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改革已经试行十余年,且行且新、渐成共识,充分说明这是“大一统”高考中一项行得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自主招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试点高校选拔优秀生源,而且在于对高考多元化与多样化改革探索的有力推进、在于对素质教育及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有效践行。目前,自主招生改革涉及的范围与数量还非常狭窄和有限,但其弘扬的理念与产生的影响积极而深远。下一步的自主招生改革应加大步伐、大胆尝试。......
2023-11-26
2001年,教育部在东南大学等江苏省3所高校试行了“自主招生录取”改革。试点的思路是将高校的考核与高考相结合,由试点学校制订并公布自主选拔录取方案,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通过试点学校的审查和其他相关测评、考核,合格者便成为候选人;入选考生仍须参加全国统考,如果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省级招办即向考生选报的试点学校投档;投档后由试点学校对先期考核通过并且符合统考成绩要求的考生进行综合评价和自主录取。2003年,在借鉴前两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选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2所国家重点大学,各拿出5%的招生名额,按照报考条件、招生办法、录取结果“三公开”原则,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即通常所说的“自主招生”,以下皆以“自主招生”来代称)。
十年来,自主招生改革在数量、规模、条件、力度、模式、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试点高校的数量上,从2001年的3所增至2002年的6所,2003年的22所,2004年的28所,2005年的42所,2006年的53所,2007年的59所,2008年的68所,2009年的76所,2010年的80所;在自主招生的规模上,突破了最初只能占本年度招生计划总数5%的限制,考生人数多、质量好的高校可增至10%甚至更多,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跨入大学门槛的考生在过去6年间翻了六番;在限制条件上,由最初的指定地区、指定中学推荐改为个人自荐与中学推荐相结合,一般采取“学校推荐为主,个人自荐为辅”,不仅重点中学的学生可以报名,一般中学的学生如认为自己实力较强也可自荐;在降分幅度上,对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尤其是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考生,由原先最多可降30分变成不受此限,甚至还可优先选专业;在招生模式上,在原来“自主+高考”模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复旦、上海交大真正自主的“去高考”模式;在试点范围上,由最初的重点大学扩大到一般本科和高职院校。基于上述变化,自主招生改革的教育与社会影响逐渐显现与扩大。
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外,高校招生几乎是以高考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由于录取制度刚性,标准单一,高校基本上没有招生自主权,中学教学也因此陷入“片追”与应试教育的泥潭不能自拔。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推进素质教育,探索一种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考试评价、多样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校招生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自主招生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对传统的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保送生和特长生招生除外)的高校招生录取体制的有力挑战,对于健全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有重要意义。
客观地说,自主招生试点在选拔优秀人才、鼓励自主办学、更新教育思想、推动教学改革、引导素质教育、推进招生改革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最先尝试自主招生的东南大学在改革中选拔了不少有特长或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并认为“只有不断加大自主招生力度,才有可能让更多有培养潜能的学生走进大学校门”,[3]北京大学2007年对首届自主招生毕业生的调查也显示,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在学业成绩、文体活动和社会工作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才能与水平,在总体上优于全校平均水平;[4]自主招生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有利于挖掘高校办学潜力、提高办学效益;多元评价、多样选拔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纳;中学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更加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注意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课本外知识、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求异思维、重视互动式和启发式教学等,[5]有利于推动教学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以往中学与大学之间的疏离关系,如今变成了本该有的密切互动,不仅使大学对潜在生源的了解渠道更加畅通,而且使中学教学更有针对性;为防范人为因素干扰而建立的舆论监督机制,丰富了“阳光高考”的招生内涵;自主招生高校由最初的重点院校扩展到如今的地方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为我国多层多样招生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等等。
