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认为,古典大学理念已经过时,真正的现代大学应该是“多元化巨型大学”。古典大学专注于功能的单一性。克尔反对把大学功能过于简单化,为大学功能提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克尔颠覆、粉碎了的古典大学的理想,对现代大学的理想进行了重塑。然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承担的功能是有限的。......
2023-11-26
(一)多元功能产生的社会背景
多元化大学肇始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柏拉图使他的学园主要专注于真理本身,但也专注于那些将成为君王的哲学家们的真理。诡辩学派,他们为柏拉图所憎恶而被安上一个持续至今的恶名,也有他们的学府。这些学府讲授修辞学以及其他有用的技能——他们更感兴趣于生活中可以达到的成就而不是难以达到的真理。毕达哥拉斯信徒们关心数学和天文学。现代学者喜欢把他的学术祖先追溯到柏拉图学院,但是有着专业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可能同样瞩目于诡辩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者。人文学者、专业人员和科学家们也都寻根到古代。两种文化或三种文化几乎同文化本身一样古老。”[55]由上述可见,尽管在古希腊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当时的相关教育机构,已有多元化功能教育理念的萌芽。
到了中世纪,大学发展出今天流行的许多特点——一个校名和一个中心场所、具有某些自主权的老师、学生、一套讲课系统、一个考试与学位程序,甚至一个具有若干系科的行政管理结构。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以医学与法学著称,巴黎大学以神学和哲学为重,它们都是伟大的先行者。由此开始,大学成为专业的中心、古典研究的中心、神学与哲学论争的中心。后来,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分别效法巴黎大学的模式,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它们不以分散的系科作为主要单位,寄宿制专业学院是它们特别强调的重点。到18世纪末,世界大学从此很长时期里以欧洲大学为寡头机构。那时的欧洲大学对社会事务完全不屑一顾,它们就像没有窗户的城堡,极其闭塞与内向。在教学内容上墨守僵硬,它们反对教会革新运动、否定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对新科学也持对抗态度,大学在当时的社会中简直就是反动的中心,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突出的表现。
大学的重生,在德国得以实现。哈雷大学于1693年完全取消了讲授拉丁文,1736年哥廷根大学开始讲授历史学。1809年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凭借他在普鲁士内阁中的优越地位使大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洪堡强调哲学与科学、研究、研究生指导、教授与学术自由(教与学的自由),成立了系和研究所。教授确立为大学内外的大人物。”[56]柏林大学的理念很快在德国上下得到回应,其规划纷纷扩展到全德国,使当时的德国在拿破仑手下遭受溃败的震惊之后迅速转型,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强烈民族主义的时期,使德国大学产生了科学与民族主义两大力量。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困境,而且还受到严厉的批判与攻击,但这并不能否定一个事实:19世纪,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强有力的新机构之一。
19世纪,美国的大学借鉴欧洲模式,如在柏林大学建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有若干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模式创立起来的学院。它们专注于加尔文教义派以培养未来的牧师,专注于经典以培养年轻的绅士。在其后的发展中,美国分别把英国突出强调本科生教育以及学生智力发展和道德情感教育兼顾的教育思想和把德国专门教授从事科研为主以及学生实习为辅的研究型大学思想引入美国的学术机构。但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也不同于欧洲模式,那时候美国人往往把大学视为向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所需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莫里尔法案》就规定:“政府要向每一个州提供土地,以资助、支持和维护至少一所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术的科目,各州政府可照此规定各自制订办法执行,以促进现实生活诸多职业和专业中工人阶级的普通教育和实践教育。”[57]其中就包含了美国大学不同于欧洲大学模式的思想。该法案颁布后,接受政府赠地而兴办起的大学和学院所提供的服务远远超出了专业和职业培训的范围,尤其是中西部和远西地区的大学和学院表现得尤为典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总结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拨款,在全国的大学中支持并实施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都被鼓励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为目标。此外,各种基金会在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了能够向大学满足社会重大需求的具体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基金会最初经常是以提高大学质量为目的的,现在也变得和政府一样,转而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项目提供资助。随之公益事业也得到广泛支持,最终导致多元化大学的出现,这是美国独有的创造发明。当时为大学活动的所有服务项目进行辩护的依据:一方面,某些有价值的资源几乎是大学所独有的。有人主张大学应该利用其独特的资源去满足重要的社会需求,这同公共事业单位有义务向所有顾客提供所需的服务一样。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经费补贴。公立大学大部分的业务性收入主要来自纳税人交纳的公益基金。私立大学对政府支持的依赖比公立大学要少些,然而私立大学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收入也常常是来自政府对学生的资助和科研补助费。同时,私立大学也直接通过减税获得支持,其中就包括私人捐赠和遗赠免于征税等。由于上述种种大量的公共资助,大学有理由承担自己的义务,为了回报社会而向公众提供有助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服务。
各国大学在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达成了一种不大可能的共识。以美国为例:在本科生培养方面,以英国的大学模式为范,因为英国的大学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其根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以德国的大学模式为范,因为德国大学一度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可溯源到毕达哥拉斯;而对社会服务表现得最佳的是美国,其历史可追溯到诡辩学派。美国的大学综合各国大学的优势,使其自身形成了一种极为有效的教育体制。美国的大学对社会服务的密切关注,最终导致多元大学的出现。
(二)多元功能的扩展过程(www.chuimin.cn)
大学建立之初,它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由学生和老师组织而成的共同体。今天,大学是用一个相同的校名、相同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和相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同体及其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它同过去的情况作比较而得到了解:同纽曼的学术修道院作比较、同洪堡的教学科研相统一作比较、同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机体作比较,这些都是它从中派生出的理想类型。《大学的理念》一书的前言中,纽曼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这些演讲中,我对大学采取了下述看法——它是一个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是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所大学要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之府。”[58]纽曼赞成博雅知识,认为知识可以是它本身的目的。人类心智的构成特点在于:任何一种知识,如果真的是知识的话,就是它本身的报酬。
