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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演进:技术创新助推研究创新

【摘要】:[30]从创新扩散角度切入为我国原生新媒体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32]从创新扩散切入不仅仅可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外技术、资金等对我国的深刻影响,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新事物在我国演变发展及再次创新的过程,有助于将西方与中国、媒介与社会等方方面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更宽广视野分析原生新媒体带来的深刻影响。

杜骏飞认为随着互联网及其他类型的信息技术的依次发明引发质的裂变,狭义信息传播与广义商务、政治、教育等传播一起,共同描绘新传播时代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图景。[25]目前许多新媒体研究仍然局限在传统信息传播范畴内,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4年联合出品的“中国互联网20年”丛书将新媒体相关内容用网络媒体篇、网络产业篇两本专著分开讨论。本书从泛传播视角出发,将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等与信息传播一同纳入研究范围,以期更好地反映我国原生新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泛新媒体”探索虽然在研究中面临许多挑战,但更符合我国新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积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郑永年认为我国新媒体研究直接跳过宏观研究进入微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6]原生新媒体研究也是如此,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影响,相关研究多采用实证方法围绕具体对象展开,[27]新浪网易、搜狐等个案研究,手机、微博、微信等媒介研究较为常见,彭兰教授《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2005)、闵大洪教授《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2016)那样视野开阔的宏观研究在原生新媒体研究中寥寥无几。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认为“社会科学家彼此间正儿八经的区别并不是出现于那些只观察而不思考和只思考却不观察的人之间;他们的区别更与思考什么、观察什么以及——如果存在的话——思考与观察的联结是什么有关”。[28]对于原生新媒体中观视角研究的匮乏,一方面是由于重视微观的量化研究范式盛行,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涉及内容广,研究者观察与思考没有找到合适角度或切入点。

研究对象外延的拓展、中观研究视角的选择,给本书带来巨大压力与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与互联网成为影响我国传媒生态的两大新变量,在政治、资本、互联网三大变量的相互影响下,我国原生新媒体应时而生。[29]资本与技术构成原生新媒体的两大支柱,同时也成为研究原生新媒体的两个重要视角。张洪忠等学者已从资本角度切入对原生新媒体做过一些研究,但资本具有极强隐蔽性,除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媒介研究机构研究报告披露的公开数据外,研究者很难拿到权威可信的数据资料。进入媒体内部进行田野调查虽然能够了解更多内幕,接触到更多数据资料,但因涉及企业商业机密等法律与研究伦理问题,许多调查所得最终难以写入论文或著作中。问卷调查、访谈等如果涉及商业性较强的内容,调查对象通常会直接拒绝或随意回答,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根据所获得有限资料做初步分析总结。[30](www.chuimin.cn)

从创新扩散(尤其是技术创新扩散)角度切入为我国原生新媒体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31]从创新扩散(尤其是技术创新扩散)角度分析原生新媒体不仅能够克服资本视角诸多局限,而且还能突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忽视技术,以至于在解释复杂新现象时越来越无力的窘境。[32]从创新扩散切入不仅仅可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外技术、资金等对我国的深刻影响,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新事物在我国演变发展及再次创新的过程,有助于将西方与中国、媒介与社会等方方面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更宽广视野分析原生新媒体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