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音乐和绘画突显情感与文采的美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好，养耳的音乐突出情感，养目的绘画突出文采。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礼仪之别，礼以内在的恭敬为本，以外在的仪式为末。可见，中国美术的进步，与礼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仪式是规则的外化，体现为文理和文采。礼是用来别异的，本身就暗含一种有层次差别的规律，而差等乃是文理的基础，这与视觉效果上的交文错画是相通的。礼对文学观念产生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事。荀子尚文，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有可能被人误解。

天官有五，其中耳目两官是“养其天情”的主要渠道。正好，养耳的音乐突出情感，养目的绘画突出文采。荀子说：“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荀子·礼论》）“养目”今天称为“养眼”，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可以养眼，绘画当然尤有代表性，可借以说明荀子的形式美学。只可惜先秦时代绘画并不发达，但没关系，在荀子这里，礼也有养眼的效果。

礼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规定，必须通过具体的仪式表现出来，这便是礼仪。严格来说，礼与仪是不一样的，《左传》中曾两次提到这一点：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左传·昭公五年》）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礼仪之别，礼以内在的恭敬为本，以外在的仪式为末。末则末矣，仪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却由此凸显出来。我们常说“仪表堂堂”“仪态万方”，说的都是仪的可观性。作为一个礼学大师，荀子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这决定了他对礼仪美学的重视。

那么，礼仪的美学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礼仪是情感的外化，它有象情功能。礼是用来安顿和调节情感的，情感是无形的，它需要通过一个有形的载体来表现，这个载体就是礼。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说得好：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以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韩非子·解老》）

“貌情”二字最为传神。礼仪把情感具象化了，让人想起《易经》中的“立象以尽意”。孝子忠臣心中有怀念依附之情，却不能使人明白，所以用快走与跪拜来表明；心中有爱意却不能使人感知，所以用好言好语来使人确信，这便是“外饰之所以谕内也”。

礼的貌情功能在丧礼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亲人去世，生者不愿相信亲人真的死了，而宁愿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还活着。所以，丧礼就表现出浓厚的“大象其生”的特点：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圹垄，其 pagenumber_ebook=146,pagenumber_book=134 象室屋也；棺椁，其象版盖斯象拂也；无帾丝歶缕翣，其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以象槾茨番阏也。（《荀子·礼论》）

直到今天，这种“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风俗在中国民间还保留着。请注意“象”字。从哲学上讲，有物即有象，象是人类面对世界时所感知的“对象”。而丧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然也有它的象。无论是丧礼中“仿生”的明器，还是祭祀中扮演祖先的尸主；无论是行礼者的俯仰周旋之态，还是标志行礼者身份地位的衣饰，乃至与已经不能言动的亲人“对话”，都是“象”。

关于“象”，还是韩非子说得最为精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子·解老》）今天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恐龙形象，也都是以死龙之骨想象而成的。死后的世界，活人无法感知，却可以以丧礼的形式想象它。从这个意义上讲，丧礼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和表象的行为艺术。不仅丧礼，其实所有的礼仪都是想象和表象的行为艺术。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礼仪的表象功能必然会对表象艺术产生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本身就是礼器，又多以礼仪为表现对象。可见，中国美术的进步，与礼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仪式是规则的外化，体现为文理和文采。礼是用来别异的，本身就暗含一种有层次差别的规律，而差等乃是文理的基础，这与视觉效果上的交文错画是相通的。礼的文理就来自“别异”中的层次感和线条感。皇帝上朝时大殿里的“衮衮诸公”，因品级不同而形成的服色之异，正是礼的文采。我们可以以丧祭之礼为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荀子·礼论》）亲人已故，这是无形；感情犹存，这也是无形。而礼仪则能“状乎无形影”，这是从礼到象；“然而成文”，这是从象到文，或称“礼义之文”。“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荀子·礼论》）

文与象相比，附着性更强，其美学功能，荀子称之为“饰”，即纹饰。

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备，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荀子·君道》）

圣王以有余之财物，衍以为礼。它主要是用来别异—“明辨异”的，却在别异的过程中有了修饰的功能，即所谓“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具体到事生送死、祭祀师旅，也都离不开一个“饰”字：“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荀子·礼论》）

