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功能研究综述及重建方向

（一）改革开放前对大学功能的研究概述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设立时间很早，最初是和政治机关混合在一起的，一般说来，那时的明堂辟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创立独立大学是从汉代开始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学以成均、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主要形式表现。成均，相传为远古尧舜时的学校，是为保持和强化原始氏族公社后期氏族部落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而设，国家产生之后，“成均之教”既是社会教育的总称，也是天子之学的中心场所。稷下学宫，又名稷下之学，战国时期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有询议、教育、学术功能，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培养人才和传播文化知识、发展学术与繁荣学术服务的场所。太学，我国古代的大学，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太学的建立是统治者为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晋武帝始设国子学，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唐、宋时期，国子监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明、清时期国子监兼有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双重性质，到清末国子监逐渐沦为卖官的机构。书院，是供人读书或讲学的处所，以儒家礼教为讲学宗旨，为维持、巩固封建秩序而培训忠于王朝的人才。对于大学功能，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7]从古代思想家的论述来看，大学功能集中在政治功能、教化功能和德行功能等方面，主要是为封建统治立场服务，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我国现代大学体系建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大学功能问题。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都对大学功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蔡元培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8]在他看来，大学一方面研究高深学问，一方面养成硕学闳材。梅贻琦也提出：“凡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清华为完成此使命，故其发展之途径不徒限于有效之教学，且当致力于研究事业之提倡。”^[9]潘光旦提出：“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的。那么，怎样获得个人自由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10]冯友兰认为：“第一，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的一个科室；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是独立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是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11]竺可桢提出：“诸位求学，应不在科目本身，而是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12]他认为只有注重个人智慧和思辨的培养才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广大之。这一时期对大学功能的论述，主要是每个学者自己的理念，还未上升到学术交流与学术共识的层面，更未引起各方的广泛重视。这一时期对大学功能的内涵的认识，由过去的政治功能为主转移到以个人发展为主，同时也涉及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整个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学功能的内涵被异化。人们对大学功能的理解简单地偏向于以政治功能为主、片面的社会服务功能为辅，同时贬低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就指出：“大学应成为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要使学生成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13]有的学者提出大学的问题在于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学了也无用，应更多地在实践中学习，直接向工农兵学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提高师生政治觉悟，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生团体的普遍和经常采用的方法……科学研究……应当设立一些介绍或批判资产阶级学说的课程，树立对立面。”^[14]可见，当时我国大学教育政治至上、阶级斗争至上的泛政治化色彩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局面，大学功能自然偏重于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其后的发展中，间或有纠正大学功能问题的论述，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赋予其合理的定位，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让大学功能失位的问题愈演愈烈。

（二）20世纪80年代对大学功能的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对教育的本质和属性进行反思，在澄清大学教育领域内持续已久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和探讨对大学功能的研究。扈高岩发表于《教育研究论丛》（1980年第3期）上的《论高等学校的两个基本职能——教育和科研》一文被视为大学功能专题研究的开端。冯之俊等人在《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上海高教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表面上是经济差距，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差距，而根本的差距是教育，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教育已成为一种具有多功能的社会现象。刘树范在《现代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指出：“构成高等教育核心的因素是大学，而大学的基本职能是教育和研究。大学是通过研究职能（即知识的保存、传授、普及、解释、应用以及新事物的发展）和教育职能（培养学生的智力、思想道德情感和实践能力）对社会做出直接和间接的贡献。”^[15]胡建华提出：“高等学校职能的总的变化趋势是多样化、社会化的，在高等学校职能多样化的同时应处理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三种职能之间的关系。高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必须把培养人才始终置于首位，发展科学与培养人才的密切联系体现着高等学校的内在逻辑，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则是以高校充分发掘自己的智力资源、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为目的。”^[16]聂海清认为：“高等学校的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学校的职能，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它至少有这样三个重要职能，即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为社会服务。”^[17]这些关于高等教育功能的探讨，多是介绍国外的观点或受国外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观点，认为大学的职能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讨论的角度主要是大学的职能方面，几乎没有涉及理论和思辨色彩更为浓厚的大学功能方面。

