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论人性的艺术之美

2023-1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五谷得其养，则枝叶茂盛；人身得其养，则肤革充盈；人心得其养，诚于中而形于外，表现为一种气度，孟子称之为“养气”。显然，养气是从属于养心的，养心为体而养气为用。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养气而名之以“浩然”，便有了美学意义。孟子的养气说对中国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奠定了文气论的理论基础。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养”是孟子哲学的“关键词”，也是孟子美学的“关键词”。五谷之养有审美效果，身心之养也不例外。五谷得其养，则枝叶茂盛；人身得其养，则肤革充盈；人心得其养，诚于中而形于外，表现为一种气度，孟子称之为“养气”。显然，养气是从属于养心的，养心为体而养气为用。不过，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养气与审美联系更直接。

孟子提出了“养气说”。养气本身并不是孟子的“专利”，什么人都可以养气，什么人都在养气，只是不自觉罢了。养什么气，成什么人。“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造箭的难道比造甲的更残忍吗？造箭的唯恐无法伤人，造甲的唯恐伤人，时间久了，造箭的养的就是杀气，而造甲的养的就是生气。因此，小人养小人之气，君子养君子之气，君王养君王之气：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孟子·尽心上》）

正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孟子认为齐王之子养的是王者之气，同样是人家的儿子，他就养得像个国君；鲁君和宋君也养成了王者之气，天下君王气派都差不多，所以守门者感叹两国君王声气之相似；而梁襄王似乎就没养成，所以，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那么，孟子本人养的是什么气呢？在齐国的时候，有一次弟子公孙丑问他：“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说不会动心，并说告子不动心比他还早。孟子、告子真是一对天然的辩手，在动心问题上都有得一比。公孙丑问：“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孟子说：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

告子的不动心在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也就是说，告子与人辩论，嘴上输了，不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心里输了，不会没理占三分以气势压人。这就是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认为，心中理亏而不以气势压人，这是对的；嘴上输了却不求助于精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胜负是勇气的较量，而勇气来自意志，意志有了，勇气也就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夫志至焉，气次焉”。

于是，话题转向勇气的培养，公孙丑问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也就是问：“您比告子更擅长的是什么呢？”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原来孟子养的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又叫浩然正气，“正”规定了它的基本性质，它要配上道义，才能撑得起来。孟子主张义内说，内心充满道义，自然理直气壮；告子主张仁内义外，没有道义在心里垫底，不免气馁，因此每次总是输给孟子。告子的不动心是输了就是输了，就认输；孟子的不动心是赢了就是赢了，我自岿然不动。孟子在辩论中压倒告子的，就是浩然之气。

养气而名之以“浩然”，便有了美学意义。就好像吹一个气球，气馁者吹不起来，气球也便不美；气足者能把气球吹大，便是“充实之谓美”。一个气球，吹到二分大、四分大、六分大、八分大，视觉效果是不一样的。同理，充实之谓美也有层次的差异：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在评论乐正子的人格时，提出了人格的六种境界，即善、信、美、大、圣、神。按“信”可训为诚，亦可训为真。如释“信”为“真”，则更能展示完美的人格的完成过程—善、真、美、大、圣、神。前三者即通常所谓真、善、美，后三者则由大而圣而神，渐趋神妙。这六种境界有一个渐进的次序：能让人想要的便是善，能自得善便是真，善性充实便是美，充实而有光辉便是大，大而能贯通变化就是圣，圣德至于神妙莫测则是神。

关于乐正子，孟子曾许之曰：“其为人也好善。”因此，他自然是善人；他又诚善于身，自然是真人；但还没有做到“诚于中而形于外”，辉泽未显，故而还不是美人；更不用说大人、圣人、神人了。所以，孟子说他是“二之中，四之下”。

二之上还有四等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君子仁德初焕光彩，有了可观性，则是美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大人居于圣人之下，应该相当于历来所谓贤人，充实而有光辉，孔门弟子庶几近之。^[8]至于圣人，孔子当之无愧，因为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自然是大而化之了。而神人已近于宗教意义上的神灵，只能姑且勿论了。(www.chuimin.cn)

孟子的养气说对中国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奠定了文气论的理论基础。曹丕《典论·论文》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还分别评价了建安诸子的不同文气，刘勰替他做了总结：

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文心雕龙·风骨》）

中国文化史上谈及气，常指宇宙乃至身体之元气。把“气”落实到人的精神气质，孟子在先，曹丕在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言自明。不过，曹丕作为文人，其论述重在先天之气的发挥；而孟子作为亚圣，则重在后天之气的培养。以承续道统自任的韩愈就说得更好：“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培养后天之气要以培养浩然正气为主。苏洵和文天祥都曾学习孟子之气，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义正词严的文章中充沛的气势。

与“养气说”相应而生的，应该还有“观气说”。有养有观，才是完整的审美过程。如果说养气是创作论，观气则是鉴赏论。孟子虽然没有发明“观气”这样一个名词，但他对“观”的重视随处可见：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无论观什么，都要观其大者，因为大者最为可观。观山要观泰山，观水要观大海，观人要观圣人。流水不盈科不行，盈科即满，是充实之意；君子志于道而修身，不充实至圣人的程度则不能通达。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为澜是水外在的波纹；观人也有术，要观其“成章”，即文采斐然。“成章”成的是外在文采，它源于养气后内在的充实。

孟子不止一次提及自己观人有术。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观察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眼睛。孟子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上》）

孟子观人是以正与不正为标准的。这和他提倡的养气的标准是一样的。依他的理解，胸中有浩然正气，则眸子正，否则就不正。可以想见，胸中无正气，眼神畏缩游移的人，在孟子眼中是不可观的，也便是不美的。

魏晋时，品鉴人物成了一种艺术，刘劭《人物志》云：

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

这与孟子观人之术实一脉相承，尤其是最后一句，几乎是孟子“观其眸子”的翻版。可见，孟子的观人之术实为魏晋品评人物的先声，而人物品评又与文学品评密切相关，于是孟子观人的标准自然就转移到文学鉴赏领域，成为文学评论的指导性原则。

先秦诸子论人性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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