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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到人机共生:中国原生新媒体演进历史观察

【摘要】:计算机源于人类社会“计算”需求。在学生贝瑞帮助下,他们提出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构想。就计算机发展而言,从大型机到中型机,从“计算”到“存储”,从军事到民用,20世纪40年代中叶至70年代纷繁复杂的计算机快速发展表象背后,利克莱德发表的《人机共生》等文章具有指标意义,有助于理解计算机如何从单纯“计算”设备演变为“人机共生”重要媒介。

计算机源于人类社会“计算”需求。20世纪30年代阿塔纳索夫(John Vincent Atanasoff)在衣阿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任教时,发现机械计算设备无法满足求解大型和复杂方程组需要,于是着手尝试研制电子管计算设备。在学生贝瑞(Clifford Berry)帮助下,他们提出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tanasoff-Berry Computer,ABC)构想。[9]1939年二战爆发后,阿塔纳索夫进入美国海军军械实验室效力,贝瑞进入公司工作,两人研究被迫中断。

战争是残酷的但常常又是“万物之父”,不断催生新技术、新发明,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甚至是不同媒介、信息技术数据流间的战斗。[10]二战中为更好地编制火炮射表,美国军方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电气工程学院(The Moore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莫奇利(John William Mauchly)和艾克特(John Prosper Echert)展开相关研究,他们在阿塔纳索夫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三年探索,终于在1946年2月14日推出世界第二台电子管计算机,这也是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ENIAC),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国防、教育等领域,一直运行到1958年10月2日,其运算量超过1945年前人类几千年运算量之和。[11]埃尼阿克(ENIAC)庞大的运算量折射出战后美国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型。[12]

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社会信息量增速迅猛,信息计算量日趋庞大,以大学与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大型计算机研发与运营模式逐渐无法适应社会信息处理需求,资本开始推动计算机技术向商业、民用开发。1951年兰德公司推出世界第一台商用计算机UNIVA/I型机并称雄商用计算机市场,1953年IBM推出IBM/701、次年推出IBM/650等办公用计算机,[13]其他如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CDC)、通用电气、NCR等公司也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潜藏的巨大商机,纷纷投入计算机商业化大潮。20世纪60年代初,IBM更是投入50亿美元用于研制“S/360”系列大型机,[14]成为当时仅次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美国第二大投资,磁盘存储等技术由此走入人们视野,模块化、通用化、标准化、系列化逐渐成为行业准则[15]

大型计算机体积庞大、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使用范围局限在大型企业、高校研究所等狭小领域。随着社会信息处理需求快速增长,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1959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致力与用户互动的商用小型计算机PDP-1(Programmed Data Processor-1)[16],不仅改变了计算机发展方向,为微型机发明埋下伏笔,[17]而且带动了存储、打印、通信外围设备产业兴起,计算机硬件行业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峰。[18]

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看似“客观”的历史叙事都离不开“主观”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观)指引。就计算机早期发展历史书写而言,单纯史实考证虽然能够做到细节真实、表象真实,但如不重视史料背后潜藏的思想考察,极易出现盲人摸象或削足适履的窘况,历史叙事不仅应该贴近“史实”还应该贴近“史思”。就计算机发展而言,从大型机到中型机,从“计算”到“存储”,从军事到民用,20世纪40年代中叶至70年代纷繁复杂的计算机快速发展表象背后,利克莱德发表的《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等文章具有指标意义,有助于理解计算机如何从单纯“计算”设备演变为“人机共生”重要媒介。

20世纪50年代,包括IBM公司职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计算机视为巨型计算器(calculator)和数据处理器(data processor),利克莱德当时超前地提出交互计算机(interactive computing)构想,[19]《人机共生》一文对此有详细阐释:(www.chuimin.cn)

Man-computer symbiosis is an expected development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en and electronic computers.It will involve very close coupling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electronic members of the partnership.The main aims are 1)to let computers facilitate formulative thinking as they now facilitate the solution of formulated problems,and 2)to enable men and computers to cooperate in making decisions and controlling complex situations without inflexible dependence on predetermined programs...The hope is that,in not too many years,human brains and computing machines will be coupled together very tightly,and that the resulting partnership will think as no human brain has ever thought and process data in a way not approached by the information-handling machines we know today.[20]

通过上述文字可知,利克莱德不仅对人与机如何共生做出预测,而且提出人脑和计算机“耦合”(be coupled together)的大胆设想,与以往人机合作中机器通常作为手、脚等人体肢体或器官的延伸不同,人与计算机合作不再以“机械扩展的人”(mechanically extended man)方式展开,而是以“像人类般的机器”(humanly extended machines)方式进行,机器是对人类大脑的延伸,故而又被称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类大脑除处理信息外,兼具保存记忆、组织语言、进行交流等功能。没有记忆、没有“语言”、没有“交互”的机器只能算作“工具”,不可能与“智能”相连,因此,《人机共生》一文花大量篇幅对memory(记忆)、language(语言)、input and output(交互)等内容进行大量阐释,为计算机从“计算”向“智能”演进,从“工具”向“共生”转化,提供思想支持。对此,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创始人罗伯特·泰勒曾对利克莱德的贡献有过一段颇为中肯的评价:“计算机技术的大部分重大进步——包括我的团队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利克设想的推断。他们并不是自己的新愿景。所以他是这一切的起点。”[21]

从大型机到中小型机,从工程计算到企业日常办公,硬件技术进步、配套软件成熟使得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对个人或普通家庭而言,即便是中型机仍然价格高昂、用途有限,更遑论大型机。计算机融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对人们信息传播接受方式乃至人类本身产生深刻影响,源于个人计算机的发明。作为计算机发展史上第二次革命性变化,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与硅谷技术创新、华尔街资本注入有着天然的关联,这与主要依靠政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第一次计算机革命有着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