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功能的研究综述及重要性

在英文中，“功能”和“职能”常常用“function”一词来表示，从词义上看，英语中的“function”有“功能、机能、作用、职责”之意。如大学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university），高等教育的职能（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从词义分析看，“use”有“用途、效用、用法、使用的能力”之意，因此在英文里“use”和“function”常常被通用。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名著《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国内有人译为《大学的功用》或《大学之用》。可见，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功能”与“职能”的严格区别。他们关注的是大学之“用”，至于“功能”和“职能”的区别只是研究的角度和表达的方式不同。

（一）关于大学功能的研究

关于大学功能的研究，国外始于19世纪初，由于当时大学科研活动的兴起打破了对大学单一职能的认识，从而引发了关于大学功能问题的争论。现在可以查阅到的、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对高等教育功能的研究，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柏林理智学院的精神和组织结构》（1809—1810）和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1853—1858）。他们的思想体现了高等教育功能的观念。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在这些演讲中，我对大学采取了下述看法——它是一个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是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如果大学的目标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所大学要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之府。”^[61]在纽曼看来，大学中的教学和科研功能是相互冲突的，它们不可以在大学中并存。科研功能和教学功能应分而设之，大学应只有教学功能。大学的功能是教学，或者说大学是为传授知识而设，这就意味着大学是为学生而设。“当教会创办一所大学时，她并非出于爱护才智或知识自身的理由，而是为了她的孩子的精神幸福和他们的宗教影响与利益，为了训练他们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把他们培养成更聪明、更能干和更活跃的社会成员。”^[62]纽曼关于大学功能的看法，至今仍有极为强大的现实意义。

与纽曼不同，洪堡认为大学这样做会牺牲科学，这种看法欠公正。我们不能借口履行大学的使命职责，把它引向不属于它本身的目标，因为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有许多其他机构比大学更适宜作为促进哲学性探索、扩增知识领域的场所。例如，各种在意大利和法国遐迩闻名的文学和科学‘团体’就常常以各种委员会或大学附属机构与代表的方式，与大学保持着联系。其他的例子包括查理二世时期诞生、现设于牛津的皇家学会，以及在我们这一时代涌现出来的阿什摩林博物馆和建筑学会等。上述事实的性质和哲学史共同告诉我们，要在科学团体与大学之间进行智力分工。发现它和教学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职能，而且它们也需要截然不同的才能。整天忙于向学生传授自己现有知识的人不可能有闲暇和精力去获得新知识。探寻真理者往往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这是人类的常识。最伟大的思想家在进行研究时，极为专心致志，不允许自己的工作被打断。他们心不在焉，行为怪癖，多少都对课堂教育和公开讲课退避三舍。‘大希腊之光’毕达哥拉斯曾一度穴居；‘尹奥尼亚之光’泰勒斯终身未娶，隐居一生，并多次拒绝王公贵族们的邀请；柏拉图远离雅典，去阿卡德米园林居住；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寒窗苦读20年。修道士培根孤居在爱生神城塔。牛顿终日冥思苦想，几乎因此失去理智。化学和电学领域的伟大发现不是在大学中取得的，天文台更多的是设在大学之外而不是大学之内……我不否认有相反的例子，如苏格拉底，当然还有培根勋爵，但我仍然认为，总的来说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教学允许与外界打交道，而实验和思辨的自然条件是隐居。他认为：“大学立身的根本原则是，在最深入、最广泛的意义上培植科学，并使之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63]大学之所以要有学生，是因为高质量学生的存在对科学的进步起推动作用。所以，不是科学研究为教学与学生而存在，而是学生与教学为科学研究而存在。洪堡对大学科研功能的论述以及在柏林大学的实践，为大学职能由“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的扩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例证，从此，“科研”作为一项重要职能被正式确立。