礼义之文本指俯仰周旋的“仪文”，后来渐渐转向“言文”，其美学意义也就由礼学转向广义的文学。这在荀子时代已经发生了。《荀子·大略》云：“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鎗鎗。”乍一看，言语之美和朝廷之美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荀子这样说自有他的理由，从朝廷之美的仪文，到言语之美的言文，正是形式美学的自然迁移。礼对文学观念产生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事。

荀子尚文，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有可能被人误解。在他看来，《非十二子》中的六家十二子都是“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的，而名家更是以奇辞乱文：(www.chuimin.cn)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一方面批判墨家，另一方面又批判名家。因为名家是与墨家相对的另一极端，如果说墨家是“蔽于用而不知文”，那么名家就是“蔽于文而不知用”：“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儒效》）然而，名家的这种奇辞却颇有“语言魅力”：“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名家玩弄奇辞，华而不实，却有鱼目混珠之效，会使人误以为它是有文采的。如果说乡愿为德之贼，则奇辞为文之贼。荀子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出于先王的礼义性情之正，文辞再美也不能称为“文学”。

现在可以谈一下情感和文采的关系了。

礼之为物，不外情文两端，“文貌情用，相为内外表里”（《荀子·大略》），情主于内而文丽于外，二者是内容决定形式的关系。《荀子·礼论》说：“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称情而立文，这是情文关系的基本原则。荀子说：

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

礼之隆不好，因为文胜情，文理压倒情感；礼之杀也不好，因为情胜文，情感压倒文理；只有礼之中流最好，因为情文相称，情感和文理相得益彰。这段话的观点和句式都让人想起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的说法。不妨说，礼之中流也便意味着文质彬彬。不过，荀子又发明了另外两个短语来表达这个意思：

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荀子·正名》）

“情文俱尽”和“用丽俱得”可视为“文质彬彬”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但荀子用“情”字来代替“质”字，用“丽”字兼指“文”字，用意深远，影响亦深远。这两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谈文学的（其实“文质彬彬”也是如此），但完全可以移用为文学原理，事实上也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情文俱尽”意味着情感与文采充分结合，这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刘勰《文心雕龙》专以“情采”二字名篇，讲求情与采的密切结合，显然是受了荀子“情文俱尽”的影响。至于“用丽俱得”，则开启了“诗赋欲丽”的美学原则。曹丕《典论·论文》用“丽”字来概括诗赋的特点，荀子的影响隐隐可见。

文人陆机在《文赋》中有句名言：“诗缘情而绮靡。”先情而后丽，将情文俱尽和用丽俱得合为一体，算是文学家的进一步发挥。从此，文学便可以在情感的缠绵和文采的绮艳上用心着力了。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显然，这已经超出了荀子论文的本意，想来他一定会加上四个字—“中平肃庄”。

【注释】

[1]杨 pagenumber_ebook=150,pagenumber_book=138 《荀子序》自述其整理之工曰：“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今检其整理后的《荀子》体例，从《劝学》到《儒效》八篇为修身之学，从《王制》到《强国》八篇为从政之学，从《天论》到《正名》六篇为荀子的哲学，《成相》与《赋》两篇为荀子的诗赋，从《大略》到《尧问》六篇为弟子杂录传记，而《性恶》居《正论》之后，《成相》之前。

[2]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90页。

[3]《乐记》借鉴《乐论》的痕迹，历历可考，比如《乐论》：“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记》作：“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后者不通，“说”显然是“统”，因形近而误写。

[4]宋 pagenumber_ebook=150,pagenumber_book=138 又名宋荣子。《韩非子·显学》：“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庄子·逍遥游》也提到宋荣子，说他“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其实也有见侮不辱之意。

[5]宋 pagenumber_ebook=150,pagenumber_book=138 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孟子·告子》）此宋即宋。

[6]在这种地方，最能看出道学家与文学家的区别。袁枚说：“三百篇，颂不如雅，雅不如风。何也？雅颂，人籁、地籁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饰之词。至十五国风，则皆劳人、思妇、静女，狡童矢口而成者也。”（《随园诗话》）可见文学家崇尚的，正是道学家所警惕的。

让音乐和绘画突显情感与文采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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