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的确立：从先秦到韩非子和荀子的思想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人心险恶，法术无情，法、术、势的思想因此确立。如前所述，韩非子的法、术、势都可以在前辈法家的思想中找到根源。不过，从其思想形成的内部逻辑来看，一旦从老师那里继承了性恶论，法、术、势的提出就是必然结果，而且这三者确实都可以在荀子那里找到源头。对比荀韩二人的法、术、势思想，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从儒到法的思想演进脉络。

在韩非子看来，既然人性是恶的，那就只能乱世用重典。人心险恶，法术无情，法、术、势的思想因此确立。如前所述，韩非子的法、术、势都可以在前辈法家的思想中找到根源。不过，从其思想形成的内部逻辑来看，一旦从老师那里继承了性恶论，法、术、势的提出就是必然结果，而且这三者确实都可以在荀子那里找到源头。对比荀韩二人的法、术、势思想，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从儒到法的思想演进脉络。

先看荀子之法与韩非子之法。

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一定的规则，人们往往用“权衡、绳墨”来比喻它。荀子以礼为权衡、绳墨：“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荀子·大略》）而韩非子则以法为权衡、绳墨：“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韩非子·有度》）韩非子曾对“文学之士”与“法术之士”进行对比，如果说老师荀子是文学之士的话，那么他本人就是法术之士。文学之士注重以礼义迁化人性，法术之士则注重以刑法制约人性。两种思维的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手段有高下之别。《大戴礼记·礼察》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荀子·强国》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前者成就王道，后者成就霸道，相形之下，高下立判。

不过，荀子也多次礼法并举，透露出从崇礼向崇法倾斜的趋向。《荀子·成相》云：“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富国》云：“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当社会相对稳定之时，隆礼当然意义深远；但当秩序混乱而人心难伏之际，法无疑比礼更切于当务之急，只是这要讲求一个程序：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荀子·致士》）

荀子是以教化为先，先礼后兵，先礼后法，法律是最后的手段。而韩非子则根本没有教化的耐心，直接诉诸刑法：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韩非子·五蠹》）

这就从老师的隆礼重法演变为专任法制了。

再看荀子之术与韩非子之术。

术最初是一种生存手段，它本来是公开使用、无所隐讳的，不过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术”。这种心术在荀子那里已初露端倪。在荀子时代，随着封建制的解体与专制主义的强化，诸侯国的政治环境已与孟子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士人的地位与处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子尚可以以帝王师自居，从容轻视王侯，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而荀子在君主面前则已经人臣化，比如《荀子·赋篇》中自称“臣愚不识，敢请之王”，与孟子的心高气傲、肆意畅谈显然不同。荀子已经感受到君主威权的高压和朝廷环境的险恶，表现出很多谨慎戒惧的心术。他在《仲尼》中曾专门谈及臣子如何应对伴君之险，并不讳言这是一种“术”：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

荀子之术主要是臣子保身之术，要求人臣做人要谨慎正直，在危险的情境中俯仰屈伸：有本事就上，没本事就让贤，自己安随其后，这样得宠会沾光，失宠也不至于获罪，总体原则还是以礼义为本，“宗原应变”，出发点还是爱人、助人，且以不伤害他人为原则—“除怨而无妨害人”。

韩非子时代，士人与君主由师徒关系彻底演变为君臣关系，士人的政治处境更为险恶。作为一个臣子，韩非子深知说主之难，为此专门写了《韩非子·说难》以总结经验。他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他仔细地分析、陈述了向国君进言的各种危险情况和对策。为了能打动君主而又保护自己，他曲尽人情，机心用尽。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宗原应变”的原则已很难保证安全了，韩非子为了自保也是无所不用其极。《韩非子》一开篇就是他与李斯的钩心斗角，与当时纵横家的权谋之术毫无二致。