（三）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有关大学功能的研究情况

1．大学功能与大学职能之间的区别研究

关于“功能”和“职能”的概念，一些学者曾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区分。潘懋元认为：“功能是作用，职能是有职务、职权、职守、职责之意。高等学校是一个具有一定职责的实体，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无‘职’可言。因此，只有高等学校才有职能，高等教育只有功能。”^[18]邬大光等提出：“如果把某事物看成一个系统，在谈到它的作用时往往使用‘功能’一词；而谈到机构的作用时，大多使用‘职能’一词。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如果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衡量，它是社会或教育的一个子系统；而高等学校则毫无疑问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相应地，高等教育的作用应表述为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学校的作用应表述为高等学校的职能。”^[19]

张应强认为：“从系统科学角度，高等学校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因而其功能是存在的。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部门，既包括了高等学校，也包括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如国家高等教育行政机关等。因此，高等教育也有职能。高等教育的功能（职能）与高等学校的功能（职能）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重合关系或者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20]章仁彪指出：“大学的职能与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难以泾渭分明，但在同时使用时就该区分其存异之处。‘大学职能’应严格限制在所必须履行的‘应然’职责，否则就有‘失职’之嫌。‘大学功能’重在强调对社会产生的效用，是一种‘实然’的效能。‘职能’应该谨慎设定以经得起社会问责与检验，‘功能’则应大力发挥以获社会公认和支持。相关的讨论既要注意两者间的区别，更要关注两者间的联系与转化，即大学职能的圆满完成也将是大学功能的良好发挥，而大学功能的社会认同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大学职能的外延，条件成熟时将有可能逐步内化为大学的职能。”^[21]张国强提出：“高等教育功能与高等教育职能的联系表现为：高等教育功能是高等教育职能存在的内在依据，是高等学校职能的逻辑起点及基础。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职能’应指某类机构通过其活动所发挥的作用，而不应该理解为该机构的活动本身。高等学校的职能是高等学校通过教学、科研、开发等活动所发挥的作用，而非活动本身。因此，高等学校职能应该表述为‘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为社会服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作为高等教育活动，既是行使高等学校职能的载体，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的途径，而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除了前述三者外，招生、就业等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途径。”^[22]以上有关高等教育职能与高等教育功能的论述与探讨，虽然学者们将其内涵和相互关系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的阐释，但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应用，也未在学界达成大范围的共识。时至今日，现存的各类文献对功能与职能的混用依然屡见不鲜。

2．关于大学功能内涵的界定

大学功能是大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大学功能是由大学本质决定的。大学功能所体现的是“大学能做什么”的问题，“大学能做什么”必然依赖于“大学是什么”（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对大学本质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对大学功能的不同理解。探讨大学功能，也就是对大学的特定能力及其界限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大学的特定能力最大化发挥，从而使大学的效益和贡献最大化。

大学，作为一种古老的组织机构，由最初游离于社会边缘的行会组织逐渐演变为现今关乎国家和公民前途及命运的社会的中心，大学的理念、精神、使命、责任、功能等也随之发生改变和转换。关于大学功能的研究和争论也在不断延伸，时至今日，关于大学功能的论辩仍不绝于耳、莫衷一是。薛天祥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的功能是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功效以及能够发挥这种功效所具有的能力的总和。”^[23]董泽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的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经过自身运作而产生的促进社会、个人及教育系统自身发展的功用和效能。”^[24]王亚朴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为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所具备的能力和作用。”^[25]徐小洲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而具有的客观作用、能力和功效。”^[26]

根据大学发展的历史沿革我们知道，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是关于大学功能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当前，在大学的发展中，一所大学是否具有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是中国大学，尤其是高水平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第四大职能。这是对高等教育思想的丰富，同时也是我国大学发展的一大核心问题。大学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是文化发展的成果。大学自然地肩负着保存、传承和创新高深文化与专门知识的使命。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的一个新功能，强调大学对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作用，既符合大学的本质属性，也同大学的发展规律相吻合。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履行好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对大学已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它将有助于大学在更高层次上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文化传承创新被认为是继大学传统三大功能基础上的又一重要功能。

