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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教育与社会相互关系

【摘要】:而且,高考的社会功能常常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并使高考改革举步维艰。正是这些社会功能,使得高考这种教育系统的升学考试,变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高考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为一切高考改革的出发点与评判改革成败的准绳。

与古代科举是帝制社会的核心、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相类似,高考在当今中国也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在履行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本质职能的同时,还发挥着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功能。而且,高考的社会功能常常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并使高考改革举步维艰。

从教育上看,高考绝对是牵制和引导中小学教育的一根强势“指挥棒”,不仅使基础教育盲目围绕高考转,而且造成“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严重弊病,扭曲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从文化上看,虽说社会文化对高考内容的选择、变化与组织等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高考也会因其特殊平台的身份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反过来影响社会文化,其考试内容中所选择的“文化”,有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甚至成为文化引领的信号,产生“风向标”作用,从而促进文化的继承、传播与更新。[4]得益于“以考促学”,高考提升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作用巨大。从政治上看,高考制度开放了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促使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影响着社会阶层变迁,促进了社会流动,从而疏散了社会底层对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5]此外,高考创造了巨大商机,推动了不可小觑的“考试经济”,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功能。正是这些社会功能,使得高考这种教育系统的升学考试,变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高考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为一切高考改革的出发点与评判改革成败的准绳。高考公平事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又攸关考生个人命运乃至家族利益。不仅如此,高考的公平性还是一个政治性议题,几乎每年全国“两会”上关于高考的提案或建议,都与公平有关。40年来每一项高考改革,无一不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徘徊取舍、在矛盾或两难之中百转千回。维护公平可谓是高考存在的最原始也最重要的根基。被公平紧紧捆绑的高考制度,当改革面对公平与科学、效率、个性、特色等诸多矛盾抉择时,往往首选公平,甚至为了公平而舍弃其他,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改革探索,也因此困难重重甚至难以为继。

以综合评价改革为例。近年来探索的综合评价,一改以往“智育至上”的片面做法,主张对学生各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评量,是一项科学的人才评价制度,也契合高校招收综合素质全面的生源之需求。早在2008年1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普通高中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便明确提出建立完善高中生综合评价制度,并将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中。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近年来出台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高校招生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也一再被强调。(www.chuimin.cn)

理想的综合评价要素应包括高中成绩、高中综合素质、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各方面。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主要国家高校普遍意识到以单一手段选拔学生易于偏颇、造成学生恶性竞争与片面发展,因此,在招生时都尽可能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评价,尤其是高中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等要素,普遍受到世界主要国家高校招生人员的青睐。例如,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没有绝对的刚性标准,而是实行综合评价,评价依据包括高中学业成绩、“美国高考”(SAT、ACT)分数、高中最后两年主要课程任课教师推荐信、课外活动、才艺证明、小作文等诸多材料,目的就是为了从德智体美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考察。其中,高中成绩是美国大学招生考量指标中最重要的一项,有的州甚至制定相关法规来保障高中成绩在大学录取决定中的地位,如得克萨斯州规定,中学排名在前10%的学生将自动被该州任何一所州立大学录取,如果未被录取,大学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被拒学生可以诉告;[6]艾奥瓦州也有类似的立法规定。[7]英国高校招生颇为倚重的A-level考试以及早期的学业记录GCSE成绩,可视为与其他学术型资格证书或职业型资格证书以及高校单独组织的专业入学考试相对应的中学学业表现;英国高校招生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内容包括个人陈述、推荐信、A-level预测成绩、学业记录、入学考试成绩、写作质量、面试表现等多个因素,[8]正是借助这种招生综合评价,英国精英大学如牛津大学等得以选拔出具备优异学业成就和成功潜力的高质量生源。[9]深受我国科举考试文化影响的近邻韩国,对于大学入学考试有着与我国民众非常相似的社会心理,近年来也大力推动大学招生的综合评价改革,韩国文教部规定大学可对学生记录本成绩、大学修学能力考试、大学单独考试、面试、论述考试等成绩进行自由选择与组合来选拔新生,其中,学生生活记录本成绩即学生的中学各方面表现,覆盖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全部活动记录,包括个人情况、学籍情况、出勤情况、身体发育情况、获奖情况、资格证书情况、特别活动情况、服务活动情况、义务劳动情况等,[10]生活记录本所反映的正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韩国政府明令要求各大学不能只看重学业成绩,要重点考查学生的特长以及各种活动记录。[11]

相较而言,综合评价要素中的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由于是一次性笔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考试命题质量、考试环境、学生考场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只能部分反映学生的文化基础和考试能力,在人才评量的信度尤其是效度方面远不及高中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科举考试的评价效度和美国高中成绩的有效性等方面研究均可支持这一论断。科举考试由于命题长期局限于儒家经典,要想拉开考生距离、保持区分度,只能钻牛角尖出偏难险怪题,加之出于“至公”的考量,科举高度重视标准化与严密化建设,如标准化的考试场地(贡院)、严密的考试规制、试题及作答的高度标准化(八股文)、糊名、誊录、双重定等第法以及凌厉的反作弊惩处等,使得科举在具有较高信度的同时,效度却越来越低。到了清末,科举最终选拔出的“八股制艺高手”与设立文官制度的“选贤与能”初衷已相去甚远,甚至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了。[12]美国学者通过对高中成绩和“美国高考”分数分别与大学学业成绩及毕业率的相关性研究对比,发现高中成绩是一个比“美国高考”分数更可靠也更公平的大学学业及毕业率的预测指标。[13]因此,“美国高考”作为大学招生“黄金罗盘”的存在根基受到越来越多的动摇,到2014年,已有1/3的四年制本科高校开始实行部分乃至完全的“可免试入学”(Test-optional)改革。[14]

可见,高中成绩和高中综合素质因反映的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业和素质及能力发展的全程状貌,相较于一次性考试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依据高中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进行的考查会更加全面,是更为理想的人才评量指标,不仅可以为高校招收优质且适切的生源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可以有效预测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乃至毕业后的职场表现。然而,高校招生综合评价落实到我国高考改革的现实中,却总是遭遇重重障碍。尽管教育部发出高校招生试行综合评价的倡议已近10年,但由于担心人情因素干扰影响招生公平,高中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迄今难以在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更遑论发挥重要评量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