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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祭之礼的养欲与节哀功能

【摘要】:养欲的功能即使在丧祭之礼中也依然发挥作用。按说丧祭当以尽哀情为本,丧祭之礼却有“节哀”的功能,使人哭泣、哀戚而不至于隘慑伤生,这就是它养欲功能的体现。多欲不仅会伤害自身,同时可能超过限度,危害他人的欲望之养,破坏群体的秩序。这个时候,礼的另一个功能就显得相当重要: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别”有分别、区别、差别之义,是所谓“礼别异”。

由于欲望无所谓善恶,所以没有必要一上来便进行防范。无论是禽兽还是人类,无论是小人还是君子,面对欲望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满足它而非节制它,因为欲望是所有生灵得以生存的前提。《荀子·正名》如此为欲望正名:“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形欲綦佚,荀子称之为“五綦”。綦者,极也,即极尽享受之乐。在荀子看来,生而为人,不想尽量满足这五种欲望才是怪事:“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全面纵欲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走向全面禁欲,就好像一个人非常想到南方,讨厌北方,但他也不能因为南方走不到头就转而走向北方—“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荀子·正名》)故而欲望首先是应该被满足的。

满足欲望,荀子称为“养欲”。那么如何养欲呢?直觉上我们会马上想到养欲之具:目欲綦色有五色,耳欲綦声有五音,口欲綦味有五味,等等,而荀子则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养欲之具,那便是礼。

礼怎么会成为养欲之具呢?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礼,人类的欲望就会“失养”。人生而有欲,有欲则不能无求,这都是正当的。但人是社会动物,荀子称为“能群”,如果群里没有规矩,“群众”为了满足欲望,就会争执生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所以,礼的初衷就在于养欲。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

表面上看,刍豢稻粱、椒兰芬苾、雕琢刻镂、钟鼓管磬、疏房檖貌,这些东西都是具体的养欲之具,与礼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礼规定了这些养欲之具的分配原则,从天子、诸侯、大夫、士到庶人,各得其分,于是所有人都不失其养。

养欲的功能即使在丧祭之礼中也依然发挥作用。祭礼是为了表达对亡人的思慕之情,君亲去世,忠臣孝子之抑郁感伤会不期而至。如果没有祭祀之礼,一个人在欢欣和合之时忽而思念亡亲,则情志不调。所以先王制作祭礼,以理顺人情,使人的感情有宣泄之仪轨: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荀子·礼论》)

按说丧祭当以尽哀情为本,丧祭之礼却有“节哀”的功能,使人哭泣、哀戚而不至于隘慑伤生,这就是它养欲功能的体现。

由于荀子曾明言性恶,人们往往会把他所谓的礼单纯地看作约束性情的工具,却不注意荀子强调礼的初衷,是为了让人类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满足。《荀子·大略》说:“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即便《礼经》上没有,只要顺人心,就是礼。值得注意的是,礼是“顺人心”的,而不是逆人心的。过去我们过于强调荀子言性恶而重礼法的一面,今天无论如何强调“礼者养也”的意义都不为过,它是荀子隆礼重法的出发点。

荀子尊重人类的欲望,这使他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这一点与孔子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孔子是“道始于情”,发乎情,止乎礼,充满了人情味;而荀子是“道始于欲”,发乎欲,止乎礼,难免给人一种高度不够的感觉。如果与孟子比较,那就更明显了:荀孟二人都讲“养”,孟子是养心,荀子是养欲。

养欲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养之可以养生,纵之却又伤生。荀子指出,如果对养欲之心不加以收束,人类有可能成为欲望的奴隶,性情反而受到戕害:

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絻,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荀子·正名》)

养欲如果流于纵欲,则走向了反面,若是“己为物役”,即使贵为王侯,也与贪戾的盗贼没有区别;即使乘轩戴冕,也与断足的残疾一样可怜。荀子指出,养欲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埶列之位而可以养名。”(《荀子·正名》)这样就可以“重己役物”。这倒有点接近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了。

多欲不仅会伤害自身,同时可能超过限度,危害他人的欲望之养,破坏群体的秩序。这个时候,礼的另一个功能就显得相当重要: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www.chuimin.cn)

荀子此处提出礼的另一个功能—“别欲”。“别”有分别、区别、差别之义,是所谓“礼别异”。“别”的关键在于“分”:生产要分工,消费要分配。分配并不是平均分配,因为人的本性决定了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实现:“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分配有差等,于是形成了贵贱有序的等级制度,上下各得其养—“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荀子·荣辱》)

分配必须规定度量,有所区别。这样人类在满足欲望的时候就不是随心所欲了,而是要有一定的节制,所以“别欲”就意味着对欲望的制约:

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

欲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尽量满足;欲望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但可以加以节制。以“道(礼)”为标准,向前可以满足欲望,向后可以节制欲望。有了礼,既不用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也不用担心欲望流于泛滥。因为礼可以在“近尽”和“节求”之间保持平衡,使“别”和“养”相辅相成。节求是为了近尽,别欲是为了养欲,这就是礼的运行机制。此中道理十分微妙,因此荀子感叹:“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

当告子说“食色性也”,荀子说“养欲”之时,人性与牛马之性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荀子说“既得其养,又好其别”之时,人类在别贵贱的同时,也便自别于禽兽了。荀子曾自作赋体五篇,第一篇《礼》写道:“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人与牛马都有食色二性,但只有人类有燕享之礼和婚嫁之礼,这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可养可别之礼,作为一种软性的规范,有一种不易察觉的转化人性的功能,荀子称之为“化性起伪”: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

钱大昕云:“古书‘伪’与‘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此‘伪’字即‘作为’之为,非‘诈伪’之伪。”(《〈荀子笺释〉跋》)用今天的话来说,伪就是“人为”,就是人类后天的能动性,其实就是礼义,它可以化性于无形。“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化;“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也是化;庶人化性起伪而成圣人,这更是化。

儒门化性有两种方式—“加法”和“减法”。孟子主张性善论,从里往外,用的是“加法”,所谓“充实之谓美”;荀子主张性恶论,从外往里,用的是“减法”,他称之为“蜕”:“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荀子·大略》)不断地修习礼义,蜕掉恶习,离原始本能越来越远,则能“幡然迁之”,“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荀子·不苟》)。想想孟子的“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不过,礼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事实上与道德自主无关。如果一个人朝乾夕惕一生不敢为非,只是因为惮于礼法的约束,我们只能说他不是坏人,却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如此看来,礼能束身而不能束心,能止恶而不能扬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主仁可以成圣,而荀子崇礼却只能成人,至多能外王。荀子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荀子·大略》)至于圣人如舜者,“维予从欲而治”,也就是说舜可以从心所欲而治,此则非礼所能涵盖。

所以,荀子同时也用“加法”,他称之为“积”:“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荀子·儒效》)性是天生的,我不能取消它,但可以转化它;情本不是我固有的,但可以利用它。无论什么东西,专一不二,久而成为积习,都可以转移人的心志和品质。故所积不同,所得也不同: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

按,荀子之“积”实即孔子之“习”,积习可以改变人性,积之愈久,相远愈甚,这便“习相远”了。值得注意的是,“积礼义而为君子”,“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积礼义是蜕身之恶,可以为君子;而积善则是充心之善,全之尽之则能成为圣人,所谓“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显然,从积礼到积善,从止恶走向扬善,荀子显示出向孟子靠拢的倾向,不仅提倡诸恶莫作,而且要求众善奉行。只是荀子所积之善到底是外来的,不如孟子存己心、养己性更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