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对贱玩好的批判与君主身份的相关性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韩非子以现实功用为艺术的量尺，凡是有游戏、娱乐性质的事物，都是他所反对的，这便是所谓“贱玩好”。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韩非子却认为，婴儿相戏时可以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但晚上饿了还得回家吃东西。接下来，韩非子专门针对君主自身，在更深的层面上阐述了贱玩好的必要性。平公之身遂癃病。

韩非子看到了人性之恶，而性恶的动力则是利益。当他利用人们的自为之心作为刑赏依据之时，现实功利就成为其价值观的核心。韩非子以现实功用为艺术的量尺，凡是有游戏、娱乐性质的事物，都是他所反对的，这便是所谓“贱玩好”。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了有关墨子的一段故事：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 pagenumber_ebook=165,pagenumber_book=153 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拙为鸢。”

墨子制作的木鸢即木风筝，外形如飞鸟之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三年而成，它无疑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墨子却认为它不如车 pagenumber_ebook=165,pagenumber_book=153 更有用，因为木鸢不过会飞而已，不能负重致远，没有实际用处。这里的墨子是韩非子的代言者。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讲了两个故事：

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

第一则故事，王先慎说：“案此即西人光学之权舆。”^[4]陈奇猷说，画荚者所制成的东西类似于今天的幻灯底片。^[5]这个画荚映在十版之墙上，“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有点类似今天的电影艺术，应该说是美不胜收的。关于艺术起源有所谓“模仿说”，这种情形无疑就是模仿艺术的一个生动演示。但韩非子认为，倾注了三年心血的画荚和普通之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它并没有增加一点实际用处。

第二则故事，婴儿之相与戏，让人想到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其实，成年人在剧院所看的“大戏”也不过是规模更大一些罢了，原理是相通的。人们在游戏之时感到快乐，这正是艺术的怡情功能。韩非子却认为，婴儿相戏时可以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但晚上饿了还得回家吃东西。这段话本来是比喻先王之道不实用的，但从中也能看出韩非子对艺术的不屑一顾。

婴儿相与戏，乃是以游戏模仿人生，自然有艺术的因素。成人亦有以人生为“儿戏”者，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有艺术趣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了两则成人的游戏：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今天看来，赵主父在播吾拟仙人之足迹，秦昭王在华山拟与天神“博弈”，虽不免荒唐，然而一片天真童趣与艺术气质亦不可掩。但在韩非子看来，这些东西实在是玄虚无用，所以当他形容什么东西无用时，就拿它们来打比方—“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反过来说，“播吾之迹，华山之博”这样的“行为艺术”，也如“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一样玄虚无用。

如果艺术仅仅是无益事功倒也罢了，在韩非子看来，它还有害事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从艺术的角度讲，癸的歌声无疑比他老师射稽的歌声更悦耳，能使行者止观，劳者不倦。但韩非子从事功的角度来衡量，评价就不一样了。射稽的歌声虽然不悦耳，但能使人务于劳作，度其功则高；而癸正是由于唱得悦耳而使人听曲分心，结果完成工程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不上老师。可见在韩非子看来，耳目观听是妨碍事功的。时下有种说法，说金字塔不是奴隶造成的，因为奴隶失去了自由，没有创造力。韩非子显然不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会瓦解奴隶的创造力，所以要严加防范。

君主对“群氓”的审美活动，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只要明令禁止就可以了。但君主本人怎么办呢？谁敢限制他呢？接下来，韩非子专门针对君主自身，在更深的层面上阐述了贱玩好的必要性。他在这方面主要是受了老子的影响，于是以“解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老子美学的某种认同：(www.chuimin.cn)

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韩非子·喻老》）

人有七窍，乃是精神与外界交流的通道：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品尝味。但在老子和韩非子看来，满足与消耗是同时发生的，宣泄则意味着丧失。“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韩非子·解老》）韩非子指出，对声色的沉迷无益于养生，爱惜生命就要减少外在诱惑引发的内耗，“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