3．关于大学功能类型的研究

自从有了大学，大学功能就客观地存在着。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视角对客观对象进行分类，目的是从逻辑起点或思维视角将它们区分开来，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便于研究。通过不同的标准，选择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到相异的结果。当然，任何一种分类都有相对性，对大学功能的分类，也不能例外。目前，在高等教育理论界，有关大学功能分类研究的主要视角如下所述：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将大学功能分为基本功能与特殊功能。基本功能是指在哲学层面同特殊功能所组成的一对范畴概念，基本功能即本体功能，特殊功能即衍生功能。阿什比认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文化。”^[27]可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阿什比就已从大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大学的基本功能。邬大光、赵婷婷认为：“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是它的基本功能，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功能是它是特殊功能。”^[28]朱九思在《论学科建设》一文中，将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概述如下：“传递高级文化、探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29]潘懋元与朱国仁认为：“高等教育通过文化的选择、传递、传播、保存、批判、创造等方式对社会发挥作用”，而“这永远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本身也是高等教育的活力所在”^[30]。高耀明在他的文章中提出：“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和创造，其实质也可以归于文化功能里面。”^[31]张应强指出：“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化功能，就是通过实现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来促进文化与人的发展。”^[32]颜丙峰以知识为逻辑起点，认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保存知识、传递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涵化知识、交流知识六个方面”^[33]。单鹰认为：“高等教育的功能可概括为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34]此外，薛天祥、徐辉、刘尧等学者都把大学基本功能视为育人功能。他们只是在基本功能所指上持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对大学功能认识的最终确定性。(www.chuimin.cn)

在社会学层面上，大学功能可分为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大学的育人功能就是培养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的社会功能，即大学对社会的作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大学的育人功能，强调大学的自在性和绝对性，是一种与人的意识和行为无涉的自在和绝对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不以其他存在物为参照。这样的认识有可能导致僵化的特征和实践保守的风险，但它却是在实践上尽可能地坚守大学基本逻辑所需要的。大学的社会功能，是指大学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能量。就其作用的方式而言，大学的社会功能表现为维持社会运行的功能、适应社会变革的功能、构建社会未来的功能。有关大学具体功能论述的文章很多，比如，潘懋元提出，高等教育具有对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对个人具有升迁、职业和个性发展功能；对社会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别敦荣指出：“正确的高等教育功能观是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功能，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辩证地统一于教育过程中。”^[35]张云霞也认为：“教育功能可以分为教育的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36]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大学的多功能观。厉以贤在《现代教育原理》一书中提出，高等教育的功能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调整社会人才结构和流动的功能、促进人的身心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功能。徐辉认为现代高等学校有六项最为基本的职能：“保存知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传播知识；增进知识；应用知识；社会批判与监督。”^[3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特征的演变，有学者还把大学的功能界定为：引领文化功能、引领经济功能、创新功能、生态功能、批判功能、谋生功能等。这些功能都蕴含于大学功能中，它们因各种类型的大学机构自身的定位及功能强调而出现差异，但其内涵均未超越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分类。

就教育哲学的角度而言，教育活动的功能或“效用”就是教育价值，它是人们有意识地掌握、利用、接受及享有教育时，对教育活动功能的看法和评价。大学功能与大学教育价值密切相关。一般意义而言，大学教育价值观是根据人们对人、知识、社会三类主体的不同组合形成的认知，并由此对大学功能形成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认识：一维价值认知模式，即大学只有对“人”或对“知识”或对“社会”某一特定主体的价值，体现在大学功能上即单一功能。如纽曼（Newman）认为：“当教会创办一所大学时，她并非出于爱护才智或知识自身的理由，而是为了她的孩子的精神幸福和他们的宗教影响与利益，为了训练他们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把他们培养成更聪明、更能干和更活跃的社会成员。”^[38]他是坚持大学是为学生而设的单一功能观的典型代表。第二种认识：二维价值组合模式，即大学具有对“人”或对“知识”或对“社会”其中两者的价值，由此形成三种类型的双主体功能观。如从社会学角度把大学功能分为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种类型就是这类模式观划分方式中的一例。第三种认识：三维价值组合模式，即大学具有对“人”或对“知识”或对“社会”三者共同的价值，由此形成三主体功能观。如赵婷婷指出：“人、知识和社会是研究大学的三维视角，三者的相互牵制可构成稳定基础，防止高等教育功能在任何两极间摆动而产生功能失调。”^[39]从教育哲学角度看，对大学功能的这些划分方式是各有特色的。