但毋庸讳言,改革也出现不少问题,在公平、诚信、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应试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不少质疑。其中,质疑最多的是自主招生的公平性,例如认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各种腐败现象如金钱侵扰、权力介入等,在“自主”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尤其是自主招生中的推荐成分,让人对曾经深受其害的高校招生制度忧心忡忡,担心自主招生会重蹈歪路,那些经历过“文革”等特殊政治时期的普通百姓,更是对学术以外因素介入带来的腐败与伤痛心有余悸;自主招生名额投放的地域与学校差异,造成地域、城乡和学校之间机会的不公平;自主招生选拔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在城市,“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能力考察、以实验为代表的动手能力考察、以口试为代表的表达能力考察等”[6],加上要求考生到高校参加测试,使贫寒家庭子弟由于物质准备上的不足而处于竞争劣势,甚至可能剥夺他们参与自主招生的机会,在平民百姓眼里,自主招生所看重的“技艺”与“能力”,是要“用钱堆出来的”,而贫困或农村家庭的孩子,琴弦没摸过,怎么去考级?模型没见过,怎么去动手?“能言善辩”也是靠见识与信息“熏陶”出来的,在资料缺乏、信息闭塞的农村落后地区,孩子们怎么去见多识广、如何能谈吐不凡?凡此种种,让人忧心忡忡。
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对2117名公众所做的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显示,66.7%的人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56.78%的人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不够透明”,48.8%的人认为“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学生更不公平”,74.4%的人认为要提高招生录取过程的透明度,69.7%的人认为自主招生首先要保证公平公正、提高公信力。[7]几乎在同时,新浪网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对13000多名网友进行了调查,七成的网友认为“实名推荐制对多数人不公平”,也有人担忧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会永远被排除在这一选拔渠道之外”,更有网友直言“信校长不如信考分”。[8]以上这些调查对象还只局限于能享受到网络资源的民众[9],若将调查向以农民为主体的“沉默的大多数”铺开,质疑自主招生公平性的人数比例会更高。(www.chuimin.cn)
诚信也是自主招生改革不得不正视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与保送生制度曾出现的问题一样,在自主招生中,有些中学为提高升学率,采取“荐良不荐优”的做法,或者对材料“注水”,把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推荐到自主招生的选拔中;高分考生“不辞而别”“另攀高枝”[10]等现象时有所见,有的考生只是将自主招生作为“保险绳”,使得相当多高校不得不面对学生“跑单”的尴尬[11],因中学和考生诚信不佳而带来生源的质量与流失问题,令许多高校十分头疼。
此外,高校自主进行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成本与效益等也颇受质疑。自主招考在抵御人情请托和特权干涉方面的能力要低于全国统一考试,由此可能带来公平的问题。而且,自主命题的科学性与权威性不及全国命题,命题质量(包括试题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等)势必受到影响,而命题质量的高下,又关系到考试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从而间接影响考试的公平性,考试的权威性也因此被大打折扣。[12]例如,针对2006年复旦自主招生面试所出的“神仙题”(指无固定答案、不用任何准备的“自圆其说”题)评分的主观性太强,以及一位不知山东省会为何地,反而以“我一直偏好理科,对这些文科知识平时没有怎么关注”为由理直气壮“狡辩”的考生却通过了面试的典型事例等,不少人对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自主招生旨在测评考生的素质及创新能力,但实际测试中却出现诸如“说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名字”之类的知识性考题,测不出考生的创新能力,因为“任何有标准答案的试题本质上都不是创新型的”[13]。
从成本与效益上看,自主招生的耗费远高于统一考试,“学校方面,准备考场、专家命题、监考和专家面试、单独招生宣传、招生网络建设等都是大笔花销,而时间则更显宝贵,从招生宣讲到多轮考核,历时近一个月,时间花费巨大;就考生来讲,路费、考试费等费用大大增加了其参选负担,尤其是边远地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14]因此,针对高校花费不菲来自行组织笔试或面试的高成本行为,有人认为既无必要,也不适合在一般院校推行,这一方式虽然可能将笔试线内15%的学生选拔出来,但“这15%所花的代价要远远高于85%所花的代价”[15],投入的成本与产生的效益显然不相匹配,尤其是当自主招生改革大面积铺开时。
如今,自主招生的应试倾向初现端倪,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忧虑。随着教育部取消自主招生的比例限制,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把自主招生视为跻身名校的捷径,不惜为此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尽管高校一再强调自主招生考试“没有大纲、无须专门备考”,但丝毫不影响各种辅导班的门庭若市与红红火火。这些辅导班收费昂贵,有的班3小时培训课程开价1800元,令人瞠目结舌;师资水平鱼龙混杂,有的甚至打着“高校命题教授亲自上课”的旗号来吸引“愿意上钩者”;辅导材料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各种“秘笈”“宝典”“真题”“指南”大行其道,购者甚众。部分示范性高中也不甘落后,开设自主招生的针对性辅导班。家长对辅导培训热情高昂、出手大方,学生却疲于奔命、不堪重负。[16]愈演愈烈的自主招生应试倾向,使高校招收“不经过训练的原生态学生”的美好愿望成空中楼阁,可望却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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