另外，如果说荀子之术还重在臣子事君，韩非子之术则已转向君主御臣。荀子也讲君王南面之术，但在他看来，君主作为万民的表率，必须光明正大、宣明公开，不能深藏不露：“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荀子·正论》）而韩非子则明确要求君主的权术要深藏不露，显得相当阴暗：“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他认为，用术之时，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以免走漏风声。治奸之术本来是应对性恶的手段，结果在韩非子这里，它本身也成了邪恶的渊薮，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韩非子·内储说上》）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韩非子·内储说上》）(www.chuimin.cn)

最后看荀子之势与韩非子之势。

荀韩二人的时代，各诸侯国内部由贵族分权制向君主专制集权演变，国君的威势越来越重，荀子师徒的重势思想客观上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荀子从礼有差等的原则出发，对君主之势极为推重：

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荀子·富国》）

不过，荀子的逻辑是，天子势尊才能够“渐庆赏，严刑罚”以治理天下，说到底势还是要用之于民，使天下安定、百姓幸福的。同时，荀子之势有着更多的礼制色彩，更多体现为仪式上的尊重。

韩非子之势则有着更多政治工具的色彩，重在威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君主不一定要让百姓爱自己，但一定要让他们怕自己。更多的时候，韩非子之势是用来控御奸臣的。奸臣日夜窥伺着君主，寻找机会夺取政权。君主为了治服他们，必须用高压之势来进行打击：

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韩非子·人主》）

韩非子把君主比喻成虎豹，而“势”就是虎豹的爪牙。虎豹有了爪牙就不怕百兽的威胁，君主有了权势就不怕大臣的侵害。如果君主失势，那么群臣就会变成虎豹，置君主于死地。三家之所以能分晋，田氏之所以能代齐，不过是由于晋、齐君臣之势发生转移罢了。总之，势是君主对付性恶之臣的一个有力工具，韩非子希望君主能牢牢抓住它，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权力与安全。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从性恶论出发，以法、术、势控制人性之恶，以此来保证君主的权力和利益。性善不可恃，但有了法、术、势，则性恶亦不可惧。比如阳虎，在鲁国是虎狼之臣，但到了赵国，赵简主“执术而御之”，他就变成了服服帖帖的小走狗。

韩非子对人性之恶的冷静体察和淋漓尽致的描写让人感到冰冷而绝望，他为君主利益精心谋划，也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之嫌。不过，平心而论，韩非子自信自己并不是一个冷血的思想家。他知道自己的严刑、重罚会给人以残暴的印象，但他坚持认为，圣王之法是“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是为了天下苍生之福利：

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韩非子·奸劫弑臣》）

韩非子说，圣人正明法，陈严刑，是为了救群生之乱，此亦功之至厚者也。至于“愚人不知，顾以为暴”，那就犹如“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 pagenumber_ebook=163,pagenumber_book=151 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认为，所有指责他过于冷酷绝情的人，都像这个面对刀啼哭不止的婴儿，不知道法制是要保护良民的，是保证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后的手段。可见，韩非子之严苛也是出于救世之急的用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才能给他的思想一个公正的评价。

当然，作为一个当代人，也许应该向他提一个问题：“您所说的法律保护的是百姓的权利，还是君主的权力？”韩非子当时应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它是当代人面对传统文化遗产时不得不考虑的。这关系到立法的初衷、关系到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关系到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韩非子的学说过于刻薄寡恩，在当时也不免让人担心他的下场不会很好。一位叫堂谿公的老者对年轻的韩非子说，儒家的礼义辞让，可以全身；道家的虚静无为，可以遂志；而宣传法术，却可能有吴起、商鞅之祸。他提醒韩非子：“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子却说：

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韩非子·问田》）

这段话既是对堂谿公说的，又像是给自己的老师的一个交代。韩非子诚然受了荀子的深刻影响，但他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最终要与老师分道扬镳。他说，他之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乃是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他“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既然认定了方向，便决定一条道走到黑。韩非子最终果然没有逃脱吴起、商鞅那样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这一段人生宣言有着浓厚的悲壮色彩。

法术势的确立：从先秦到韩非子和荀子的思想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