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出现及重建

（一）社会服务功能产生的社会背景

到19世纪中期，正当关于科研是否可作为大学功能的问题尚处于争论之中时，一种新的大学功能观在美国产生。它坚持大学不仅要进行教学，培养人才，进行科研，发展科学，而且还要为社区或科学发展提供直接服务。新的大学功能观的产生及其实践，使美国大学形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的同时，也对大学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产生以后直到19世纪的中后期，大学相对它周围的社会还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态。在这漫长的封闭过程中，大学也时有打开校门直接联系社会的情况，如英国的格雷沙姆学院。16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由于对外贸易的普遍扩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富有、繁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新的知识和人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然而，牛津等知名学府沿袭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固守古典大学的功能，漠视社会发展的需求。奥尔德里奇指出：“建立新的高等学校，使之能利用城市的财富，反映城市在商业、科学和技术学科方面的利益成为培养从事各种职业人才的时代，逐步成为十分迫切的需求。”^[46]格雷沙姆学院除了开设古典大学的“七艺”学科外，为了培养适应当时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他们还开设了诸如物理、地理、航海等与实际需要相关的课程，它通过提供咨询和举办讲座的形式直接服务社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先河由此开启。不幸的是，因为这所学院的短寿使它没有能够在大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格雷沙姆学院之后，格拉斯哥大学里教授为了向工人传播知识和技术便开办了夜校讲习班，在当时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对英国技术教育和技术本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就陆续建立旨在为当地的工商业发展服务的学院，即城市学院。城市学院的建立为其所在城市培养了所需要的各种实用人才，也推动了英国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活动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大学推广运动，是英国传统大学参与社会、为工人阶级提供高等教育的一种形式。“由于大学推广运动有众多的学生，聚集着社会各个阶级的人士，为妇女提供了上学机会，主张自由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使旧大学意识到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对建立新大学学院做出了贡献，所以它囊括了现代高等教育中许多最重要的发展。”^[47]因此，大学的推广运动成为大学利用自身拥有的知识服务社会、向社会传播知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

德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大大促进了高等学校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洪堡就主张大学应该将纯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在实践中，大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根据洪堡的设想运行。大学里的科学家们在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同时，有一部分科学家大胆地将研究成果主动地推广至企业。洪堡把技术性高等教育放置于大学之外，实际上它是同大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在大学扩张与改革时，一批批工业专门学校也随之建立。到19世纪中叶，这些工业专门学校有些被升格为大学，它们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还把为经济发展服务作为其办学的方向，在此出现大学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萌芽。由此可见，欧洲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已初露端倪，到19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较常见的现象。然而，这样的现象却多具有自发性、个别性的特点，未得到全面接受和大力推广，不能说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就此诞生了。国外有的学者还认为这一时期是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创期。

就美国而言，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州立大学普遍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但就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而言，对德国大学的考试制度过于严格、过于整齐划一、过分强调研究生教育及高深学术知识的探索表现为有选择、有保留的借鉴姿态。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实力不如英、法等国雄厚，而且并不太长的美国历史也表明，美国人一向以实用和功利作为教育价值观的核心。美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他们并不愿意事事效法欧洲，而力图开创出一条尽快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新路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大学在承袭英国的大学重视本科生教育、德国的大学侧重研究生教育与科研经验的同时，发展出美国大学为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直接提供具体高效的社会服务的功能。

美国大学的最初发展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大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创办了哈佛、耶鲁等知名学院。殖民地学院深受欧洲大学尤其是英国大学的影响，宗教和古典色彩极为浓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们养成宗教神学观，培养称职的教士。由于殖民地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促成殖民地学院重视宗教教育，直到18世纪后期，殖民地学院的课程设置上才有大学为世俗服务功能的表现。

一般认为，19世纪末是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产生时期。宾夕法尼亚学院的创立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一方面向英国取法，另一方面向德国借鉴，提出面向社会实际需要的办学思想，体现着世俗性兼功利性的特色。宾夕法尼亚学院的院长史密斯受这种思想的指导，提出：“学院对于社会上任何职业感有需要的科目，无不包容在其中，它乃是对于从事学术专业性、经营商业贸易者、承担机械制造者以及品类较低行业的从业者，都是面面兼顾而竭力予以满足的。”^[48]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大学发展的成就即创办了州立大学，州立大学为美国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定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他的办学思想中体现了较强的功能特性，大学就该传授广泛的学科，特别是理科，当时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神学等古典学科应当被放在次要地位。州立大学就是各州的智囊团，并且还是人才的策源地。受世俗因素的影响，对实用性的追求在大学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美国大学的发展是同实际生产发展的需求相联系的，与各州的具体情况结合，为社会发展培养实用人才并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都主张大学应面向社会的需要服务，大学的社会价值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共同为社会对知识、人才的需求服务，为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明确提出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二）社会服务功能的扩展过程(www.chuimin.cn)

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是从州立大学开始的，而赠地学院的兴起，又是与《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颁布密不可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的报告曾这样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学为社区服务的观念源自美国赠地学院创办的时代。”^[49]在美国联邦政府决定下拨大量公共土地给各州创办州立大学并为此颁布《莫里尔法案》之前，早在18世纪末期牧师卡特勒（Cutler）就曾向联邦政府建议划出6平方英里的土地来资助州立大学的开办。卡特勒的提议并未得到当时的议会认可。1785年《土地法》的颁布，公共土地的赠予也只限于公立小学的创办。经过一番讨论，卡特勒的建议终于被采纳，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土地用来创办大学的举措由此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开启了先河。

