗语,一年一度的大学入学考试(即韩国的“高考”),更因关乎考生的前途、事业乃至婚姻而被形容为“比死刑更残酷”的考试。韩国的高考不啻为一次“全民总动员”,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为此“绷紧了弦”。^[45]之所以如此,乃因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淫,同属“东亚考试文化圈”。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影响既广且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在当时的东亚世界具有一种“普世化”趋势。^[46]

而历史选择考试,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最为公平和有效。唯有考试能在制度上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规则,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47]。帝制中国之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考试社会),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请托困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从公元前165年西汉文帝首次举行书面策试至今的两千多年中,考试经历了许多变革。盘点这些变革,不难发现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追求公平。^[48]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改革,更是把公平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变革的趋势来看,取士范围从封闭走向开放,使人人享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取士标准从主观走向客观,客观的标准有利于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使“‘等第’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可能;取士配额从注重考试公平走向注重区域公平^[49],有利于均衡地域教育差异,扶持弱势地区的社会发展。此外,在考试文体、防弊技术、考试规制等方面的改革,也无不围绕“公平”二字做文章。及至民国时期,高校实行单独招考^[50],带来了选拔标准不一、竞争的平等性得不到保证等缺陷,尤其是国家缺乏对高等学校在各地招生的统摄,造成地区间教育的严重失衡。为此,当时的教育部曾多次推动国立大学进行招生录取公平的改革。^[51]

可见,无论帝制或民国时期,政府始终在不遗余力地以公平为依归对选才制度进行改革。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便认识到考试具有极大的稳定社会秩序之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而不像印度文明、希腊文明那样只有璀璨的瞬间,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持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主要得益于科举制度,正如“寓华最久知华最深”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认为的:虽然科举考试有种种缺陷,但它在维持中国的统一和将中国文明保持在一个令人尊敬的水平上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事物。^[52]因此,历代统治者在打下江山、初定政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开科考,以笼络民心,网罗人才。尤其当他们意识到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后,便无不以“至公”作为首要目标来建设考试制度,力图使其“止于至善”。^[53]

二是国情与现实的需要。从个人的角度看,高考事关考生前途命运之大体,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政治和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而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54]。而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公平忧患与渴望较之许多国家更为强烈。且不说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下,需要统一高考来维护个体教育机会竞争的公平,就是在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今天乃至迈入普及化的明天,也还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考试办法仍无法舍弃,因为受“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传统文化影响,“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或者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55]。这已为中国考试历史一再证明。可见,维护公平仍是高考存在的最原始也最重要的根基。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考作为我国当今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在担负选拔高校新生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促进教育改革、提升社会文化、稳定政治秩序、促进社会流动等多项社会功能,并由此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56]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因此有人将1977年恢复高考比喻为一场“抢才大典”,抢救了人才,更抢出了社会发展的时间,1977年的冬天,既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拐点。^[57]尽管现行高考制度受到一些质疑、批判和挑战,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和“一个荒谬的制度”^[58],也尽管改革高考的呼声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高考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成熟和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迄今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取而代之。^[59]正是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在社会竞争中有了“公平的立基”,而公平竞争正是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在2007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也曾说,高考是一项在中国行得通的非常公平的制度;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60]而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这说明,高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高考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需要。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之所以发明出考试这把“量才尺”,主要便是出于追求公平的考虑。实际上,公平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和永恒的诉求。上文对国内外高考改革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高考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理念与追求上,各国并无二致。国外关于高考公平的改革、争议与追求,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例如,美国作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均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尚且存在诸多招生公平问题,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追求公平;我国作为人口多、底子薄、“穷国办大教育”的多民族国家,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之多之重,丝毫不亚于美国,且高考的不公平,是我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隐患,政府和社会各界没有理由不齐心协力,使高考改革日臻公平。

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在文化与教育传统上同根同源,他们在由“统考统招”向多元招生、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关公平问题的争议,完全可以成为大陆高考改革之“明镜”,对大陆自主招生等改革,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与警醒作用。在我国大陆,有关自主招生等高考改革的话题在当下被热议,就是因为存在诸多公平问题,并因此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前文的民调结果便是力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其利弊得失显然还需仔细斟酌。热议所折射出来的,是自主招生在权力与公平之间的博弈。前者尊“科学、自治”为圭臬,为高校所力求;后者奉“合情、合理”为法宝,以民众为拥趸。实际上,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本非水火不容,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的保障与透明机制的监督,二者常常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目前以弱化公平为代价的自主招生权力的强化,为民众所深忧。因为在权力与公平之间,民众永远会选择后者。而尊重民意是任何一项改革的前提与基石。吸取台湾地区多元入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们的社会现实,兴利除弊,完善大陆自主招生改革的配套措施与透明机制,使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变成“合作博弈”的关系,得到互利双赢的结果,是改革的当务之急。此外,台湾地区在录取上的加分优待、“繁星计划”等改革,对大陆的高考加分以及高考录取上的阶层与地域教育机会均衡化改革也启发良多。

因此,高考改革必须首重公平,只有在基于公平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才可能使改革的教育与社会成效实现最大化。在日益追求公平、公正与效率的今天,任何制度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平公正性,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高考制度尤其如此。高考改革若改掉了公平,就等于“革”了自己的“命”。^[61]在高考与公平的关系上,一方面,改革高考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追求教育和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追求公平也是高考健康发展之“不二法门”。然而,由于高考与教育制度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高考改革也因此关系重大,成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具有巨大的难度与重大的影响。更由于高考事关政府、高校、中学、学生与家长等各方利益,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博弈,面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取舍,高考改革处于一系列两难选择中。有学者在形容高考改革的难度时曾说,如果谁能解决中国大学招考中的一系列难题,应该得到教育的“诺贝尔奖”^[62]。这一切,注定了高考改革的公平诉求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上下而求索”。当然,绝对公平的高考改革永远是一种理想,不可能存在满足各种公平要求和各方利益诉求的改革方案,但相对公平应成为我们的现实追求。

进一步来看,高考改革与教育机会公平固然值得我们关注,但又不应止步于此。为了实现长远和真正的公平,我们需要追根溯源,对高考改革的公平问题做更深的追问: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何在?以何种标准来决定入学机会才是公平的?甚或,以一定标准来决定入学机会的做法本身是否公平?^[63]高考改革应首重谁的公平?形式的公平与实质的公平该如何取舍?个体的公平与社会的公平当如何权衡?高等教育不同阶段所秉持的入学机会公平理念是否应有所不同?等等。显然,与高考改革的公平之路一样,关于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公平的研究也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10期转载。

[2]为求简明,国外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也以“高考改革”一词来统称。

[3]提前招生是美国高校数种招生计划之一,包括“提前决定”(early decision)和“提前行动”(early action)两种类型,学生如果申请了某校“提前决定”计划且被录取,便有义务进入该校。“提前行动”计划则允许学生对该计划与自己获得其他大学的录取结果进行比较后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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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通过区域配额来控制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

[50]1938—194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曾实行过“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1941年,因战时通讯困难,全国统一招生被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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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在台湾,有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精英主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机会应保留给最有才能及聪明的少数人;平等主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应进一步开放,使社会中更多的人能享受它的好处;社会福利观点认为,高等教育不应再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机构,而应多扮演补偿教育的角色以增进社会福利,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因此,根据一定标准以决定入学机会的大学入学考试并不公平,也毫无意义,主张高等教育成为出入完全自由的开放机构。详情参阅管美蓉．考试与社会——以台湾地区大学联考为例(1954—2001)[J]．考试研究,2008(03):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