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研功能的兴起与重建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科学研究功能的扩展过程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产生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科学研究却不是它的功能，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正式功能仅有两百年。然而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技革命影响而建立的大学却对时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最早提倡现代科学和研究的大学即哈勒大学。由此，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它也是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后，西欧的资本主义势力慢慢兴起并逐渐壮大起来，科学技术也有了一些发展。大学在教学内容等许多方面都有过一些变化，但就总体情况而言，基本的办学思想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专业人才培养。在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学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下，为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大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大学功能也随之得以拓展。

（一）科学研究功能产生的社会背景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功能，大学的功能仅限于培养人才。无论是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还是古老的巴黎大学等，都无一例外。大学对新的科学持排斥态度，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甚至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大学教授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发明家，不必进行科学研究。然而，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衡量大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科学研究被作为大学的功能，其原因如下：文艺复兴运动对大学的影响。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即再生的意思。在意大利，由于城市的扩大发展和繁荣以及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出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把古典文化作为起源，立足于人和现实世界，取消基督教的知识权威，神学由此失去了超越一切的意义。人和自然之间广泛而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对科学的各个方面产生浓厚兴趣，同时对更多方面的知识获得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文艺复兴带来了大学课程的演变，特别是人文学院课程的演变。许多以人为中心的新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等开始在大学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有了一个明确的和得到认可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并开设人文主义学科，人文主义学科的教学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虽然对科学知识没有太多的贡献，但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却对人本身以及人的发展潜力给予了最大的关心。那时的西方大学致力于寻求建立一种以普通教育为核心的体系，以此将许多专业课程统一起来，用于服务整个人类社会的需要。

宗教改革运动对大学的影响。16世纪初，伴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一场新的强大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由于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大学密切相关，因此，同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运动对大学的影响更大。当时的大学，既要为政府培养世俗官员，也要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大学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同时大学也开始了一些对其他知识领域的研究。如希腊文、修辞学、诗歌、历史等新的学科被纳入大学课程，一些大学教授对数学、天文、物理、地理、航海等产生了兴趣，这些都为之后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进入大学奠定了基础。宗教改革运动使家长们意识到没有必要为孩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来接受神学教育，由此造成大学入学人数急剧下降，这使大学遭受了暂时的挫折。虽然这场改革运动给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大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大学在这一动荡年代生存下来使人们认识到大学的作用比以往更为重要，从而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近代科技革命对大学的影响。15世纪后半期，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开始产生。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力学、数学、气象学、地质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以大量的实际材料和科学实验为基础，既冲击了经院主义教育，又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6]亚·沃尔夫（Abraham Wolf）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人的精神长期受传统和权威的禁锢。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职能在权威认可的寥寥几本书里去得到满足。……然而，反抗的力量在逐渐增长；尽管既有的权威横加阻拦，但一些勇敢的有识之士还是冲破了经院哲学的枷锁，冒险航行到地图上没有标绘过的海洋，想亲眼看看世界，用自己的理智解释它。”^[37]然而，那些受教会控制的传统大学并没有参与这个理智解放运动，而成为教会的侍婢。为了新精神的培养，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一书中设想了“所罗门之宫”。他把“所罗门之宫”看作是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教育机构。培根的构想后来在德美等多国的大学中都得到了体现。16—18世纪，科学领域的成就在欧洲社会得到吸收的同时也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亚·沃尔夫指出：“人类获得的知识被传播到了空间广阔的范围内，而且还应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以期改善人类的生活。”^[38]在近代科学革命的时代，大学不再只是关心知识的保存与传授，还参与发现和创造新知识。近代科技革命虽然没有对古典大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如果没有近代科技革命，就没有大学科研功能的滥觞。

（二）科学研究功能的扩展过程(www.chuimin.cn)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产生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科学研究却不是它的功能，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正式功能仅有两百年。就德国而言，17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的进步性不再被看好，反而将其看成是过时的并逐渐衰亡的机构。德国的哈勒大学创办于1694年，在大学成立仪式上，其董事富克斯（Fuchs）曾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世界上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没有科学就能变得强大的国家。”^[39]科学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已经对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学面对时代的发展，反应是消极的，它们依旧崇尚中世纪狭窄和陈旧的课程与教学方法，完全无视新思想与新科学。然而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技革命影响而建立的大学却对时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最早提倡现代科学和研究的大学即哈勒大学。

