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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基于技术创新的演进历程

【摘要】:新媒体作为一个时间性、技术性概念,从技术角度切入研究新媒体、新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要素影响占据新媒体研究主体。[36]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技术架构、外在形态、目标市场、运营主体等方面进一步加以细分,提出内涵与外延更为具体的原生新媒体概念。

新媒体作为一个时间性、技术性概念,从技术角度切入研究新媒体、新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要素影响占据新媒体研究主体。[30]任何以“新”作为标签的学术生产,都可能包含着权力结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31]上述研究虽然聚焦新媒体的传播新特性及影响,但潜意识中常视新媒体为“中性”新型传播工具,没有将新媒体置于特定时空环境与社会情境中予以考察,没有充分关注新媒体在传播偏向、构成环境、延伸人体等方面新特质,[32]许多冠以“新”的研究实为原有模式的复制与再生产。本书将新媒体的考察置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从美国向全球扩散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中,从ICT技术创新扩散切入分析新媒体技术架构演进,从资本运作角度分析新媒体形态演进,进而结合具体新媒体产品分析新媒体对普通民众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复杂影响。新媒体不再是独立于时空与社会的技术存在,而是技术创新与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带有特定历史时空烙印。

就我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创新扩散、商业资本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等因素相互作用,孕育出以BAT为代表的本土新兴私营互联网企业,[33]相继推出基于微型计算机(PC)、智能手机的各类网站与APP,与之前“新媒体”概念在内涵、外延、内容等方面均存在很大不同。[34]本书将上述中文网站或APP称为原生新媒体,以强调其源于互联网技术创新、源于商业资本运作、源于中国本土实践的“原生”特性,以及作为技术与社会互动建构产物的“非中性”特质。

从阿帕网到物联网,从水平网站到智能手机APP,互联网发展就像“蜂巢”或“蚁群”,不同集团基于各自利益展开有意识行动,[35]传统媒体互联网实践催生报刊电子版、新闻网站等新媒体形态,商业化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实践催生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媒体形态,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互联网实践催生政府部门官方网站、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形态。如果仅关注技术维度、不考虑运营主体与资本构成等社会因素影响,极容易遮蔽新媒体发展演进的复杂性。

彭兰从互联网基础架构(终端与传播技术)出发提出“原生新媒体”概念,又从主体与资本构成维度将原生新媒体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媒体主导的各类原生新媒体,如新闻网站等;二是商业化的互联网公司主导的新媒体,如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等。[36]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技术架构、外在形态、目标市场、运营主体等方面进一步加以细分,提出内涵与外延更为具体的原生新媒体概念。本书中的“原生新媒体”特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万维网(WWW)引入我国以来,以BAT为代表的新兴私营互联网企业借助西方互联网技术、商业资本、新媒体运营模式等,推出面向华文圈(尤其是大陆地区)的本土化新媒体,主要形态为各类网站、手机APP。原生新媒体作为现代互联网衍生的新事物,[37]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均没有太大关联,与国外新媒体在技术基础(ISP)、具体形态与内容生产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明显,与传统“媒体”“新媒体”概念更是相去甚远,冠以“原生”两字旨在强调其原创性与独特性。

长期以来,我国新媒体历史书写聚焦传统媒体主导的各类新媒体,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新媒体”,到90年代报纸电子版、手机报等“新媒体”,相关研究构成我国新媒体研究主体。20世纪90年中叶以来我国新兴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各类原生新媒体形态及产品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38]本书重点梳理这类原生新媒体架构、形态的演进历程,进而挖掘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和“网络历史学”(Web Historiography)作为近年来国际传播学界方兴未艾话题,[39]引发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关注:2017年《互联网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Digital Technology,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的创刊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推动互联网史研究国际化、深入化;同年出版的《洛特里奇全球互联网历史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将许多具体研究以专题形式组合在一起,[40]涵盖美国、欧盟、中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情况,两者出版标志着国际互联网史研究迈入新阶段。[41]