然而,纽曼的这个世界在如此美妙地被描绘时就已永远地破碎了。德国大学新模式的诞生,无情地摧毁了纽曼构建的这个美妙的世界。柏林大学开办之初,即体现了与古典大学不同的新风、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新校风。洪堡反对古典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功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应把科学研究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从此,科学便取代了道德哲学的地位,教学的地位也被研究所取代。用弗莱克斯纳的话来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已经诞生了。1930年,弗莱克斯纳就提出:“大学不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总体组织外部,而是其内部。……它不是分隔开的,不是历史的,尽可能不顺从于或多或少的新势力和新影响。正相反……它是时代的表述,也是对今日和未来发生着的影响。”[59]
很显然,到1930年时,大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促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系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也随之出现。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大学关注的是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学生个体。在弗莱克斯纳的话里,大学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大学开始从事难以置信的荒唐活动,甚至处理一大批无关紧要的事务,最为糟糕的是大学还成了公共服务站。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把大学引上这条路的?历史的发展总是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当弗莱克斯纳还没有把现代大学阐释清楚之时,现代大学几乎已经消亡,多元化大学已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提出多元化大学观的代表人物是克拉克·克尔,他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把知识与理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手段不仅能够解决学术上遇到的问题,而且也可用于解决商业、工业、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在其代表作《大学之用》中,他把当代大学称作“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克尔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管理者社群。它的边界模糊,一直延伸到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和实业家——而他们又都与大学内部的一个或几个社群相关联。作为学校,它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并经常同现在发生矛盾。它服服帖帖地几乎是奴隶般地服务社会——它也批评社会,有时不留情面;它倡导机会均等,但它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社会。一个社群,像中世纪教师与学生社群,应当有共同的利益,在多元化巨型大学中,这些社群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一个社群应该有一个灵魂,一个唯一的活生生的原则,多元化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60]克尔把现代大学视为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大学,这样的大学不能再固守单一的功能,其功能必须随着时间、地点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受实用因素的影响,大学追求单一功能的理想状态被排斥,大学追求的应是高效率。大学功能已从单一转向多元,同时其功能还在不断增加。在克尔看来,大学功能的不断衍生主要是为了适应美国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克尔领导下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出版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和专著中,也都普遍贯穿着多元化的观点。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模式也被世界各国大学纷纷效仿,大学多功能观开始在各国大学中广泛传播和宣扬。多元化大学理念把大学作为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克尔认为在这个城市中:“有人在城市中迷失,有人在城市中高升,大多数人使自己的生活适应城市许许多多亚文化中的一种。那里有比在村庄里较少共同体意识,但也较少紧闭感。那里有比城镇里较少目的性,但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方法。那里也有创造性人物和流浪者的更多匿名的隐蔽所。与村庄和城镇相比,‘城市’更像文明的总和,而随着文明的演变,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文明的内在部分,并且城市也越来越快地与周围的社会发生互动。”[61]多元化大学务求实用的效果在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时,却让大学更加礼崩乐坏、更杂乱无序、更不成体统,召唤大学理念的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
21世纪的大学功能还会有多少变化?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已经快速完成时,大学的规模仍在继续扩大,在大批新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之际,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办大学的意义何在?诚然,大学不是一种孤立的机构,大学处于一定社会背景中,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同社会结合才能得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学就应当满足社会的一切需要。当前,面对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提出的挑战,大学本身的模式与大学功能必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
大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其根本的理由就在于它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以及它通过这些活动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角色或所发挥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大学多元功能的确立能使大学更好地应对社会和时代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大学功能的扩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大学的本体功能和衍生功能的实现都不能得到切实可行的保障。大学一路走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令人们有欣喜,也有困惑和思考。大学多元功能的产生,使大学能更好地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人类文明做更多、更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大学,以其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子系统的势力和越来越多的功能,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在此过程中,如何管理、控制、运作和发展大学机构,就成为当前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难题。今天的大学,已变得更加混乱和无所适从。它是否就像大海中一叶失去方向的扁舟,随现代化的发展潮起潮落而飘忽不定?这正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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