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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演进与资本逻辑的共生

【摘要】:新媒体作为一个时间性、技术性概念,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诞生之初也是“新媒体”,因此,考察资本与“新媒体”的关系不应局限在特定历史时期,应该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予以考察。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各类商业资本通过股权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手段,掌握许多新兴互联网公司的控制权,[124]新媒体成为资本逻辑与技术创新结合最紧密的领域。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01]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实质是一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支配着资源流动、财富分配、组织扩大再生产,使整个社会组织成为追求资本增值的机器,[102]有自身的逻辑(即资本逻辑),它与技术逻辑耦合不仅对实体经济空间的形成有着重要促进作用,[103]而且对互联网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资本逻辑作为支配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力量,通过支配各种生产要素进而支配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常置社会于危机之中。[104]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有大量相关研究。

新媒体作为一个时间性、技术性概念,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诞生之初也是“新媒体”,因此,考察资本与“新媒体”的关系不应局限在特定历史时期,应该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予以考察。国人借用商业资本运营“新媒体”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1884年我国第一家造纸厂——华商创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正式投产,[105]为近代以小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106]几乎与造纸工业同时出现,现代铅印机器也开始传入我国,较大的报纸开始采用铅印,较小的报纸则采用价格较为低廉的石印。[107]廉价纸张和机器印刷大大降低了报纸的发行成本,经过清末孕育、发展期后,近代商业报纸以“技术新知”的形式为民众提供准确及时的新闻、商品等各类信息,[108]导致20世纪20年代商业资本驱动的各类民营报刊繁荣发展。《申报》一类实力雄厚的私营商业报刊,更是直接用现金从美国购买印报机、纸板机、铜板机等设备,屯买国外进口纸张,[109]力求为读者提供价廉物美的报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民营报刊逐渐走向衰落,最终经过建国初期私营报刊改造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

李昕言《近现代民营商业报刊的发展轨迹》粗线条地勾勒出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商业报刊的发展脉络,[110]许正林《中国新闻史》对商业报刊的发展有更为详细的介绍。[111]何秋红、张鹏《民国时期地方商业报刊的办报特色——以〈通海新报〉为例》,探索民国地方商业报刊办报为营利,亦有革命色彩,雅俗共赏、重视社会新闻,报道及时、有较强的服务性,编排灵活、重视评论等特色。[112]杨茹《试论商业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对商业报刊和时政报刊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做了深入分析。[113]

自1926年刘翰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到1953年私营电台改造完成,民营广播在上海、天津大城市也有过短暂辉煌,相关资料散见于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新闻史,甚至尘封在档案,观众乏人问津。赵玉明等编著的《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将几十本地方志中商业广播、军政广播等各类广播资料进行梳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114]陈尔泰《中国广播之父刘瀚传》《中国广播史考》《中国广播发轫史稿》等著作对我国早期广播发展情况做了散点式透视,提供了许多史实与资料。[115]郭镇之《民营广播电台的商业性质》梳理了上海前前后后一百座民营广播电台,发现除佛音电台(1934—1938)和福音电台(1934—1952)两家宗教性质电台外,其余绝大多数是经营广告的商业电台,“利用资金、博取利益”的商业性质是民营电台的主要性质,是认识其一切行为的关键[116]稍后其《上海民营广播大事年表》对上海民营广播的重要事件进行详细梳理。[117]刘斌、许立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广播娱乐化及其规制》分析了当时广播播出的流行歌曲、评书、戏曲节目等,以及广播走向娱乐化、低俗化的现象及其影响。[118]王灿、王文利《民国时期上海民营广播播音艺人特点浅析》对当时上海专职与兼职播音员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119]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广播数量几乎占据全国总数的一半,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承担起组织城市新式的家庭生活、培养家庭听众聆听习惯乃至塑造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的作用。广播逐渐成为家庭伴侣,建立起“准社会交往”的新型家庭关系[120]在许多地方与今天的“新媒体”异曲同工。(www.chuimin.cn)

新中国成立后,传媒行业一直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方许进入的特殊行业,[121]政府高度关注国有资本控股以确保对传统媒体拥有完全控制权。[122]1950年至1953年各类商业资本驱动的“新媒体”经历新闻组织与制度、新闻理念、新闻操作与新闻范例多方面改造,[123]最终我国媒体的私营商业化画上休止符。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各类商业资本通过股权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手段,掌握许多新兴互联网公司的控制权,[124]新媒体(尤其是原生新媒体)成为资本逻辑与技术创新结合最紧密的领域。

可惜的是,从资本逻辑视角切入展开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对这一概念应用相对“表面化”:李彪、陈璐瑶《从专业逻辑到资本逻辑:中国电影生产主体的社会网络分析——基于2004—2014年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合作关系》虽将资本逻辑作为标题关键词,但并未真正从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予以解读,资本逻辑在文章中被简单诠释为“资本运作的逻辑”用以取代“制片人—导演”的分工逻辑。[125]李希光、毛伟《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闻媒体发展困局》将资本逻辑解释为“利润至上理念”,[126]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