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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欲与情感:荀子思想中的音乐与礼

【摘要】:音乐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从属于养欲说,是“养其天情”的重要工具。乐是用来养欲的—“乐和同”,众人的感情是相通的,音乐满足了他们相同的情感需求;而礼是用来别欲的—“礼别异”,人与人之间毕竟有差等分别,礼仪规定了他们不同的养欲需求。乐和礼就是这样,一养一别,相反相成,共同完成对感情欲望的调节。

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但他还是在修辞意义上给人生诸要素赋以天的名义,以显示其先天的合理性。五官为“天官”,心为“天君”,喜怒哀乐为“天情”,对天官的滋养称为“天养”。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

按说“备其天养”已尽含所有养欲功能了,荀子为什么还要提“养其天情”呢?这是因为在五官的天养中,养口、养鼻、养体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而养目与养耳则是人类的专利;前者属于养身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养心的范畴;前者是技术,后者是艺术孟子也曾提到过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的养心则正好相反,重在养欲,荀子称之为“养其天情”。

按刘勰的分类,养其天情的艺术可分为三种:五色以养目,形文是也;五音以养耳,声文是也;五性以养心,情文是也—分别对应着美术音乐和文学。我们说过,其实三者都以情感为本,但在先秦时代,音乐相对发达,故而荀子是以音乐为主讨论艺术与人情的关系。

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是离心灵最近的一种,在迁化人情、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向来对乐教非常重视,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成于乐”,都能看出音乐的崇高地位。

音乐对儒家如此重要,可六经里的《乐经》却偏偏亡佚了,相传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也不传。今本《礼记·乐记》乃汉武帝时河间献王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所作。所谓“诸子言乐事”,成规模的只有一部《荀子·乐论》,它是《礼记·乐记》的主要底本。[3]所以,儒家的音乐理论,最原始、最可靠的就是《荀子·乐论》,其地位与价值自不待言。

《乐论》开篇,荀子开宗明义地说道: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而墨子非之,奈何!

读这段话,我们会感觉其表达方式非常熟悉,因为它是从荀子的人性论里生发出来的,这正是荀子思想一以贯之的地方。人生不能无欲,有欲就要养欲;人生不能无乐(lè),有乐就要作乐(lè)。心中之乐,发于声音而形于动静,就是乐(yuè)。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是一个字,正可见二者本末一体的关系。

通观《荀子·乐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本应是一篇以立论为主的文章,却有着强烈的驳论色彩,批驳的对象是墨子。文中每谈一段乐理,最后总要加上一句“而墨子非之奈何?”或“而墨子非之”。因此,它几乎就是针对《墨子·非乐》而作的一篇驳论文

前面讲过,墨子非乐是出于经济学上的考虑,为了“节用”;而荀子重乐是出于美学的考虑,因为它可以“养其天情”。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那么荀子是如何做到有的放矢的呢?参考荀子对另一个“墨徒”宋钘的批判,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墨子、宋钘放到一起进行“非议”。一般说来,宋钘常和尹文子相提并论,因为二人皆以名辩见长,所谓“宋钘尹文”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成语。那么荀子将墨子和宋钘合并,理由是什么呢?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宋钘“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4],这与墨子之非攻思想非常相近。《孟子》中也载有宋钘的息兵之举,与墨子止楚攻宋如出一辙。[5]事实上,墨宋之趋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宋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情欲寡”,即禁欲主义,最为荀子所不能容忍。荀子给宋钘的定论是“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荀子·解蔽》),也就是说宋钘蔽于禁欲而不知得欲(满足欲望)。作为宋钘的同调,墨子也有禁欲主义的倾向,从“蔽于欲而不知得”的角度来看墨子,也说得通。荀子正是从这个角度批判他的。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荀子·富国》)

墨子只看到人类“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的生理需求,故而节大人声色之乐,以满足小人衣食之用,忽视人类的审美需求,提出极端的“非乐”之说。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音乐艺术来“养其天情”,即使百姓丰衣足食,心灵的饥渴不能满足,仍然是“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因此,墨子因节用而寡欲,因寡欲而非乐;荀子反其道而行之,因养欲而“养其天情”,因“养其天情”而重乐。音乐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从属于养欲说,是“养其天情”的重要工具。

