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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演进历史:基于技术创新的观察

【摘要】:可见近代以来学术研究中媒介用于指称那些扮演中介角色的“物”,与古代媒介用于指代“人”有很大不同。“媒介”一词含义在延续中断裂,不同学科、不同阶段的使用历史共同构成“媒介”一词含义。这一时期虽然鲜有学界、业界人士对媒介与媒体做严格区分,但两者在使用中差异逐渐明显,新闻与媒体关系逐渐紧密,新闻媒体成为学术通用术语;新闻与媒介关系逐渐疏离,新闻媒介一词使用频率越来越低。

“媒体”与“媒介”两词在学术研究中经常混用,有研究者认为媒介是物质工具,媒体是文化生产组织,两者内涵外延均有较大差异;[5]也有研究者则认为两者均指向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机构,只不过媒介是整体抽象名词,媒体是个体具象名词。[6]学者多以思辨方式对媒介与媒体差异“是什么”做出界定,但很少说明“为什么”会形成上述差异,以及两者差异在实践中具体“怎么样”体现,[7]甚至有学者认为两者差异多年来从未被认真对待过,有必要进行细致梳理。[8]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某个概念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逐步完善、合理性增加、抽象化提升历史,而是多种多样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是使用规律的历史。[9]从媒体与媒介两词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情况演化角度切入,为考察两者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不仅有助于回答两词差异“是什么”,而且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会形成上述差异,有助于厘清我国学术研究中两词“怎么样”使用,有助于对两词理解达成共识。

1.媒介:旧瓶装新酒,传统词汇嫁接传播学新内涵

媒介一词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就有“蜀郡何玉,因媒介求之”的提法,只不过古时指居中介绍的“人”。[10]“媒介”一词进入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蒯世动《广告学ABC》(1928)将报纸、杂志、油漆牌、电车、窗饰等视为广告传播媒介;[11]薛德焴《健康教育》(1932)将蝇、蚤、虱、臭虫视为疾病传播媒介;[12]陈振骅《货币银行原理》(1935)将本位货币、代表货币、辅币等视为交易媒介。[13]新中国成立后,“媒介”一词更被用于工科和人文科学等众多领域,朱传才《用汞做媒介焊铝法》(1968)将汞视为焊接不同铝制零部件媒介,[14]克列泼纳《哲学文学媒介:存在主义者的苦境》将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视为媒介,[15]等等。可见近代以来学术研究中媒介用于指称那些扮演中介角色的“物”,与古代媒介用于指代“人”有很大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传播学传入我国,媒介一词被赋予新的内涵,[16]巴兰蒂《由少数人控制的“公众媒介”》(1981)、曹焕荣《论我国新闻媒介相互协调的几个问题》(1984)等文章中“媒介”均指向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17]同英文“(the)media”含义基本相同。整个20世纪80年代“媒介”一词使用频率不高,1992年新闻传播独立为一级学科、1997年传播学获批二级博士点后,“媒介”一词使用频率逐渐增加,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篇名包含“媒介”一词的相关研究论文为例,媒介一词使用演变情况一目了然,如图3-1-1所示。

图3-1-1 1980—2000年篇名包含“媒介”的研究论文数量

近年来随着人际传播、城市传播等传播学分支发展壮大,一个人、一张市民卡、一座博物馆、一条街道乃至整个城市都被视为媒介。[18]在新闻传播学科内,媒介一词不再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兼具中介功能的各类物也被纳入媒介范畴,前者可称为狭义媒介,后者可称为广义媒介。

通过对“媒介”一词使用历史梳理可知,从古代指人,到近代学术研究中指物,再到当代随着传播学引入指代大众媒介,直到今天城市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学分支兴起使得媒介被泛指各类中介物。“媒介”一词含义在延续中断裂,不同学科、不同阶段的使用历史共同构成“媒介”一词含义。[19]

2.媒体:新瓶装新酒,外来新词与新闻学紧密相连(www.chuimin.cn)

我国传统词汇中只有媒介、没有媒体,[20]学术研究中“媒体”一词作为舶来品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21]日本学者中岛敏《新化学蒌讲座3-1热媒体》(1935)一书将联苯混合物、サム—S 800等用于余热回收的化学物质称为媒体,其他学科学术研究中鲜有提及“媒体”一词。1976年台湾新闻传播学者汉德宝将麦克卢汉“the medium is message”译为“媒体即信息”,“媒体”一词开始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词汇。[22]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在研究中使用“媒体”一词:朱景文《教学媒体的变革与教育事业的发展》(1982)援引瑞典电影社技术研究指导斯凡伯格界定,将媒体视为一种信息承载和传播系统;[23]《磁记录材料》(1982)则将磁记录体称为媒体。[24]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媒体”一词从20世纪30年代诞生至80年代初,在学术研究中用于指称各种“物”,与近代媒介含义高度重叠。

20世纪80年代中叶,“媒体”一词开始与大众媒介建立关联,如张力奋《“魔匣”褒贬说——浅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角色》(1986)将电视纳入媒体范畴之内,[25]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一词逐渐成为报社、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等传播机构的总称,[26]如马世琨、袁建达《瑞典丹麦新闻媒体直观》(1993)将瑞典《每日新闻》、丹麦《贝林时报》等新闻机构称作为媒体,[27]张煦棠《日本新闻媒体的经营》(1993)将日本读卖新闻、京都新闻、朝日新闻等新闻机构称作媒体,[28]等等。这一时期虽然鲜有学界、业界人士对媒介与媒体做严格区分,但两者在使用中差异逐渐明显,新闻与媒体关系逐渐紧密,新闻媒体成为学术通用术语;新闻与媒介关系逐渐疏离,新闻媒介一词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以1980—2017年中国知网(CNKI)新闻传播学科篇名含有“新闻媒介”“新闻媒体”相关论文数量演化为例,上述趋势一目了然,如图3-1-2所示。

图3-1-2 新闻媒介与新闻媒体使用情况对比

由图3-1-2可见,“新闻媒介”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流行,但近些年已经很少有人使用,“新闻媒体”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流行,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通用术语,“新闻媒体”很多时候就是“媒体”同义词,[29]用于指称各类新闻组织。

通过对“媒体”一词使用情况的梳理可知,“媒体”一词出现时间较晚,很长一段时期内使用频率极低,一度与“媒介”含义高度重叠,指称各种作为中介的“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媒体”常用于指称报社、出版社、电视台等各类新闻机构,“新闻媒体”逐渐成为学术通用语、“媒体”同义词。

3.小结:新闻传播学视阈下媒介与媒体关系梳理

“媒介”与“媒体”两词起源不同,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媒介更强调传播介质,传播学色彩浓厚一些;媒体作为新闻机构同义词,新闻学色彩浓厚一些。童兵《新闻传播学大辞典》(2014)将媒介归入传播学理论板块,将媒体归入新闻学理论板块,便是两词学科色彩、使用范畴差异的具体体现。在大众传播学视阈下,传播机构与传播组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宫承波认为两者均指向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机构,媒介是整体抽象名词,媒体是个体具象名词,此说法合乎情理;[30]如果跳出大众传播学视阈,着眼考察城市传播、人际传播等分支,王岳川等将媒介视为物质工具,媒体视为文化生产组织,认为两者存在较大差异观点也合情合理。[31]之所以出现上述理解偏差,与两词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变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