进入20世纪后，由于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有力提升，大学研究逐步精细化，以大学功能（职能）为主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在对大学功能进行具体研究中，关于大学功能问题的研究已超越了大学功能的应然功能和实然功能的表层争论，进而转向对大学功能的内涵、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功能如何发挥等问题的深层研究。此外，大学功能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得以丰富，研究的角度也不尽相同，研究的重点各有偏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西勒（Scheler）的《大学和民众大学》（1921年），哈斯金斯（Haskins）的《大学的兴起》（1923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论教育》（1926年），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大学及其职能》（1929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1930年），尼尔逊（Nielsen）的《大学的职能》（1943年），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的《大学的使命》（1946年），希利（Seely）的《大学的职能》（1948年），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大学的理念》（1946年）、《什么是教育》（1991年）等。大学功能（职能）正逐渐成为大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大学和民众大学》一书中，西勒立足于知识社会学角度，首次试图把大学功能分离出来进行分析，认为“文明化了的近代西欧国民”的最高学府主要担负如下五个主要的使命：“尽可能把知识和文化的最后遗产忠实地维持并传递给后代（传统使命）；对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的培养和专门教育给予方法学、教育学方面的教授和指导（教育使命）；继续进行学问的研究（研究使命）；通过实际的典范和一般陶冶，尽可能促进人格的多方面发展（人的教育使命）；在学识、文化教养方面，尽可能把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向国民的各阶层、阶级，单纯地以合适的方式传递（国民教育的使命）。”^[64]西勒从高等教育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把各功能之间的矛盾对立作为考察的出发点，提出高等教育各功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进一步可与大学解体的原因直接相连。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被认为是继纽曼的《大学的理想》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为现代大学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意味深长地提出：“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65]在他看来，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的这种作用来自高等教育的独特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6]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非常强调科学研究，把大学看作与社会的其他机构组织一样，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要以一定的理性和价值判断为基础、依据需求与理想做明智的、妥善的选择，万万不可随波逐流，迎合时尚。因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把迎合社会流行视为其存在的价值，大学要满足社会的相应需求，而不是社会的全部欲望。所以，大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其存在予以恰当的定位。弗莱克斯纳对自己有关“大学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不能够做什么”这些看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现代大学并没有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在最高层次上为培养学生、增进知识、研究问题等方面进行努力。总之，弗莱克斯纳关于大学的作用、使命和功能的看法，对我们进行大学功能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提出：“大学是什么？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同大学的改革直接相关的。他认为，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应该干什么？即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包括下列三项：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大学通过履行其职能，使人们成为医生、药剂师、律师、法官、经济管理者、公务员、中学理科和人文学教师等等。”^[67]在他看来，大学应该把普通的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放在首位，让他们处在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把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直接、最经济与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因此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科学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尽管失去尊严的生活也是可能的，然而尊严却是一个机构的灵魂。他从大学功能的内在逻辑出发，把具有文化修养的人的培养视作大学的基本功能，而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大学的使命，科学则代表大学的尊严和地位，三个功能共同构成大学的灵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尤为迅速，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和突出，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重视。高等教育功能研究的内容变得深入而丰富，学界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功能的历史演变、高等教育功能与社会各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研究成果主要有：哈尔塞（Halser）的《大学职能的演变》（1962年），古德曼（Goodman）的《学者共同体》（1962年），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1963年）、《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大学》（1969年），永井道雄的《日本的大学：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1965年），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Wolff）的《大学的理想》（1969年），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1973年），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1982年）、《大学与美国前途》（1990年），喜多村和之的《高等教育的制度与职能》（1982年），拓普森（Torpsen）的《现代大学的理念》（1984年），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年），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等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伯顿·克拉克的《创造自主创新型大学》（1998年）等。此外，高等教育功能的问题还引起许多社会团体的关注，如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等都对大学的职能问题进行过探讨。

在《大学之用》中，克尔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即早先的英国模式、随后的德国模式和后来的美国模式，或者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进行了历史描述。克尔认为：“大学理念是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在纽曼那里大学只是一‘乡村’，在弗莱克斯纳那里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了。”^[68]因此，大学不能固守一个职能，大学的职能应不断变化。大学的存在以满足社会的实用功能为目的，这客观地反映了大学职能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西方论述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经典之作是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他提出：“大学拥有超凡的目标，但同时又要立足和服务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69]大学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机构，担负着探索真理与引领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然而，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对大学提出了强大的挑战：一方面大学要维持其传统；另一方面大学又需不断变革，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之所需。我们知道，现代大学融入社会不仅是要服务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社会前进，这是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当代的升华与发展。他要求大学不仅要走出“象牙塔”，更要超越“象牙塔”，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之后，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保持自己本来的基本理性与学术价值，还要自觉地以其新知识、新思想与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行。(www.chuimin.cn)

在《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一书中，克尔提出：“高等教育有很多功能，而且功能还会继续增加。”^[70]他把高等教育功能归纳为：“生产性功能（包括筛选人才、培训、研究、服务），消费性功能（包括普通教育、校园团体生活、学生管理、维持性平台），公民功能（包括社会化、评价、补偿教育）。各类功能应适度融合，才能实现最有效的平衡。”^[71]此外，他还总结了一元化大学奉行的单一功能，概括了多元化大学的任务，也对当时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报告中对高等教育的目的以及大学职能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美国教育未来的主要目的。

