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学功能的发展及重建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式学堂在顺应西学东渐潮流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和大学功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3]蔡元培的大学思想恢宏精深，让当时的北京大学名师云集、生机盎然，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大学功能的发展。[24]这种观点，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关于大学功能的一种普遍认识，也促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前发展。

（一）近代中国大学的初创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强行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延续几千年一直傲视天下的天朝帝国被迫接受战争惨败的现实，中国从此跨入近代。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9]中国的近代大学是在内忧外患的艰难中起步的。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事实让社会上一批开明士大夫惊醒，他们开始探索国家出路，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引发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同时也催生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初创和现代大学功能的发轫。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建，同时30多所新式学堂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这些新式学堂不以科举应试为目的、不是中国原有大学发展的延续，它们是为了摆脱民族危机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这些新式学堂分别是实施外语（方言）、军事（武备）、科技的专科学堂，以培养专门洋务人才为学堂的功能。因而，当时的新式学堂更接近西方近代大学的模式。新式学堂在顺应西学东渐潮流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和大学功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外患迭起，创巨痛深，这深深震醒和启迪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忧心如焚，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激愤，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大学教育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改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李端棻、张之洞、张百熙、黄遵宪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大解放运动。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率先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大学堂教育的理念是让学生“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10]。随后清政府的部分官员也多次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清政府准许设立京师大学堂，主要以梁启超提出的理念办学：“西人学校之差等、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11]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起草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以西方大学功能为基础的近代大学教育的确立。其后，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颁布，规制着京师大学堂和其他大学堂的办学行为，也使中国人对追慕德国、日本学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1912年5月，蔡元培呈请清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蔡元培先后6次留学考察，在国外留学累计时长达11年之久。特别是在早年留学德国期间，他深受德国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并十分注重大学的价值关怀和独立意义。蔡元培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穷的。”^[12]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仿效德国大学制度，推行一系列大学改革。蔡元培提出：“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缙绅之士……美国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以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13]蔡元培的大学思想恢宏精深，让当时的北京大学名师云集、生机盎然，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大学功能的发展。

（二）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功能的发轫(www.chuimin.cn)

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开办大学堂的目的是“作育人才，储异日国家之大用”^[14]。此时，兴办大学堂的目的都只是培养人才。在京师大学堂筹备工作快要完毕之时，他又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称：“臣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陶铸群材，博通万里，以礼义植其根抵，以干济广其才猷。”^[15]这里，大学便有了研究的功能。可见，清末时国人对大学功能的定位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到强调既培养人才又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

大学功能是大学这一社会机构的独特作用，它揭示了大学究竟应该怎么样。近代以来的许多学者对此都发表过见解。例如，蔡元培指出：“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进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16]在他看来，大学一方面研究高深学问，一方面“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17]。孟宪承把大学功能归纳为三点：“一是研究（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的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二是教学（凡有学校所共同的任务，大学也非例外）。三是推广（大学要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其知识于它的‘宫墙’之外，而有所谓‘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18]雷沛鸿把大学功能总结为三点：“其一，为研究高深学术，扩大复推进知识领域；其二，为培养专门学者及技术专材；其三，为传播智慧（科学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改善民主。”^[19]罗家伦认为：“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去了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20]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的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富强。”^[21]竺可桢认为：“大学作为‘培育英才’的地方，必须倚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既教书又育人的教授。”^[22]梅贻琦明确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23]在这些观点中，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4]这种观点，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关于大学功能的一种普遍认识，也促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前发展。

以上几位思想家对大学功能的看法，与当前我们熟知的大学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功能说已相当接近了。综观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大学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己任，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大学功能的基本格局，特别是20世纪在中国崛起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中国大学功能的发展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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