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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新媒体快速崛起:基于技术创新的历史观察

【摘要】:[5]图1-0-1我国互联网构成及研究维度[6]就我国而言,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资本与互联网成为影响我国传媒生态两大新变量,[7]在互联网技术创新扩散、资本运作、政策利好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原生新媒体应时而生,深刻地改变原有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引发广泛而深刻影响,逐步构建起一个强连接的网络社会。

一部互联网发展史,本质就是一部创新史,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联动过程,最终形成一部网络时代的人类文明进化史。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历程,前30年主要由技术创新引领,后30年商业创新转变为绝对的主角,最近10年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成为最大的能动性。

——方兴东[1]

我国互联网作为“舶来品”,其孕育、诞生、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创新史,更是一部创新扩散史、一部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演进历史。[2]互联网(Internet)作为一种基于计算机的信息采集、加工、存储、检索人机系统,[3]由底层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中层操作平台(platforms)、顶层社会应用(practices)三个层面组成,如图1-0-1所示。其中基础架构和操作平台(包含终端设备、操作系统、TCP/IP协议等互联网软硬件设备与技术)演进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最初主要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导,之后各类商业企业开始充当领导者角色并逐渐汇聚为一个庞大的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产业,[4]不仅催生各类原生新媒体,而且成为推动原生新媒体演进的技术引擎;各类应用(日常生活中主要形态为原生新媒体)层出不穷则是互联网(万维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交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新兴互联网公司在商业资本资助下推出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等原生新媒体形态,对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普通人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互联网三个层面(乃至其概念)的演进构成了一部技术创新与扩散史、一部时代文化思想史、一部网络社会孕育与演化史。[5]

图1-0-1 我国互联网构成及研究维度[6](www.chuimin.cn)

就我国而言,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资本与互联网成为影响我国传媒生态两大新变量[7]在互联网(尤其是万维网)技术创新扩散、资本运作(商业创新)、政策利好(制度创新)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原生新媒体应时而生,深刻地改变原有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引发广泛而深刻影响,逐步构建起一个强连接的网络社会。[8]网络技术在扩大人类认知与行动自由度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规则与限制,[9]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数字媒体公司(digital media companies)作用更无法被忽视,这些互联网内容供应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ICP)逐步形成新的媒介生态系统(即原生新媒体形态集群),对建构当代中国媒介景观发挥重要作用。[10]互联网技术创新扩散与商业资本运作不仅构成我国原生新媒体发展两大支柱,也成为研究原生新媒体演进及影响的两个重要维度。

原生新媒体研究作为互联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化研究多、思辨研究少,应用研究多、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中观与宏观研究少。“互联网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和“网络历史学”(Web Historiography)作为近几年国际新媒体理论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话题,包含互联网发展史、网站史、网页史、互联网使用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形态变迁等诸多分支,[11]从不同视角切入对互联网发展历程进行多方位、深层次刻画。原生新媒体作为互联网社会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属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史范畴,更适用于中观史研究视角。

中观史认为史学研究重点不是曾“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和“有多大意义”。“发生了什么”,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片断、简单的事实判断,而“如何”“为什么”与“意义”则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时空范围中复杂的过程、因果与价值等联系。这种一定时空范围中的历史联系,就是中观史学的认识对象。[12]本书借鉴并使用社会史研究范式,从中观史视角出发,将原生新媒体视为我国社会媒介化转向的重要推手与典型表征,[13]聚焦原生新媒体的技术架构与传播形态两个层面,结合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定的时空环境与代表性原生新媒体产品,以勾勒我国原生新媒体技术架构与具体形态发展演化历程,探讨我国原生新媒体“从何而来”“怎样演进”“有何影响”三个重要理论议题,尝试在新媒体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