此外，有学者还从大学功能作用的形式和大学功能作用的方向等层面对大学功能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从大学功能作用的形式来看，王守恒、姚本先把大学功能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显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是主观目标与客观结果相符合的一种情况，即人们为达到某种社会发展与变革的目的，期望大学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如大学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科学研究，保存、传播和丰富人类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隐性功能（latent function）与显性功能相对，指大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某些非预期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如控制人口增长功能，推动法制建设功能，促进社会流动、缩小社会差别功能、吸收剩余劳动力功能等。”^[40]

就大学功能作用的方向而言，吴康宁和赵文华等把大学功能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大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有促进作用时，产生正向功能；反之则为负向功能。”^[41]具体分析大学对社会和个人同时起正向（或负向）作用，还是对社会或个人的其中一方起正向（或负向）作用，而对另一方起负向（或正向）作用。由于事项可能对某些个人和某些次团体有功能，而对其他人和其他次团体则有反功能，因此必须考虑这一事项对各种单位的后果。在实践中，大学的正向和负向功能没有多少意义，在理论上也没多少价值，由于大学本身存在多种层次和类别，社会个体发展也有多个维度，为对大学功能进行较深刻的认识，在此略加区分。就大学功能所发挥的实际效用而言，赵文华把大学功能分为：“实质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实质性功能即大学具有培养个人知识和技能，提高职业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社会地位的实质性功能；象征性功能指同这种实质性功能无关，给予人们一种社会象征作用。”^[42]

4．关于大学功能错位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对高等教育功能失调现象予以关注，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并不多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功能进行反思。如任初明、黄元国从我国古代大学的教育功能方面提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育功能表现出很强的偏向，重外显功能而轻内在功能，重政治功能而轻视经济功能，重‘德教’功能高于‘文教’功能，文化功能重已有文化的保存传递而轻文化的创新与批判。”^[43]黄鹂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等教育功能已出现和可能产生的负向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个人、社会和教育的自身发展起一种消极否定的作用，一是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加导致受教育者质量的下降，二是对文化的肢解和掠夺，三是在发展中国家引发的一系列弊端。”^[44]缪新忠等从社会学视角对当前高等教育功能进行了深思：“高等教育扩张可能会使阶层差距扩大，形成一个教育排挤的社会，而高学历崇拜后的危机又将造就一个学历排挤的社会。如此，高等教育将变成再生产和复制社会不平等、再生产和复制社会阶层关系的工具，并不能促进社会流动。”^[45]以上研究，尽管有夸大和绝对化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体现了大学功能已出现严重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认识大学功能存在的问题。

此外，还有学者对高等教育功能进行了综合性的概述。潘懋元教授指出：“当前部分教师和大学生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片面强调教育的个体功能而不顾及其社会功能；有的则认为上大学只是为了找份好职业，混个学历、学位有利于个人升迁，既不顾及个人的需要，也忽视自身素质的提高，这些都是教育价值观上的偏差。”^[46]潘懋元教授的这一言说，可谓是一语中的地切中当前大学功能失调的软肋。董泽芳教授对大学功能失调也有论述：“他从外适功能、个适功能和自适功能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调现象。首先是外适功能的失调。当前的高等教育受传统发展观和功利取向的影响，过分强调对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适应，虚化了对政治方向的引导，弱化了对不良文化的批判，忽视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引领社会进步、推动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功能。其次是个适功能的失调。一是在观念上重成才教育，轻成人教育，使许多学生成为有高深知识却没有高尚人格的片面人；二是在内容上，重知识灌输、技能培养，轻心灵塑造、人格建构，把学生全面发展降格为片面发展；三是在活动中，重统一要求，轻因材施教，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四是在制度上，重强制管理，轻自主选择，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是自适功能的失调。使命意识的模糊使高等教育过多地顺从市场需求而忽视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很好地处理自身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导致自身发展中诸多失调问题，如重外部调控轻自我调适、重规模扩大轻结构优化、重数量增加轻质量提高等。”^[47]张应强指出：“高等教育在适应论或工具论理念的支配下走向了褊狭，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忽视、文化批判精神的丧失和文化创造力衰竭等方面。”^[48]他从个人和文化两方面对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功能失调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张德祥、周润智教授将高等教育功能失调与否作为判断高等教育病理的诊断标准，并指出：“由于政策的偏斜，管理的失控以及行政渎职等原因，使高等教育内部各功能要素的创造状态及其整合水平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断裂、偏斜和失衡。”^[49]

