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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演进:多元视角研究

【摘要】:我国原生新媒体发展演进历史不仅是一部技术创新的历史,更是一部ICT技术创新扩散历史。[170]上述媒介理论为凸显“媒介”在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为解读原生新媒体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

原生新媒体作为一种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存在,已经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推动互联网政治学、网络社会学、互联网史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发展。[161]本书从传播学视角切入,聚焦原生新媒体的“传播”意义;对于原生新媒体的“传播”研究,不再囿于大众心理学主导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而是借鉴媒介理论视角围绕传播“媒介”展开;对传播“媒介”的研究借鉴社会史范式,关注媒介使用的历史书写;对媒介“历史”的书写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探寻历史事实背后复杂的原因与影响。四种视角之间相互融通、彼此关联,为解读原生新媒体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视角与切入点。1.传播学视角:明确原生新媒体研究围绕“传播”展开

原生新媒体研究虽然应有跨学科多元视角,但如不聚焦人类如何传播,传播如何成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如何影响文化生成与发展等问题,相当于在解构传播学学科与研究领域。[162]原生新媒体历史研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视角是传播学视角,而非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其他学科视角。

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传播史研究以工具论为前提、报刊内容为重点,探讨报刊与社会间相互影响与作用,[163]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在“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化”范式之外提出一种新研究范式: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强调报刊(媒介)构成式特征与多样视角与分析,[164]为从传播学角度梳理原生新媒体发展演化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研究范式。如何以媒介为重心展开原生新媒体研究,ICT技术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意大利学者Gabriele Balbi所著A History of Digital Media:An Intermedia and Global Perspective依次梳理计算机、互联网、手机发展演化历史,[165]进而揭示基础架构变化对新媒体形态演变至关重要的影响;再如彭兰《新媒体导论》、宫承波《新媒体概论》等新媒体研究著作也是从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出发展开相关内容,等等。

如果没有ICT技术创新,便不会有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出现,不可能衍生出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微博、微信等各类原生新媒体形态。新媒体历史首先是一部技术创新历史,然后才是互联网社会应用演化历史。我国原生新媒体发展演进历史不仅是一部技术创新的历史,更是一部ICT技术创新扩散历史。本书尝试借鉴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从ICT技术创新扩散入手,探究原生新媒体的本质,梳理原生新媒体发展演化历史,分析原生新媒体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类传播活动中扮演怎样角色。从技术创新入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媒体基础架构——微型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本质,而且有助于把握原生新媒体各异形态共性特征与传播影响。

2.媒介理论视角:明确“传播”研究聚焦传播“媒介”

原生新媒体研究聚焦“传播”视角,“传播”视角研究围绕“媒介”展开。传播学“媒介”转向与20世纪“泛传播”兴起、“泛媒介”时代来临有着密不可分联系。20世纪末是人类传播史中一道划时代分水岭,传播概念、现象与机制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明而引发质的裂变,狭义信息传播与广义商务、政治、教育等传播一起,共同描绘出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新图景,[166]人类社会进入“泛媒介”“泛传播”的信息文明新时代。媒介与非媒介之间的边界逐渐淡化、未来甚至可能消失,[167]“媒介”被重新界定为“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要素的“行动场域”。[168]

泛媒介理论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媒介环境学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哲学、以德布雷为代表的媒介学、以西欧学者为代表的媒介化理论推陈出新,围绕“媒介”议题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有研究者对上述理论的异同做了一个细致梳理,详见表1-4-1。

表1-4-1 媒介理论分支对比[169]

(www.chuimin.cn)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概念最早由麦克卢汉提出但却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并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娱乐至死》《消逝的童年》《技术垄断》等著作常被作为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重要读物。此外麦克卢汉、伊尼斯、罗伯特·洛根等学者也被视为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侧重研究传播技术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媒介学引论》等著作侧重从历史维度出发,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考察媒介演进对普通人思想观念的潜在影响;媒介化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理论经常援引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成果,聚焦媒介逻辑渗透下的社会互动关系展开。[170]上述媒介理论为凸显“媒介”在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为解读原生新媒体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

