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美学：抱朴与道之辉映

玄德之美是无为的艺术，它潜在地规定了老子所崇尚的美学风格，显示着他对形式美的态度。《老子》第十九章云：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按本章郭店楚简本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虑），民复孝慈”^[9]。“仁义、圣智、巧利”也罢，“智辩、巧利、伪虑”也罢，总之“此三者以为文不足”，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以“有为”来纹饰不足的。儒家的教化有人工雕琢的色彩，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荀子说：“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此“伪”即人为，也即有为。通行本、帛书本之“文不足”，郭店楚简作“不足”。“”字，或释为“使”，或释为“吏”，其实当为“史”之讹。“史”者文也，《韩非子·难言》说“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论语·雍也》说“文胜质则史”。正因为文史可以互训互释，“史不足”后来才被改写为“文不足”。在老子看来，仁义礼智这些有为之物不过是掩饰这个世界的缺憾和不足的文采罢了，一个社会提倡仁义忠孝越多，说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越严重，正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可见，当老子绝弃“文不足”的礼义的时候，他连同纹饰也一起否定了。

老子先破后立，有所绝弃，便别有所建立：“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与“文不足”正相反，它是老子所崇尚的美学风格。

先看“抱朴”的美学意义。按“朴”字繁体作“樸”，木之未经雕琢者为樸，玉之未经雕琢者为璞，都是形容事物的原始状态，老子用以比喻大道之自然无为。《老子》一书中，“朴”常被用作道的代名词，如第三十七章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二章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与“道”相比，“朴”是一个具象化的名词，更容易体现道在美学风格上的意义，它指的就是天然之美。

在先秦时代，“朴”与“器”是一组相对的范畴。朴是自然的，器是雕琢的。《庄子·马蹄》云：“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本句意为把原始的树木雕残为器具，是工匠的罪过。这里的“朴”用的还是本义，即原木的意思。老子也提到了“朴”变为“器”，却将之上升到哲学层面，《老子》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这个“朴”就是道的代称。《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合前而言之，“朴散则为器”意味着从形而上之道衍生出形而下之器。

这个过程在帛书《老子》第五十一章有更详细的描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10]这是一个越来越“具体”（具备形体）的过程：首先，道为万物之母，所以说“道生之”；其次，如千江水有千江月，朴（道）离散而蓄于人心为德，这是“德畜之”；再次，德既有“成己”之仁，又有“成物”之智，用心于物，则物“形”焉，这是“物形之”；最后，对物进行雕琢，器于是“形成”，这就是“器成之”，俗称“成器”。人是世上唯一会制造生产工具—器的动物，因此，也可以说是人心成就了器。朴散而为器之后，“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正如《礼记·王制》所云：“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舆人为车而辀人为辀，各司其器；陶工吃陶器饭，乐工吃乐器饭，各以其器食之。如果说朴的层面还保留着无为的淳朴，到了器的层面，则有了人类有为的分割与雕琢。而老子主张人类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大制不割，复归于朴。

老子之抱朴乃是“尊道而贵德”“被褐而怀玉”的圣人之德光，是玄德未经剖判雕琢的浑然之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其境界实难为世俗人所窥见。不过，世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亦有一种庶几近之的追求。中国美学史上，老子提倡的“抱朴”引发了回归自然的运动，正所谓“自然朴素”，自然之美的发现与此密切相关。

“自然”一词的内涵从“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法自然”发展到所谓“大自然”，在今天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这种审美情趣的转化和突破，直到魏晋时代才得以完成。李文初说：“将抽象的、广义的‘自然’落实到具体的、狭义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自然界’身上，让原先这个人们难以理解的哲学概念与具有形象体征的自然现象结合起来，确是魏晋人的新观念。”^[11]老子在标举自然无为之道的时候，并没有说它一定要和大自然结合起来。真正的自然是心无挂碍，无往而非适的（所以后来才有市隐和朝隐之说），但老子以自然无为来反对人为的礼法文化，其观点必然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意味：市朝那一片土地已经被人类改造得面目全非了，而人类文明雕琢较少的山水之间，更接近道的自然朴素之状态。于是，出于对人为文化的反叛，人们自然地会想到山水田野。自然美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发现的，而山水诗和山水画只有在“大自然”被发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是老子对华夏美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抱朴”的观念还引发了美学史上对儿童情趣的崇尚。如果说朴是未经雕琢的树木，璞是未经雕琢的玉石，大自然是未经雕琢的环境，那么婴儿则是未经雕琢的人生。童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生中最美的一段风景，袁宏道说：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叙陈正甫会心集》）

这种童子之趣成为审美对象，与老子的复归婴儿说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蒙学书《三字经》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从幼年入学开始，耳目执着于善恶美丑的分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终形成品色各异的人生，世态人情的复杂也源于此。老子希望所有人都回归婴儿的浑朴：“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之）。”按“歙”训为合，“浑”训为同，泯灭了是非、关闭了耳目，也就回到了愚钝无知的婴儿状态。愚则愚矣，然而在懵懵懂懂中会更接近圣人大智若愚的境界。自然，圣人不可能让每一个百姓都拥有圣人之愚（大智），但他可以使百姓皆“孩子（之）”，即便不是大智，但同样“敦兮其若朴”，一派天真。这种价值取向也对传统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艺术家到晚年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反倒显出可爱的稚拙童趣，“复归于婴儿”，从美学的意义上讲，这也是“大巧若拙”“复归于朴”。