涉及高等教育功能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有：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刘道玉的《中国高校之殇》；朱国仁的《高等学校职能论》；王英杰的《中国大学的发展与改革》；徐小洲的《高等教育的理念与现实》；陆有铨的《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张应强的《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刘宝存的《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张楚廷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潘懋元、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薛天祥等主编的“高等教育理论丛书”；董云川的《找回大学精神》；侯定凯的《象牙塔是平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杨东平的《大学二十讲》；郭为藩的《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孙宪铎的《东西象牙塔》；杨德广的《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等。学位论文有：张国强的《论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调与调适》；王晓阳的《大学社会功能比较研究》；侯定凯的《高等教育社会学》；潘艺林的《论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赵日纲的《加强大学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政府职能研究》；刘亚敏的《大学精神探论》；甄丽娜的《美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及启示》；段江飞的《我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历史考察与分析》等。

在“高等教育理论丛书”中有些著作对高等教育功能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的第三章，他从教育功能的界说入手，概略总结了我国关于高等教育功能的若干观点，而后从社会和人的二维价值模式出发，深入分析了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高等教育功能发挥和高等学校的关系，提出：“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有赖于高等学校作用的有效发挥，高等学校职能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50]薛天祥的这一个观点，为我们了解功能和职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学者赵文华在他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分两章论述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他认为对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功能的区分非常重要，而区分高等教育功能与职能则没有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他从功能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出发，把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作为高等教育功能的选择与发挥的结果，他还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形成机制与功能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突破对功能的静态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功能形成是一个包括功能期待、功能发挥和功能效应三部分的动态过程，并指出功能效应有正向负向之分、显在潜在之别，具体而言可把功能分为社会流动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最后，他从功能选择的视角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类型、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虽然在功能的分类研究上与主流的功能研究大体相同，但其关于高等教育功能形成机制的动态分析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为我们突破静态分析奠定了基础。唐玉光、房剑森在《高等教育改革论》^[51]“高等教育本质观”一节中间接地阐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功能，并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滞后性和过度教育等不适应症，为人们考察高等教育功能的偏废与弱化有所助益。

徐小洲在《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一书中，概述了中外高等教育功能的主要观点，考察了高等教育功能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他认为：“高等教育有基本和扩展两类功能。基本功能包括：研究和创新——知识的增进功能；教学育人——知识的传递和个体的养成功能；社会服务——人才和知识的应用。扩展功能包括：精神家园与认定变迁功能；社会动力与社会的变迁功能；文化阵地与文化的变迁功能；信仰中坚与价值的变迁功能。”^[52]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观点由于缺乏对高等教育功能与高等学校职能的辨析，影响了其高等教育功能研究的逻辑严谨性，给人以“职能”和“功能”混乱之感；而他对高等教育在服务于社会之外应保持的距离与独立姿态，以及高等教育对信仰与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引导与坚守等问题的关注，提醒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认识和看待高等教育功能。

