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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的技术创新及历史观察

【摘要】:量化研究推动我国新媒体研究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直接跳过宏观研究而进入微观研究这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62]原生新媒体研究作为新媒体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如此。本书通过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概念,进一步深挖我国原生新媒体兴起背后的政治力量、资本运作等因素影响,以期

大众媒体时代,居间技术既是中介又是连接者,“普通民众—媒体—世界”关系表现为“人→(技术—世界)”诠释学关系,人类通过各类传播技术建构的“拟态环境”以了解世界。Web1.0时代,新闻网站基本延续了大众媒体的上述特征,门户网站虽不采编新闻,但通过新闻编辑同样扮演着把关人与议程设置者角色;Web2.0时代,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带来新的传播革命“,普通民众—媒体—世界”关系转化为“(人—技术)→世界”新型关系,“复眼观看”成为数字革命时代的生存方式。[56]近年来人工智能(AI)、传感设备等新技术正逐渐嵌入普通人的身体与生活,具身性技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57]百度阿里等新兴互联网公司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注我们生活的时代,记录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的巨大变革,无论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抑或希望未来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梳理我国原生新媒体演进具有以下三重意义:

1.尝试新的路径,推动我国原生新媒体研究多元化

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彼此间正儿八经的区别并不是出现于那些只观察而不思考和只思考却不观察的人之间;他们区别在于思考什么、观察什么以及——如果存在的话——思考与观察联结是什么有关。”[58]现有新媒体研究多遵循拉扎斯菲尔德哥伦比亚学派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59]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测量短期的、个人的、可测量的内容。[60]薛可的《新媒体:传播新生态建构》(2017)采用数据分析或数学建模方法,对新媒体传播模型、传播效果等内容进行研究,[61]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类研究数量庞大不再一一列举。量化研究推动我国新媒体研究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直接跳过宏观研究而进入微观研究这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62]原生新媒体研究作为新媒体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如此。

原生新媒体演进历史书写以现有新媒体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为基础,结合大量一手资料,以技术创新与资本运作为线索,勾勒我国商业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原生新媒体技术架构、传播形态发展演化历史,不仅能够弥补单纯从技术角度研究原生新媒体演进存在的不足,而且能突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忽视技术,以至解释复杂新现象时越来越无力的窘境,[63]推动我国原生新媒体研究更加丰富与多元。

2.细分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原生新媒体史研究走向深入

我国民众使用最多的新闻资讯渠道是商业门户网站、搜索网站、视频网站、电脑弹窗,[64]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是QQ、微信、默默、阿里旺旺、新浪微博,[65]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是百度、搜狗、360。[66]它们不同于雅虎(Yahoo!)、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等国外同类新媒体,也不同于新华网、人民网等传统媒体主导的数字化新型媒体。特别在许多新范畴、新领域,传统媒体主导的新媒体在尝试进入时常常不知从何下手,[67]这种情况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www.chuimin.cn)

新世纪伊始,学界和业界一些研究者便开始关注新闻网站(传统媒体主导的新媒体形态)与商业网站(新兴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原生新媒体形态)的差异,余彦君《谁将主宰未来的网络新闻传播?——传统媒体网站和商业网站比较》(2000)较早关注到两者不同,认为传统媒体新闻网站代表传统媒体、商业网站代表新媒体,前者在品牌、资源等方面占优势,后者在商业化运作、新闻意识等方面占优势。[68]付松聚与周立顺《传统媒体网站与商业网站之比较》(2007)对两类网站在新闻角度、报道梳理、编辑特性、网页设计等方面差异做出细致分析。[69]类似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明确将商业网站作为新闻网站并列的研究对象,对两者差异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原生新媒体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

孟伟在《理解新媒体》(2018)一书中追踪BBS、论坛、电子邮件、博客、播客、SNS、微博、微信等原生新媒体形态发展历程,粗线条地勾勒出我国原生新媒体形态演进的轨迹。彭兰在《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2015)一书中对博客、SNS、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发展历程进行详细考证,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原生新媒体演进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70]此外,宫承波《新媒体概论》(第4版)等著作与文章中也有大量关于原生新媒体形态的资料。本书在现有研究文献基础上,重新界定原生新媒体概念,从技术架构与传播形态两个层次梳理其演进发展历程,不仅能够彰显原生新媒体演进背后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弥补已有原生新媒体研究只重视技术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将现有新媒体史研究中碎片化的原生新媒体史相关资料加以整理、补充、完善,勾勒出原生新媒体形态发展演化脉络,推动我国新媒体史研究更加细化、专业化。

3.深挖社会元素,揭示原生新媒体演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如果冷战尚未结束,西方国家仍然对我国维持严格技术与物资禁运,很难想象我国互联网(Internet)会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没有完成互联网商业化,雅虎、谷歌等新媒体不会凭空出现,搜狐、百度等本土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各类原生新媒体产品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党的十四大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为新兴互联网企业提供种种政策利好,我国原生新媒体不可能短短20多年便达到目前的发展规模。

历史(实践)逻辑是理论逻辑最为重要的对标物,社会科学一切学术都应以实践检验作为最高标准。[71]没有历史(或现实)支持的理论研究是空洞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理论(或现实)研究是没有方向的。[72]一味讲究所言必出“经典”、研究必循“经典”逻辑,[73]常会落入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的窠臼。本书虽然借用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的“创新—发展”过程模型,描述我国原生新媒体如何在技术创新扩散与商业资本驱动下,借助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利好快速演进发展的过程,但诞生于美国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创新—发展”模型虽然能够很好地勾勒“过程”,但无法深入探讨“为什么”会诞生、带来“怎么样”影响两个重要问题。本书通过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概念,进一步深挖我国原生新媒体兴起背后的政治力量、资本运作等因素影响,以期呈现我国原生新媒体的发展演化历程“是什么”,从而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兴起、带来“怎么样”影响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