告子说“食色性也”。食色是人性中最强的两种欲望，女色更有玩好审美的意义，这里韩非子将它们一起否定，则普通的声色艺术在他那里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韩非子·十过》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卫灵公在濮水边听到了奇妙的音乐，让乐师师涓记了下来，到晋国之后，以之示好乐的晋平公。晋国乐师师旷辨认出此乃亡国之乐“清商”，以为不可听。而晋平公则非听不可，而且一定要听到最悲的音乐才痛快。于是，师旷先后为他演奏了更悲的清徵、清角。当演奏到“清角”时，情况如下：

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音乐当然不会这样感天动地，但晋平公在听至悲之音的时候，心中确实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旋律风暴。今人形容听音乐之后，心中承受了一场“洗礼”，原理是一样的。《礼记·乐记》中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晋平公最先听到的正是哀以思的亡国之音—“清商”，以哀心感人，确实能耗杀人的情志。最后一曲是黄帝之乐“清角”，其声最悲。师旷认为平公德薄不足以听之，虽不免玄妙，但也可以理解为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无法承受那样剧烈的情感冲击。所以，韩非子总结道：“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韩非子还警告君主，声色享乐除了损精劳神之外，还会使人心志动摇混乱，从而影响对日常事务乃至政治事务的判断与处理，引发灾祸：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韩非子·解老》）

在艺术欣赏中，移情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韩非子称之为“引于外物，乱于玩好”。韩非子对艺术的发生原理还是比较熟悉的，只不过他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的。有欲望便有邪心，有邪心便有祸患，他在《韩非子·内储说上》里讲的那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中，齐宣王即庄暴对孟子提到的那位“王之好乐甚”“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的国君。他曾乘人之危出兵伐燕，反致自身危殆，儿子齐湣王也落得个身死国破的下场。按韩非子的逻辑，他一定会说，如果齐宣王父子不是那么喜欢听音乐，“引于外物，乱于玩好”，说不定不会做出那么糊涂的决策。平心而论，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音乐爱好者不少，因此也不能说音乐与玩物丧志没有一点关系。韩非子最后总结道：“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显然，韩非子的美学思想，其实是反美学的思想，这与墨子殊途同归。不过，墨子反艺术是为了百姓，韩非子反艺术是为了帝王。出发点不同，路径也会有差别。以墨子之单纯善良，他肯定想不到，韩非子的排斥艺术还别有深意。有什么深意呢？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作为人性之花的文学艺术，不就成了波德莱尔所谓的“恶之花”了吗？

法律当然要惩戒作恶的行为，那么创作或欣赏艺术的行为应该禁止吗？这确实是法律的模糊地带，但从商鞅开始，法家对抒情议政的诗书就是毫不客气的。《商君书·去强》云：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可见，商君把诗书也看成能够导致亡国的因素。《韩非子·和氏》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早在孝公时代，秦国就开始焚诗书了。韩非子对商鞅此举是认同的，他说：“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商鞅、韩非子以法治国，要取消非议国政的杂音，焚百家之言也就罢了，《诗经》与政治无关，为何也要烧呢？原因并不复杂，“为腹不为目”的愚民好治理。法家冥冥中有一种感觉：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个性，无法让人放心，这是他们忌讳的。法家从维护帝王大一统的权力的角度出发，一定要统一百姓的思想感情，对多元化、自由化的艺术也就必然会排斥。如果说编户齐民是从身体上控制百姓，焚诗书与百家之言、以吏为师就是从精神上控制百姓。法家执政的时代，总是艺术荒芜的时代，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吊诡。法家对人性持一种功利的态度，一方面用严刑来压制它，另一方面又用重赏来激励它，后者显然会刺激耳目声色的欲望。这边关住欲望之门，那边打开欲望之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严刑重赏两种极端手段的刺激之下，人性的优点与弱点都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它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变得更复杂了。生活在法家制度下的人是不幸的，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闷挣扎的艺术往往就生长在这样的土壤里。比如韩非子在《韩非子·难言》中，对谦卑之臣的戒惧心理洞幽烛微的描写，表现了高压政治下士人的敏感。对人性的深切体察是文学艺术生动传神的一个前提。韩非子是诸子中最了解世态人情的一个，其文章的精彩之处，也往往得益于此。陈深说：“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韩子迂评序》）韩非子怕是没想到，他坚决反对文学艺术，自己却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韩非子对贱玩好的批判与君主身份的相关性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