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里尔法案》，为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产生提供了法律基础。法案规定：“①联邦政府在每州至少资助一所学院从事农业和机械技术教育；②根据1860年各州议员的名额，每位议员可以获得3万英亩的公共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下拨的公共土地面积总计1 743万英亩）；③出售公共土地获得的资金，除10%可以用于购买校址用地外，其余将设立为捐赠基金用于农业和机械技术学院的教育；④这笔基金如果在五年之内未能用完，全部退还联邦政府。”^[50]《莫里尔法案》推行实施后，工学院机械工艺的课程的确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农业学院和农艺课程方面的进展却不大，还引起公众特别是农民的强烈批评。公众的批评给政府带来了压力，使联邦政府进一步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赠地学院创办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联邦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的资助和加强赠地学院发展的法律。它们是《海奇法案》（Hatch Act）、《第二莫里尔法案》（Second Morrill Act）、《史密斯—利弗法案》（Smith-Lever Act）、《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班克黑德—琼斯法案》（Bankhead-Jones Act）。《海奇法案》强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规定各州的土地授予学院一律都要建立注重实际的农业实验站。《第二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务必提供年度拨款用以资助南方各州，同时也建立农工学院。《史密斯—利弗法案》授权赠地学院开展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建立遍布全国的农业和家政推广服务机构。《史密斯—休斯法案》决定在中学开展职业农业和家政课程。《班克黑德—琼斯法案》决定增加农业和机械技术学院的年拨款额，用于农业的研究和合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南北战争后，在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州立大学毫无疑问起着主导作用，学生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多。社会越来越多的需求使人们认为新的科学应该有效地应用到对国家资源的开发上，而州立大学似乎正是加速这一过程的理想机构。当时的一个共同趋势是为各种职业服务提供更宽泛的“全目标课程”。1865年后，美国社会的工业化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及时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具体而言即大学教育应该为公众提供各种各样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职业教育。从1868年创建起，康奈尔大学就形成了“全目标课程”的理念。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把新大学是非教派的和新大学必须与公共学校系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作为大学改革的根本原则，并将各种不同学科完全平等、通过手工劳动来帮助学生完成大学学习给他们宝贵的教育经验、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在每个知识领域的重要性等确立为康奈尔大学的办学理念。“康奈尔计划”出现不久便引起了全美国的注意。

创建于1848年的威斯康星大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迅速发展，校长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ams）在《大学与州》（The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中指出：“大学不是与州分离的。它是州的一部分，正如议会大厦是州的一个部分、脑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51]拉福莱特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期间，在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大学与州政府的密切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后来拉福莱特为威斯康星大学亲自挑选了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范海斯领导威斯康星大学建立了一种新大学模式，这种模式既反映美国实用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反映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当地经济发展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学开始关注农业方面的生产，实施有关农业方面的短期课程计划，并开始教授这方面的课程。由于农业和大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合作为民众支持公共高等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从此威斯康星州人逐渐把威斯康星大学当作自己的学校。另一方面，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了大学推广教育部，积极发展大学推广教育，推广教育部主要承担函授、学术讲座、公共讨论、提供一般信息和福利等服务项目。威斯康星大学在全州还成立了地区推广教育中心，为老百姓解答关于卫生、经济、社会、政府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范海斯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倡导新思想，运用多种形式厉行改革，推动了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发展。其显著特征是州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密切的伙伴关系，使大学为社会需求服务理念的发展在威斯康星大学达到了顶峰。

当然，也有一些社会人士和学者对大学与州政府的密切关系表示不满。如纽曼所崇奉的自由主义高等教育哲学观传入美国之后，对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纽曼把大学的责任视为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试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伞，认为大学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心灵与情趣。实用教育同这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维布伦（Thorstiein Veblen）也主张美国应彻底援引现代大学理念，合理确定美国大学在美国社会发展与知识进步过程中的位置，并对美国大学承担过多的商业与金融功能提出批评。之后，弗莱克斯纳对美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态度。罗伯特·M．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也提出理性训练与自由教育应该成为大学压倒一切的职责。尽管受到如此冲击，美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其对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大学教育中已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源于范海斯与他的同事们尽管极力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却没有忽视大学的其他功能，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同时作为大学的主要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范海斯还经常同教授们交流，提醒他们不能忘记最大的服务应该是自己创造性研究工作和培养新一代的大学学者。范海斯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他各州都纷纷效仿，不仅美国的大学而且整个西方大学甚至世界大学，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教育经费不足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教育投资同社会的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强调输入与输出间的关系，单纯强调有限的投资与效益保持平衡。从现代教育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大学积极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不但可以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兴旺、提高人才的培养速度，而且使大学的发展拥有足够的经济作为保障，大学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尽管有些社会人士和学者对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观点持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服务功能在大学教育中已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是大学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大学服务功能的广泛扩展对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教学方法的变革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使美国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服务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大学也因此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不仅在美国，而且整个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其社会服务功能。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大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学功能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应有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