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功能的整体性破坏与失衡，导致错位与失控

自从大学产生以后，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做什么，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学功能所体现的是“大学能做什么”的问题。大学能做什么必然依赖于“大学是什么”，即对大学本质的思考。就大学本质的不同回答必然导致对大学功能的不同定位。大学有多种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考察。在对大学功能的不同认识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书倾向于把大学功能看作一个功能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大学的本体功能和大学的衍生功能，它们同属于一个整体。大学的不同功能之间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处理得好，能促进大学功能的发挥；反之，则会引起功能整体性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大学功能的错位与失衡。大学功能同属于大学这个整体系统，保持大学功能的整体性，是大学目的得以实现的基础。因而，对大学功能整体性割裂的表现进行分析，既具有理论意义，又符合现实需要。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是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着的。大学之所以是一个有机体，是因为大学内部各个群体有着系统的理念和共同的目标。当大学承担了许多与学术无关的工作时，这样的大学是缺乏共同理念和目的的，只是由行政力量形成的集合体。现在的大学办学形式既有正规的学术型教育，又有各种培训班、课程班；大学办学层次包括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大学办学理念不仅探索高深学问，而且从事基础教育，同时还办专科教育、中小学教育甚至学前教育，把不同的力学形式和办学理念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大学已失去了共同的理念和目的，已称不上有机体。

这种现象很自然地让人想到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克尔提出：“巨型大学是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个群体……作为一个机构，它观察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但往往与当前不相一致。它几乎奴颜婢膝地服务于社会——它也批评这个社会，有时还很无情。它致力于机会平等，但本身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群体，像中世纪的师生群体那样，应当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巨型大学里面，他们却相当不同，甚至争斗。一个群体应当有一个灵魂，一个单一的有活力的宗旨；而巨型大学则有若干个灵魂——有些相当好，虽然对于哪些灵魂真正值得拯救有着很多辩论。^[1]”弗莱克斯纳也把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他认为在这个有机体中，部分与整体是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多元化巨型大学更多的是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增加或减少部分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或者丝毫不引人注意。

大学只作为象牙塔或服务站，显然是两个不幸的极端。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自然不能遗世独立、孤芳自赏；另一方面，大学若能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非隔离，方能产生一种客观冷静的观照心态，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利于真理的探索。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如何使大学与社会间心理上的高门危墙拆除的同时，又不让它受困于当前或现实的问题压力之下而影响或放弃对真理的探求？大学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大学的功能，分清主次，使大学功能系统在大学这个有机体中保持平衡，还原大学的本质。

长期以来，大学给人一种脱离世俗的“象牙塔”的形象，即把大学作为一种为了知识而知识、不理世间事者。近年来，这种形象彻底变了。现在普遍存在的状况是，部分大学不加分辨地接受外界的研究委托；或为了本身的存在、发展及赢取社会的支持，标举服务的意念，为社会提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或不分主次地广设训练班式的各类课程。从长远看，这些功能并不矛盾，都是为大学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大学要服务社会本是无可争议的，但大学过于把眼睛向外看，过于想取悦社会，甚至失去大学内在的价值感，结果是大学把服务放在人才培养、学术之上，变成了广泛性质的服务站，走向与象牙塔完全相反的途径。然而，在充满活力的大学系统中，大学的功能却因为大学在对社会发展要求的回应中，有所偏废，发生错位，这是大学发展极为不幸的遭遇。

（一）人才培养功能与科学研究功能的错位

20世纪以来，大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之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培养的地位受到科学研究的巨大冲击和威胁，随着科学研究功能地位的提升也引发出更多的问题；同时，在诸多外力作用下，比如政府的干预更使两者的冲突变得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科学研究功能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大学与政府通过科学研究进行合作的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相当多的国家里，科学研究占据了大学的主要地位，人才培养功能和科学研究功能更是主次不分。比如，美国：“在研究型大学里，许多人认为，假如没有文章发表就很难被聘用，持这种观点的教师人数在最近的20年，从44%上升到83%，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非研究型的大学里，持这种观点的教师人数也从21%上升到42%。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出版的另外一个全国性调查表明，公立大学44%的教师认为，由于科研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妨碍了他们的教学工作，甚至在四年制的非研究型高等院校里，1／3的教师也持同样的观点。”^[2]大学的价值取向与大学功能发挥关系紧密，过于片面或只强调大学某个方面或某种功能而忽视甚至贬抑其他功能，就会造成大学功能整体性被割裂，具体则表现为大学功能错位和失衡。