前面说过,欲望有先天的合理性,因此要养,但没有度量分界就会乱,所以要别。养口体如此,“养其天情”也是如此。这时,作为乐的管理者,礼便上场了。

礼和乐本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荀子曾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当乐和礼对立并举的时候,它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乐是用来养欲的—“乐和同”,众人的感情是相通的,音乐满足了他们相同的情感需求;而礼是用来别欲的—“礼别异”,人与人之间毕竟有差等分别,礼仪规定了他们不同的养欲需求。一个人谨守礼法时不免紧张拘束,欣赏音乐时就能够放松愉快;但过于放松又容易流于放逸,又必须以礼来加以节制。乐和礼就是这样,一养一别,相反相成,共同完成对感情欲望的调节。(www.chuimin.cn)

但相反相成并不是最佳的状态,因为音乐的度量分界不好明确,没法定量,只能定性。荀子认为要“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按,“礼乐”一词向来是并列结构,意即“礼和乐”。但在这一句中,照笔者看来,“礼”却只能是被用为定语,“礼乐”即“合礼之乐”,因为它是与“邪音”相对而言的,指的是雅正之乐。

荀子注意到,同样是音乐,都可以“养其天情”,不同音乐的性质却并不相同。即便是经典化的《诗经》,也要区分对待: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荀子·儒效》)

按,“是”字承前文而来,指的是儒家之道。在荀子看来,雅诗与颂诗以文饰、歌颂先王功德为主,合于道不成问题;而风诗则多出自民间男女率性的歌唱,很可能会流荡不返(所谓“逐”),所以要以道节之。[6]那么如何以道节之呢?荀子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荀子·大略》)“盈其欲”就是养欲,“不愆其止”就是别欲。

话是这么说,具体操作还是很难。比如,一个人正在听郑卫之风,这便是“盈其欲”了,但如何同时做到“不愆其止”呢?与其在盈欲之后节之,不如在盈欲之前导之。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

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导之”(“道”通“導”,简化为“导”),这就比“节之”的手段更柔和一点。用来导之的音乐,他称为“雅颂之声”,简称雅音。按,雅训正,故雅乐就是正乐。雅乐的特点是本身就是正的,以礼摄乐,礼的精神已经融入其中。一旦以雅乐作为“养其天情”的引导,那些好色的《风》就似乎用不着了,荀子最终决绝地说:“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荀子·王制》)

那么,剩下来的雅正之乐有什么特点呢?荀子说: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

中平也就是中庸而平和,荀子称为“和而不流”。之所以和而不流,是因为它能够得性情之正,在养欲和别欲之间取得平衡,即“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好色而不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最后一条是孔子艺术人生的境界,在这里,荀子与先师遥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中平”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肃庄”。如果说“中平”尚是不偏不倚的话,那么“肃庄”则有偏于克制的味道。人的欲望能够做到和而不流当然是最好的,但人人都知道,要做到适可而止很难。荀子对于礼,有从养(满足)向别(克制)靠近的倾向;对于乐,则有从中平向肃庄靠近的倾向。他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以道制欲自然是肃庄的,却不免给人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感觉,这正是荀子美学的“紧张”之处。

因肃庄而导致的“齐而不乱”,也耐人寻味。荀子早就说过,音乐是和同的,他对和同效果的描述如下: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

当荀子说“乐和同”时,我们以为他只是说音乐表现的是共通的感情,从此处却能发现,他对和同还有形式上的要求,即“同听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荀子是喜欢合唱而不喜欢独唱的。因为只有合唱“同一首歌”才能做到“齐而不乱”,整齐划一。“审一以定和”,这个“一”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大一统的意味,值得思考。我们有理由怀疑,荀子这里的“和同”有向墨子“尚同”倾斜的意味。所以,荀子思想的法家化端倪,即使在音乐美学中也藏不住。

由此,想一想孔子的音乐思想,荀子、孔子二人的差异也呼之欲出。孔子立于礼而后成于乐,礼在下而乐在上,故有从心所欲的从容。而荀子之礼就像一个“高空摄像头”,音乐只能在礼所规定的必然王国里活动,未免有些紧张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