在《创造自主创新型大学》一书中，伯顿·克拉克通过调查欧洲的典型大学，总结出大学的五个组织特征，它们分别是：①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②拓展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提供广泛多样的服务；③拓宽的服务多样化使学校经费来源多样化，从而减少了对单一经费来源如政府资金的过度依赖；④通过组织与管理创新，激发全校各学术单位参与新发展战略；⑤最终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立自主、敢于创新、勇于承担风险的新的组织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面临充满矛盾的国际形势、经济和科技发展不断提出的新任务以及新的发展战略，需要用新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要把大学教育的普遍性与更多适切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功能发挥的期望。为此，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与职业界和国家的关系：进行教学革新，提高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的研究职能，发挥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革新中的领导作用，并增加国际合作的职能。”^[72]《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在教育、培训和开展研究方面的使命，以及在伦理作用、自治、责任和预测等方面的功能。”^[73]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德洛尔在大学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的基础上，专门提出“国际合作”职能。

（二）关于大学功能失位的研究

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弗莱克斯纳对美、英、德三国大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学功能失位的现象做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在整体上，美国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毕业时尽管朝气蓬勃、颇有魅力，但在智能方面却未经筛选、缺乏训练，大多数人甚至谈不上受过扎实的中学教育，这么说并不过分。”^[74]大学作为众多教育事业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是深入研究各种现象，努力寻求各事物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大学生却把大学看成是美化生活的地方，专心学习太费时间也会限制学生的社交，因此他们不愿把有限的精力放在系统学习知识方面。这使大学功能越来越不能正常发挥，大学功能取向、行动的失位不可避免。同时他还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的功利性行为，客观地揭露美、英等国大学的问题，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在《大学的使命》中，奥尔特加指出：“基本文化修养的教育和专业教育才是大学之根本使命，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75]这种根本功能的萎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大学改革直接相关，大学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而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中的一种，其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深知识教育。遗憾的是，在20世纪初的西班牙，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富人阶层的孩子。大学已变为一种难以辨明的特权。奥尔特加对大学功能萎缩现象的担忧，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的第十八章中，专门对大学的危机进行阐述，他指出：“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其所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之物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另一方面，固定的学习计划使单个个人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发展之路上所要经历的危险，但是，缺少这种在精神自由中的冒险，也就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本源，而仅仅剩下发达的专业技巧而已。也许他仍可称谓具有广博学识的研究者，但理想中的人物是具有独到精辟见解的学者，而并非是那种掉书袋的研究者。当人们开始分不清这两种人时，那便是大学衰退的信号。”^[76]大学已经淡忘本真真理，已经失去了精神追求，自由已变为空洞的自由。不管出版多少书籍、发表多少论文，不管教学的方法与技巧花样如何换新，也不管老师花费多少心血，但由于教育本质出现了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无非只是给人一种无力之感。大学的危机在于行动的结果与终极真谛的本末倒置，生活在20世纪的雅斯贝尔斯与今天的我们经历着相似的危机。

此外，沃尔夫在《大学的理想》中，描述了当代大学的四种角色——学者的殿堂、职业训练营、社会服务站、既定人才的装配线，认为大学要把高扬理性旗帜、追求和捍卫真理作为最高目标。他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是批评社会，而不应作为一架完成国家目标的机器，任何一所伟大的大学是足够富有且有足够力量独自矗立的机构。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阿什比指出：“为保持大学职能对社会变化的和谐反应，应该给大学相当的自由，而管得过多，组织结构太死，过于讲求等级高下等制度弊端却限制了大学的自由，最终会使大学社会职能以适应社会环境方面存在偏差。”^[77]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布鲁姆认为：“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和自由堡垒，应该保持自身卓然独立的品格，应该远离政治，远离潮流。……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到损害。”^[78]他们对大学功能失位的现象、原因的阐述和分析，以及应对措施的构建，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关于大学功能整体性的研究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目标或许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的功能：研究、传播知识和文化教育。很明显，其中任何一个功能，当单个考察的时候，都与其他两个功能密不可分^[79]”。从长远来看，若将其中任何一种活动与另外两种割裂开来，那它必然会枯萎凋敝。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标志着为多元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80]大学并不固守一个职能，同时各个职能间又有内在的关联。正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大学发挥教学、科研及服务的整体功能，而非将三个功能分开运作。”^[81]应该看到，大学多元功能的确立，既是大学发展趋于成熟的一种表现，也是大学对当今多元社会的一种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