我国互联网史研究始于21世纪初。2006年搜狐IT频道推出《搜狐IT史记》,以讲故事形式串联起2003—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一系列大事,其轻松诙谐的写作方式与传统历史书写有很大不同,故自称“歪史”。[42]2009年出版的《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采用“编年史+专题研究”形式,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展开:1995年为互联网商业化元年、1996年为海归归来……虽然名为互联网史,实则主要讲述腾讯、搜狐等互联网企业创办人的故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ICT技术、人才、资金对我国互联网演进的重要影响。[43]2014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撰写的“中国互联网20年”丛书出版发行,该丛书从网络安全、网络产业、网络大事记、网络媒体四个方面对我国互联网20年发展历程做出梳理。方兴东“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拟对胡启恒、田溯宁、张树新、张朝阳等我国互联网先驱进行采访,目前已经出版钱华林、许榕生等专家访谈专著。[4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搜索行为调查报告》《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等报告为研究我国互联网史提供了权威数据。(www.chuimin.cn)

新媒体作为互联网社会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互联网发展史紧密相关。鉴于商业化互联网公司主导的“原生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主导的“数字化新型媒体”在技术架构、产品形态、内容运营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往研究者们常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45]如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从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出发,着力梳理新闻网站1994—2003年十年间新闻业务的发展演变历程,兼及经营管理舆论监督等内容,方汉奇称赞其为全景式、全程式记录,具有重要文献价值。[46]该书虽涉及新浪、搜狐等原生新媒体产品,但侧重介绍论述其如何开展新闻业务,怎样同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竞争等内容;第八章“网络媒体经营之路拓宽”将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原生新媒体作为“副业”,仅从媒体多元化经营角度予以简要介绍,[47]就全书而言原生新媒体所占篇幅极少且没有阐明其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的传播意义。[48]闵大洪《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一书由1994—2014年21篇年终稿组成,全书体例近似于“编年史+大事记”,以时间为线索串联我国网络媒体20年间诸多重要事件,涵盖内容更加广泛。虽然作者认为商业网站(原生新媒体形态之一)占据主体地位,[49]但全书仅1998年一节介绍门户网站新闻活动、2002年一节论及博客推动门户网站发展、2010年与2011年两节提及微博相关内容,全书仍然聚焦于传统媒体运营的数字化新型媒体。

虽然人民网、新华网等传统媒体主导的数字化新型媒体不断面向市场转型,但其首先且始终是党报体系延伸,市场化是为了赚取市场利润、更好地贴近受众、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是实现宣传目的手段。[50]新兴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原生新媒体作为商业资本与ICT技术结合的产物,攫取最大市场利润是其宗旨。两类新媒体在学习对象、运营主体、资本构成、业务范畴、形态演进、主要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见表1-1-1所示。

由表1-1-1可知,我国新兴互联网公司主导的原生新媒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以来,在万维网技术创新扩散、商业资本推动、国家政策引导等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运营主体、业务范畴、形态演化等方面与传统媒体鲜有关联,与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概念相去甚远,更富有“原生”色彩。

表1-1-1 传统媒体与新兴互联网企业主导的新媒体

1995年至今短短20多年时间,传统媒体及其新媒体不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具体到某一媒体,在同新兴互联网企业(ICP)主导的原生新媒体竞争中屡战屡败,成就远低于预期,[51]我国新兴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原生新媒体已成为社会最基础构成要素之一,在许多方面产生创造性破坏影响:[52]门户网站出现改变以往完全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信息传播格局,[53]BBS和聊天室孕育出独特网络文化,依托各类商业网站个人主页开启we media传播新模式,[54]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更是放大个体力量,个人成为传播节点乃至中心。[55]本书将原生新媒体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特定时空环境与社会情境中,将其视为一个由技术架构、传播形态构成的有机整体,结合代表性产品梳理原生新媒体演进发展历程及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社会信息传播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影响,以期能填补现有原生新媒体史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