3.社会史视角:明确“媒介”研究关注媒介使用的历史书写

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治学原则在辨别史料、书写知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71]但过度强调“重构”,对历史“诠释”不足,常常沦为堆积史料汇编。[172]没有事实便没有历史,历史事实一旦发生便无法更改,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除事实之外还在于人的讲述,[173]对事实的讲述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紧跟国外史学发展步伐,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发生许多重要变化:①本体论层面,主张“从下往上看”,不再将精英人物视为历史中心,更加重视普通人历史书写;②认识论层面,摒弃传统史学排除自我、排斥理论指导的纯客观主义认识论,承认历史研究离不开某种观念或理论体系指导;③方法论层面,提出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实现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174]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在我国异军突起就是这一变革的具体体现。

社会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75]就本体论而言,强调研究对象拓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以社会底层民众(主体为普通民众)为对象,研究生活方式的演变。[176]就认识论而言,传统历史研究重在搜集与研究史料,遵循“实际→理论”研究范式,因而在研究中理论先行意识较为薄弱;而社会学则是在理论指导下展开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来检验、修正或发展理论,遵循“理论→实际→理论”研究范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177]就方法论而言,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最为接近,如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寻找新观点、新方法,[178]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学中。[179]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从技术角度展开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技术问题,如梁波等在认真梳理帝国主义与技术之间各种关联之后提出著名的扩散论观点:随着西方世界不断扩展科学,通常遵循三种模式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等。[180]

社会史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方面与原生新媒体研究高度契合,杨国斌认为互联网研究应该重视三个问题:①人的经验,即注重研究互联网与普通人的经验与社会实践;②历史深度,强调研究不仅应呈现互联网自身历史的历史叙事(history),而且应呈现对理论和概念建构、对社会现实建构的历史性(historicity);③现象描述与理论关系,要重视理论和概念的应用,同时也要对所用理论和概念进行深刻反思,不能盲目崇拜而走向教条主义[181]原生新媒体作为互联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三条原则同样适用原生新媒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对普通人生活方式影响最主要的元素之一便是原生新媒体崛起,从信息获取到在线购物、电子支付、生活休闲等,原生新媒体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普通民众借助电视真人秀、谈话类广播节目等途径将自己从受众转化为媒介内容,实现民众化转向,[182]那么新媒体时代,普通民众通过各类原生新媒体实现人与媒体和谐共生,将这一转向推入更加深入阶段。近年来强调“叙事”、凸显“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社会史范式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183]就新媒体历史书写而言,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第一个十年》、闵大洪《中国网络媒体二十年》等著作仍采用传统“编年史+专题史”模式围绕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实践展开,对普通民众个体经验重视不足,缺乏理论工具或概念指导。新报刊(媒介)史视角为原生新媒体演进研究指明方向:原生新媒体研究应该高度重视媒介,从媒介(技术)演化着手书写原生新媒体发展历史;社会史视角进一步明确操作思路:研究应该聚焦普通民众原生新媒体使用,应有理论或概念作指导,应对所用理论与概念进行深刻反思。

4.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媒介使用社会史书写提供理论支持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出新技术只有经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两个阶段才能进入普通人生活,商业化是从技术发明转向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从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脸书、推特等,本质都是技术创新的产物,是ICT技术商业化的结果。就我国互联网而言,从技术架构到应用模式都是西方互联网技术创新扩散的产物,有人甚至认为2015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创新产品都缘于西方,我国互联网发展史就是一部剽窃的历史。[184]罗杰斯“创新—发展”过程模型对解释原生新媒体产生原因和发展历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在分析原生新媒体发展对普通人带来怎样影响,对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带来怎样影响方面,并不太适用。引入信息技术哲学相关理论对理解原生新媒体对人的影响有很大帮助,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理解原生新媒体社会影响有很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