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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国家主义教育观与工具论

【摘要】:显然,国家主义的招生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顶层设计以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为依归而作出的价值选择。对考生身份的限定,源于国家主义教育观希望选拔出“又红又专”的人才,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它的确定与相关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革命胜利的贡献有关,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赋予他们优先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使其进一步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言,1949年至1976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与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在客观上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渴望。这也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发轫之初,便肩负社会重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具有浓厚的工具论色彩,基本逻辑在于“什么标准能够为国家建设选拔有用之才”。

第一,基于政治考量为国家服务,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根本宗旨。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以“保证政治质量”[26]为基本前提,以“为新民主主义事业服务”[27]、“为人民服务”[28]为最终目的。显然,国家主义的招生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顶层设计以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为依归而作出的价值选择。这一决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有序发展的基调。

第二,相关的前置经验,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相关经验。例如,单独招考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要求考生能够听懂俄语;大区统考注重“本人对革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9];推荐制将“对于工农业生产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土专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30]、“有实践工作经验的工人农民[31]等身份视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精英教育阶段,国家源于社会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的根本需求而作出的效率优先的价值选择。(www.chuimin.cn)

第三,考生的身份要素,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一方面,是考生的年龄,以17~25岁为主,“军队或地方的老干部、革命或解放区工作3年以上工龄者”可放宽至28~35岁不等[32];另一方面,是考生的身份,单独招考时期“向工农大众倾斜”[33],全国统考时期也“明确照顾工农”[34],推荐制时期则规定“黑五类学生不应录取”[35]。对考生身份的限定,源于国家主义教育观希望选拔出“又红又专”的人才,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可见,1977年以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依据深受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考生的政治立场、实践工作经验、阶级成分而非学业成绩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它的确定与相关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革命胜利的贡献有关,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赋予他们优先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使其进一步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社会导向的价值选择,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更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