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是理想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他还是新大学的学术奠基人。他废弃了古典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第一次使哲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他最早采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教学；他特别看重实际知识与现实生活，强调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把大学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由此，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它也是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随后哈勒大学还发展成为18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它之所以声名显赫，是因为：“第一，它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第二，它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40]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所有的大学都以教会制订的教规教义为教育原则，教师如果违背哲学教规教义就会受到迫害或被逐出学校。哈勒大学自创办之日起就主张：“自由主义哲学就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哲学与科学跨进大学并不是通过它们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理论体系形式，而是通过它们成了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等原则的依据。这使大学的性质发生了完全改变。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41]只要在它们的专业和学术能力范围内，教授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讲授他们认为合适的内容。哈勒大学的建立意义深远，到18世纪末，德国的大学几乎都参照哈勒大学的模式进行改革调整，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科学研究与学术自由特征在那个阶段就已初露端倪，特别是在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对19世纪初科研功能的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一些较为开明的统治者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就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着手酝酿改革。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认为普鲁士的发展必须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上的损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当作重要的精神力量进行重建。应对18世纪末出现的大学危机，有三种对大学进行改革的观点：“第一种主张以许多大学教授为代表，墨守古老的和保守的思想，把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作为大学的目的；第二种主张以源于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实际的方式解释大学的目的，极力强调以对职业、邦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青年；第三种主张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更主观的方式解释大学的目的，认为大学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的潜力，强调语言学、古典学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42]这三种主张，第一种因为守旧而被反对，第二种和第三种在实践中对德国个别大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让新人文主义最终取得支配地位。时任首相斯坦因（Stein）把创建柏林大学视为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人文主义的领导下，19世纪初出现了以柏林大学为典型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根据当时的设想，柏林大学是一所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和培养机构。

毕业于哥廷根大学的洪堡，先后结识了歌德和席勒等人，深受启蒙思想、新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极力主张对现存大学进行改革，认为创办大学不仅是为了知识的传播，更为关键的是要树立自己独特的大学风格。洪堡深信：“只有在有理性和知识的公民的协助下，国家和社会的理性发展才有可能。”^[43]洪堡提出“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核心原则，并以此对柏林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确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对古典大学的单一功能人才培养提出异议。他说：“如果规定大学的任务仅仅是教学和传播科学，科学院则是发展科学，这对大学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科学的发展上，大学教师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在德国并超过了科学院的研究者，他们在各自专业中的成就正是通过教学活动而取得的。因为，在其中不乏独立思考者的听众面前进行自由的口头演讲，这对习惯于这种研究方式的人来说，肯定会与著作家的幽默生活或科学院中自由的团体生活一样令人奋进。由于大学中有大批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在不断地探索科学，科学在此显得能够得到更迅速、更蓬勃的发展。如果对科学没有持续不断、独立的认识，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地把科学作为科学来讲授。所以，如果不是在大学中，而且是经常地产生新的发现，那倒是令人费解。另外，大学的教学也并非如此之辛苦，以至于认为它打断了而不是有益于悠闲的研究工作。在每一所较大的大学中，也总有一些很少或根本不搞教学的人，他们只独立肩负起发展科学的任务。”^[44]他认为科学研究是大学最为根本的功能。为此他提出：“大学立身的根本原则是，在最深入、最广泛的意义上培植科学，并使之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他反对古典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最为重要功能的做法，教师只有在创造性活动中能获取研究成果，这样的成果才能作为知识来传授，用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柏林大学的成功不只是开启了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而且使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大学的科研功能的普遍确立，德国柏林大学模式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

德国大学功能的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其他大学功能的发展。在美国，到19世纪，先后约有一万名青年到德国的大学留学，同时有近三百名德国学者赴美国执教。这种双向交流的方式，为德国的大学理念在美国传播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受德国的大学模式的影响，许多美国学者试图改造已有的美国大学教育。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真正依据德国的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它在办学原则上又特别借鉴柏林大学的办学精神；在学科设置上，试图满足美国社会的一些特定需求，相继设立了一些重要的专业。霍普金斯大学创建后，有一批声名显赫、受过德国大学教育的教师工作于此，在那里完全自由地从事高深的科研工作。教师把全部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科学研究上，学生都充满了学习和研究的欲望。当时的校长吉尔曼特别突出对研究工作的激励，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大学才开始成为“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审视评价成果和培养真正高层次人才的机构”^[45]。正是由于科学的新观念和对科学研究重视的思想种子被播种在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样肥沃的学术地上，美国现代化大学才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

大学科研功能的兴起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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