与“抱朴”相提并论的是“见素”。按，“素”的本义为白丝，训为白色，如“缟素”。在所有的颜色中，白色是终极底色，色调最为单纯，故而素又训为本性、本质，如“素质”。老子常以白色形容大道之素，“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其实，白色也不是纯素，真正的素色应该是无色。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见到了大象才能说是“见素”，这是只有得道者才能体会到的境界。常人无法感知，更不要说审鉴。不得已而求其次，老子拎出“恬淡”一语作为“见素”的替代品。

《老子》一书中常用“淡”来形容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三十一章是谈军事的，其原理却可以应用到美学上：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老子说“朴散则为器”。连孔子都说“君子不器”，更何况兵器之于老子？但在朴散而“为器”的情况下，若“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即在实在避不开战争的情况下，还是淡然处之为好，不可以杀敌为乐，不可美化战争，而应低调处理。对兵器如此，对乐器也必然如此，不得已而用之时，应以恬淡为上。老子主张人类应该“无知无欲”，可是，人的性情客观存在，五声五色也客观存在，艺术是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老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他灵活变通地主张“少私寡欲”，而不坚持灭私绝欲，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应用到美学上。他对性情和文采的态度是尽量淡化，不得已而用之，则以恬淡为上，以素淡为美。五色令人目盲，但水墨无疑比彩色更不费眼；五音令人耳聋，但独奏音无疑比交响乐更不费耳。

正是由于老子的提倡和影响，素淡的观念才被引入艺术创作中，为中国艺术的花园增添了一畦“淡极始知花更艳”的品色。唐代王维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画学秘诀》）明代徐渭说：“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声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赠成翁序》）论画之所以以水墨为上，就是因为它朴素自然，能在黑白浓淡之间表现出一种比浓墨重彩更接近万物本真的状态。画竹子，绿颜料反倒不如水墨更有真味。即使是拍照片，黑白照也比彩照更多一种深刻、恒久的意味。(www.chuimin.cn)

作画如此，作文也是如此。袁宏道云：“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叙呙氏家绳集》）陶渊明是一个追求素朴之美的诗人，他在《桃花源记》中构想了一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那里面“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民安居乐业。从中我们分明可以发现《老子》第八十章的影子：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陶渊明以朴素的笔调描绘自然的农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老子“见素抱朴”的美学风格，可以看作“庶几近之”的作品。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33页。

[2]老子是周朝的史官，《史记》上有明文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至于其隐士身份，《史记》也写得清清楚楚：“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他做周朝史官，正是“大隐于朝”；孔子造访，他以隐士哲学相劝诫；至于后来他“见周之衰，乃遂去”，更是以隐逝作为最终的人生选择。

[3]按通行本第四十章乃错简，实为帛书本第四十一章。帛书本第四十一章与第四十二章两章文意相接，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发生论。为方便起见，这里把两章结合起来讨论。

[4]此章帛书本作：“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后文也与通行本的文字略有差异，而以帛书本为优，比如“”字，意为抚摸，显然优于“搏”字。但因无关宏旨，为顺从读者阅读习惯，避免烦琐的考证和解说，此处依旧以王弼本为主。

[5]本章从帛书本。郭店本“有物混成”作“有状混成”，学者或以为优于帛书本，似有深意。其实老子明言“道之为物”，故言“有物混成”并无不妥；且本章云“先天地生”，暗示道可生天生地，生天地者必是物而不是状；又云“独立而不改”，状象亦无所谓“独立”。这让人想起佛教里的“色”，有色相和质碍两义：色相看得见，即“状”；质碍摸得着，即“物”，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6]张岱年说：“当其未形，所得以生者谓之德；及其既形，德之表见以为形体之仪则的，谓之性。道是德之所本，生是德之显发，而生之素质为性。德是所以谓未生之先者，性是所以谓既生以后者；由德而有生，有生乃有性。既生有形之后，乃可说性；未生无形之前，指其所以生者，谓之曰德。德与性虽有别，其实是二而一的。”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96页。

[7]“学不学”一句，郭店楚简有异文待考。学术界有三种释读方式—“学不学”“教不教”“效不效”，笔者取第一种。

[8]按本章帛书本作“无为而无以为”，通行本作“无为而无不为”，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从老子思想的整体性出发，论证了当以“无为而无以为”为是。然而早于帛书本的郭店楚简本亦作“无为而无不为”。比较两种说法，仍当以“无以为”为是。因为本章开头论修道，与政治无涉。故而郭店本此章至此打住，没有“取天下”以下文字。后人加上“取天下常以无事”一段，前面就只能改成“无为无不为”了。由此可见《老子》版本变化的复杂性。

[9]多有学者关注“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虑”与今本的差异，以为老子本意并不是弃绝儒家之仁义。其实在老子思想体系中，仁义乃大道玄德失落后的产物，且他曾明言“大道废，有仁义”“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即便此处经后人改动而文字有异，并不能动摇老子对儒家仁义的态度，也不能动摇老子对礼义文采的态度。

[10]“器成之”通行本作“势成之”，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皆作“器”，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据此改。高明认为，器、势二字古音相同，可以互相假借，但《老子》及其他古书中多形器连用，故当以器字为是。“夫物生而后则畜，畜而后形，形成而为器。其所由生者道也，所畜者德也，所形者物也，所成者器也。”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第70页。

[11]李文初：《说“自然”》，《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