王晓阳在《大学社会功能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大学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在大学功能发展史和经典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由条件、活动等五个要素，传统、设施等17个指标构成的大学功能分析框架，从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重点阐述了以哈佛大学等为代表的综合大学，以及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理工科大学的社会功能模式，分析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功能，展望了21世纪大学社会功能的十大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王晓阳博士对大学功能特征和状态的分析，对大学功能分析框架的构建，以及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后来学者对大学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尝试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系统分析高等教育现象的专著有：张德祥、周润智的《高等教育社会学》；侯定凯的《高等教育社会学》；钱民辉的《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王处辉的《高等教育社会学》等。他们均对高等教育功能问题给予了关注。张德祥、周润智在分析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结构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高等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同社会发展功能的理论框架，并对高等教育和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关于高等教育功能与作用的动态联结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高等教育功能分析视角。侯定凯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分析，建立在概要回顾韦伯、柯林斯登等社会学家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论述基础之上，从具体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等功能进行分析，为我们对高等教育功能进行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钱民辉在《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构建》^[53]中列专章进行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在没有严格区分“功能”与“职能”的基础上，对高等学校职能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在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及个人关系上的不同解释。他把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总结为：产生新知识，培养高度合适的人才，为社会提供服务和伦理道德功能。高等教育功能对个人的作用是，高等教育具有促成收入增长、培养睿智的领导者、扩大选择机会和不断增长相关技能等作用。他对高等教育的负向功能——“学位病”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潘艺林在《论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54]中，以“高深知识”为基础，从批判的角度出发，专题研究了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行文中，他系统分析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历史与独特作用，批判功能被遮蔽的表现、原因与危害，以及批判功能的教育哲学基础，进而指出恢复和强化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提出了高等教育批判功能发挥的具体措施。马廷奇在《大学组织的变革与制度创新》中阐述了高等教育功能泛化的问题。他指出：“所谓‘大学办社会’就是大学功能多元化的形象概括，即本来应由政府或社会所包容的各种功能和领域，都被压缩到大学组织内部，由此导致大学组织机构的无限膨胀，并且这种功能的多元化在实践中因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刺激而不断得以强化。”^[55]季诚钧在《大学组织属性与结构研究》中提出：“大学功能具有多样性，与其功能相应的大学目标也具有多元性、多重性和模糊性，故此他将大学组织的功能特征概括为多样性与模糊性。”^[56]张国强博士在《论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调与调适》中认为：“从静态看，高等教育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以一定的方式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客观能力和产生的效果，具有自主性和客观性，其拓展是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深化的结果。从动态看，在不同主体的功能期待下，高等教育采取不同的功能取向和功能行动，最后达致不同的功能结果，并且这一功能实现过程受到个人的需求意向、知识化与演变、社会发展与需求、政府意识与责任、高教基础与资源等内外部因素的制约。”^[57]

此外，国内其他研究者也在自己的论著或论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功能给予了关注，如单中惠主编的《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张维迎先生的《大学的逻辑》，杨东平主编的《大学之道》《大学精神》，陈平原先生的《大学何为》《中国大学十讲》，刘宝存的《守望大学的精神家园》，贺燕丽的硕士论文《略论新时期我国的大学职能》，张瑞的硕士论文《略论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孔筱晴的硕士论文《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周新梅的硕士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功能》等。以上成果，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研究角度上都不同程度地为大学功能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5．关于大学功能整体性的研究

20世纪以来，大学功能不再仅仅体现某一种功能，而趋于多元功能。这些功能，如教学功能、科研功能、社会服务功能是彼此紧密关联的。聂海清指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为社会服务，这三项功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落实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上来。”^[58]张阳、罗承选提出：“大学的第四功能也许已经存在，因为它是沿着以人才培养为原点、以知识发展为主线的逻辑一路走来的，它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间是包容与相互包容的关系，它的大部分含义与特征已经在前三个功能中体现出来了。”^[59]大学功能的整体性表现在：“知识之获取是研究的任务；知识之传递是教学的任务；而知识的应用则是公共服务的任务……大学的三大任务与知识的三面领域是机能性的互相联系着的。”^[60]有学者也提出，高等学校的三种主要社会职能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相互促进的。但如果处理失当，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以上关于大学功能整体性的认识，既不成体系也不够完善，就学理和实践层面而言，都需要对大学功能的整体性进一步予以拓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