我国的大学由于受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的影响，科学研究成为名利双收的坦途，数学家丘成桐说的培养人才是大学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已被忽略。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教学成为劳而无功的负担、成为某些大学教师的副业，有一部分教授甚至不给本科学生上课，教师的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成为某些大学校园里的奇怪现象。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绝大多数大学设定量化指标，如要求大学教授必须每年为本科生教学的时间应该有多少小时，作为年终考核指标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学与传授已实现了由主动向被动的转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在现行体制下，大学教师视科学研究为名之所在、校外活动为利之所在，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和校外活动中，忽略了教学和对学生本应该的关心。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中科大从建校开始就对学校的办学目标，人才培养有明确的思路和非常高的要求。学校一直把学生、育人放在第一位，创办的前十年，学校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的，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核心使命。学校对学生的专业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说力学系1958级，钱学森先生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不满意，觉得基础打得不够牢，就让他们又学了半年才毕业。学校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年代也是把最好的设施都给了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建国初期学校的人才培养非常成功，前十年培养的7400名本科生中，涌现出了35位两院院士和20多位科技将军。中科大最初的办学理念在为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出众多出类拔萃的人才。”^[3]

现在，大学更看重其实用价值，认为大学在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教学与科学研究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无疑科学研究具有更强的优势。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独立，虽然是科学自身发展水平的要求，但更是科学研究在近代工业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的结果。正是这种力量，才使社会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地位的提高也正是因为对这种实用价值的盲目追逐。随着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地位的飙升，人才培养功能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也随之被科学研究功能取代。

科学研究中教育的意义并未强调到举足轻重的地步，科学研究的目的已经从未来更好的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转化为单纯地发展知识。当然，这一结论是从大学科学研究活动的规模层面而言的，科学研究在质量上是否真正起到了发展知识的作用，我们还没有勇气下如此结论。然而，不证自明的是，科学研究在质量上对知识进步的意义远没有其表面那么繁荣与统计数字上那般辉煌。近年来，大学教师、学者专家、硕博学生中，学术失范的现象更是频频发生。这种颠倒人才培养为本位的科学研究，意义何在？

现在，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谈不上对知识发展有多少贡献，反而成为相关人员的一种谋生工具。实际上，在大学理想中，大学的本体功能（人才培养）与衍生功能（科学研究），在不影响本体功能主导性的情况下是可以统一和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人才培养过程离不开高深学问的教学，而高深学问的教学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带有研究的性质。因此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同属于大学功能整体，它们各就其位、协调共处，是大学生命力的根基。(www.chuimin.cn)

（二）人才培养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错位

随着科学研究功能在大学中地位的日益凸显，科学研究与社会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大学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从事纯科学研究的学者因资金缺乏而深受其苦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的逐渐增加，也需要大学对外承包服务项目，并要求服务承包人使用学生劳动力，或者允许学生兼职从事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或者调整教学进度腾出时间让学生打工，或者开设暑期学校等在很多国家已广泛实施。如同上面提到的那样，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引入更新、更广泛的关系中。以美国为例，《赠地法案》建立了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大学传播和应用现有知识来为一个新生的工业化国家服务。的确，美国的大学拥有广泛的资源能够为公众提供服务，它们拥有历史悠久的公共服务机构，通过科学研究，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知识的更新上，对知识也寄予了厚望，并要求大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做出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美国的大学在这股发展潮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的大学，正如克尔的大学理念中所体现的那样，它早已超越了德国与英国的大学模式，发展出自我的性格。在巨型大学中，教师们的生活被改变。对大多数教师来说，教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研究和迎合社会。这种现象导致教师的“地位”越高，与学生的关系越淡。正如弗莱克斯纳曾描述的那样，美国的教授不再是无产阶级，他们的薪金和地位都已大大提高，而且拥有较多的自由。他们更充分地参与社会，而不是社会的边缘人物，甚至有些人还处于全国和世界事件的中心。对学生而言，巨型大学更是一个混乱的地方，学生在这里难以确立认同感和安全感，无可避免地迷失在困境里。由此，大学变得更加礼崩乐坏、杂乱无序、不成体统，尽管务求实用的效果在当代的美国大学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们却焚琴煮鹤地舍弃了大学的精神之源——对人才培养功能的延续和坚守。

