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后学的自然人性论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庄子后学的自然人性论虽然与庄子本人的思想不合，却对世间艺术创作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说，因为世情艺术逐渐占据了主流，强调自然性情的庄子后学影响更大一些。自然人性论注重性情的自然表达，使文学艺术避免了成为单纯的载道工具。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

在老子一章，我们曾经说过，老子美学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是能感受到大道之美的毕竟是少数，魏晋名士以玄言诗来阐释老子思想，理论上应该最近于老子原意，却总是给人淡乎寡味的感觉。不得已而求其次，后人只能降低自然之美的标准，先是把眼光转向文化气息较淡的“大自然”，曲折地体现为园林盆景的野趣和书法绘画的古拙之美，再进一步转向情窦未开、纯洁得像白纸一样的儿童。

朴素的自然之美自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但毕竟缺少人间烟火气，只能代表人类审美境界之一种。而一旦“自然”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对它的理解和使用就非老子所能限定了。庄子后学接过了自然的概念，在自然性情的意义上使用它，老子的平淡自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真情自然。杂篇《渔父》中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

先看最后一句话：“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这就是庄子后学的“自然主义”。那么，人类自然地受之于天的“真”到底是什么呢？“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可见，真就是人类或悲或喜的真性情，《盗跖》篇把满足性情称为“全真”，也是同样的道理。“真”“情”“自然”合起来，便是真情自然。“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这就是庄子后学眼中的“真人”。对比一下庄子笔下“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的真人，不啻天壤之别。《庄子》内篇有好几处写到友人死后，临丧者不哀，因为真人看破了生死，所以能安时而处顺，不以悲喜内伤其身。

不过，庄子后学的自然人性论虽然与庄子本人的思想不合，却对世间艺术创作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因为这样一来，艺术表现人类性情就成了自然合理的事了。《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专门谈诗的感情要素。其实，任何艺术都是如此，没有内在的感情支撑着，再高明的道理也不能使人感动。而庄子后学正是在这一点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让艺术家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人情，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因为对“自然”一词的美学内涵理解不同，出现了两种自然之美。老庄崇尚道法自然，庄子后学崇尚性情自然；前者是平淡自然，后者是真情自然。^[16]有趣的是，这两种自然观还会无意中相撞。先看一则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

（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

昭明太子诚然是老庄的忠实信徒，清心寡欲的实践者。他在《陶渊明集序》中就说过：“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他还指出陶渊明《闲情赋》是“白璧微瑕”。当他泛舟游乐之际，别人提到女乐，他便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作答，这明显是受到老子自然思想的影响。丝竹女乐是人为的艺术，不如山水更近于自然。山水与丝竹相比，远离人间烟火、七情六欲，所以，昭明太子将它形容为“清音”。

再看一则陶渊明外祖父孟嘉的故事：

（桓）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孟嘉在当时被目为风流名士。他对自然的理解就和萧统截然对立。丝竹是器乐，歌女是声乐。丝竹之音比之于山水清音，已是人为之乐了；歌女朱唇发声，更是纯然的“人籁”。他却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为“渐近自然”。从表达感情的角度讲，歌喉无疑比乐器更近于自然性情。

这两种自然观各有其美学意义，都对后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说，因为世情艺术逐渐占据了主流，强调自然性情的庄子后学影响更大一些。在先秦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毕竟才刚刚起步，同时礼教的权威还没有树立起来，对文艺创作也没有形成明显的束缚。到了后世，当人的自然性情遭到严重压制，当文以载道的声音笼罩了文坛，只有庄子后学的偏激与执着才能挽救文学的命运。文学艺术当然要负载一定的社会道义功能，但即便要载道也要以情动人。自然人性论注重性情的自然表达，使文学艺术避免了成为单纯的载道工具。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文学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是魏晋，一个是明中后期，当两汉礼教和宋明理学使文学生机萎缩的时候，正是自然人性论的流行，使文学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里只要列举一下当时的言论，就能发现他们与庄子后学的联系。

魏晋的自然人性论如下：(www.chuimin.cn)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难自然好学论》）

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难嵇叔夜养生论》）

晚明的自然人性论如下：

人之贪财好色皆自性生，其一时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第当过而不留，勿成固我而已。（《弇州史料》载颜钧语）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焚书·读律肤说》）

魏晋的阮籍、嵇康，乃至明代的袁宏道、徐文长，都是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创作的。他们把“越名教而任自然”当成做人和作文的追求，强调文学对个人性情的表现。他们也往往会以庄子作为自己的口实，大多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渊源其实是庄子后学。

庄子后学的自然主义强化对人情的表现，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对本色自然的美学风格的推崇。

自然在老庄那里就有反对人工雕饰之意，庄子后学把它引申到真情的自然抒发上，同样有轻视形式美学的倾向。《庄子·渔父》说：“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服侍父母以适应需求为原则，不管用什么方式；饮酒以快乐为原则，不管用什么酒器；处丧以悲哀为原则，不管用什么礼仪。繁文缛节会妨碍真情的表达，艺术表现也是同样的道理。以绘画为例，画师作画要表现自己的真性情，那就要让真性彻底袒露。《庄子·田子方》中就讲了这样一个画师的故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其他的画师“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做出郑重其事的样子，用俗话说就是有点“装”。而后面这个姗姗来迟的画师，不仅不装，甚至“解衣般礴”，将个性袒露无遗，进入表现真性情的极佳状态，所以被称为“真画者也”。这自然是寓言，然而此中有真意，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击鼓骂曹的祢衡。晋代的嵇康和明代的徐渭就颇有这种解衣般礴的风度，无论弹琴，还是作诗、作画，都有自然本色。

庄子后学注重真情发露，反对文采雕琢，潜在地抑制了形式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刘勰说：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

刘勰认为写作有“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不同的情况。前者可称为自然的艺术，后者则是人为的艺术。当创作者情感真实饱满的时候，便无暇在文字上精雕细琢。反之，经营华丽辞藻，往往是为了掩饰情感内容的空虚。钟嵘《诗品》载：“汤惠休曰‘谢诗如出水芙蓉，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谢灵运借山水以抒情，有自然清新的一面；而颜延之形式压倒内容，虽错彩镂金，品位格调却不及谢灵运。后来李白化用此典，咏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名句，成为经典的美学境界和标准。

庄子后学的自然人性论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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