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学功能的遮蔽与重建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大学发展模式的剧烈转型和大学教育的大规模调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中国大学的发展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发展，大学的功能也被这段特殊的历史境遇遮蔽着。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国大学教育随即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大学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以社会本位为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大学发展模式的剧烈转型和大学教育的大规模调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翻译和介绍苏联大学教育经验成为大学教育研究的重点。同时，部分大学教师、干部对初创阶段新中国大学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的教育经验受到批评。1964年2月，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此后，中国开始关注和研究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的教育问题。受当时国家开放程度的限制，这些关注和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后因时代环境所制，仅有的关注和研究也不幸夭折。1966—1976年，更是我国大学封闭动荡的十年。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中国大学的发展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发展，大学的功能也被这段特殊的历史境遇遮蔽着。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国大学教育随即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开始探索既适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又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大学存在模式。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原因，学习苏联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国策之一。新中国诞生之初，刘少奇就明确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25]1952年，我国大学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大学教育改革，基本上移植了苏联大学教育的一整套模式：设置大学的专业，根据专业培养人才；照搬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并引进其教材，全国大学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引进苏联大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等。由此，中国建立起一套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大学体系，并开始探索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大学教育。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来进行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对民国大学和我国古代大学教育好的传统和经验否定过多，这对后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管理上过度集中统一、学术思想僵化、学校主动权少等问题。这些都是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不加以区分的结果。这一探索过程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并扭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走上正确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大学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以社会本位为主。“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教育又具有自己的专门特点；教育无疑是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因为它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之一，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同生产力没有直接的联系，教育必须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才能发挥作用，教育不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26]这类观点，当时基本上为我国教育界所普遍接受。大学的功能从为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服务，转变成为维护和完善新的生产关系而呐喊。为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1952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明确以发展工业学院为主，特别是单科性的专门学院，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具体的调整原则包括：“（1）基本取消原有系科庞杂的、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干部需要的旧制大学，改造成为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制大学。（2）为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系科专业，予以分别集中或独立，建立新的专门学院，使之在师资、设备上更好地发挥潜力，在培养干部的质量上更符合国家建设需要。（3）将原来设置过多、过散的摊子，予以适当集中，以便整顿。（4）条件太差，一时难以加强，不宜继续办下去的学校，予以撤销或归并。”^[27]这种讲求实用、鄙视玄虚，要求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成为当时大学的主流。经过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当时我国大学在布局上体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也使单科性学院和所谓的综合性大学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同时，大学与学院合并后的高等教育结构基本上成了学院的结构，也消灭了所有的私立学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任务基本完成。院系调整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特别是为国防工业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对口技术人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却给大学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新学科与新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大学高水平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除了高等学校布局调整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之外，其他的结构调整都不是大学发展所需，不符合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用其他的规律来代替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当时大学的存在与大学功能的发挥已渐行渐远。

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明确规定，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教学工作，培养通晓基本理论与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教师、医师、农业技师、财政经济干部、语言和艺术工作者；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自然科学、社会学科、哲学、文献、艺术，以期有切合实际需要的发明、著作等成就；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传播文学和艺术的成果。从规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大学功能既包含有教学与科研的思想，也涉及社会服务发明的内容。196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其中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28]。“高教六十条”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的价值变迁和改革路径，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学，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把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基础，强调按照高等学校自身的规律来组织教学活动。1964年2月，教育部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同年5月，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包括研究教育问题在内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获得批准，然而受教育目的极端政治化的影响，这类进步性的转变并没有将中国的现代大学引入良序运行的大道。(www.chuimin.cn)

1966—1976年是中国现代大学遭受重创的10年，也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几乎停顿的10年，在我国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的同时，大学的功能遭遇了更为直接的遮蔽。当时，我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途径、学术性质培养目标等，遭遇了彻底、无情的否定。这种状况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出现转变。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相关文件中也提及大学的功能是教学和科研，但大学的功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和实现，以至于整个大学的发展与世界大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基本上是相脱离的。因此，对这一阶段大学功能发展的研究，除了相关政策文件稍有涉及之外，难以列出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家和著作。

新中国大学功能的遮蔽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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