的确，如果我们不仔细筹划大学服务社会的作用，就会影响大学的稳定。这里所面临的部分挑战不仅是要知道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应该去做，还要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或者继续这些服务，更要知道在不影响大学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些服务。因为日趋庞大的公共服务规模极为复杂，会扭曲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特质。在我国，大学对社会的回应适应多过超越，工具思想胜过自由理性。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与市场化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大学庸俗化、功利化、产业化、格式化的不良倾向已势不可当。一部分大学唯社会需求和市场导向马首是瞻，把社会需求作为大学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人才培养等具体事务中几乎完全据社会需求而定，其存在的价值主要以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和与社会需要的契合度为评判标准。

新浪网校园频道与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联合进行的“中国的大学办得成功吗？”的系列调查，认为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第一位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4]。面对市场的变化，大学必须警觉，如果自己失去守望社会的责任，大学功能必将陷入错位与失衡的泥潭，大学就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它就会被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总而言之，一部分大学在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消费主义、工具主义、经济主义的色彩，使大学与人文理想、理性主义脱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相关的教育部门居然还下发有关文件称，就业不好的专业应减招或者停止招生。有的大学已将办学思想的取向确定为社会取向，这从实践层面再次印证了在我国大学功能取向中社会服务已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大学为社会提供服务，并不是要把大学推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而是大学在发挥好人才培养本体功能的前提下，为市场提供技术支撑。任何不以人才培养为前提的大学服务功能的推广，都必将影响大学的文化传统，大学再也无法体现人类良知之所在。这既是对大学人才培养功能的戕害，也是对大学自身形象的损毁，同时还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三）人才培养功能与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错位

大学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大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以知识为中介，直接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相关联，进而影响社会的物质生产、制度建设和精神文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领域，传播高深的专业文化，培养高级专门的学术人才，这些都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文化传承创新必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中心。”^[5]大学是发展文化、创新文化、引领文化的主阵地，虽然大学现在依然可以称为文化中心，但其文化精神早已沦落，无力充当民众在文化上、精神上的灯塔。受市场化的影响，有些大学甚至扯着学术与文化的面纱，半遮半掩地追逐着世俗的利益，要么索性将自己的文化性格与学术品位转卖给世俗与市场，以至于学术不再是学问之事，文化也不再纯洁，更难成为引领社会与自身不断超越的手段，有的已全然异化为体面的工具。

大学的社会文化责任在于，在社会的政治、目的和计划问题上采取批判态度，为培养优秀的人才提供条件，让他们能够追求卓越的思想。大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功能、文化机构的现实意义，为大学功能的实现提供恰当的指引。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思潮的激荡，常常形成文化学术的灿烂景观。大学是社会学术文化的中枢，学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原有大学，经由反省与比较，尤能激起新的认识、喜爱与责任。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大学功能中，文化传承创新是成效最不显著的一项。人才培养是一个知识传承与文化熏陶的过程，以培养一流人才为己任的一流大学更是不能缺少对卓越的科学文化的传承。而人才的文化底蕴，除了来自知识的传授外，更重要的则是在于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这种文化熏陶对学生的成长是潜移默化的，更是终身受益的。

大学以知识传承、创新为宗旨，以文化传统继承、光大为目标，以人才培养、输出为己任。然而，这些都需要人才培养功能的充分实现、需要人才培养功能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有机契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身上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存在。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由于受大学对社会过度迎合的影响，大学的本体功能（人才培养功能）在当前的大学中已被弱化。大学与生俱来的开发人的潜能、张扬人的个性、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的作用也随之被忽视。重成才轻成人、教学生做事但不教学生做人、关注学生学习何以为生而不关注为何而生、对学生的职业训练过重而德行修养陶冶却严重不足，这些都促使大学在远离人的精神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21世纪的大学，无疑应该是传授多元的、宽容、融合的文化。如果没有一批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应坚守人才培养功能的本体地位，避免大学的功能错位，切实履行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