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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人性艺术论:智慧与放心

【摘要】: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因为失其本心的情况不同,求其放心的手段也不同: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尧舜性之,汤武身之、反之,至于五霸,则不过是假之而已。如果是下愚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其本心,也就不知道应求其放心,那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要等待一个良心发露的契机。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孟子指出,这种自发的感情,便是本性之善的自然流露。

普通人与尧舜的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是荀子,他肯定会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大禹和涂之人的起点是相同的,不同在于后天的修习,大禹勤修而常人怠惰,距离就这么拉开了。

孟子倒没有这么俯就以亲民,正如孔子所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清楚地知道,人性虽然相同,但禀赋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唯上智可以天生安于性善,中人和下愚则不免失其本心、流放本心,孟子称之为“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家里的鸡犬会走失,人的本心也会“走失”。一旦失其本心,人便与本性之善有了距离,也便与尧舜有了距离,普通人和尧舜之间的差异就是这么形成的。人家走失了鸡犬,都知道找回来,“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所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把放失的心找回来就可以了。

求放心跟求鸡犬一样,也分不同的情况。有的人鸡犬根本就没丢,不用找;有的人刚丢,好找;有的人丢了好久,就难找一些;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过鸡犬,也就不知道自己丢过鸡犬。第一种人是上智,中间两种人是中人,而最后一种人则是下愚。因为失其本心的情况不同,求其放心的手段也不同: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

所谓“尧舜,性者也”,就是说尧舜天生就善,完全依照本性活着就可以了。“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如果说“行仁义”,那仁义还是外在的,“由仁义行”,那就不过是把内心的善发挥出来罢了。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实也是这个境界。

至于汤武,距尧舜的境界就差一层了,他们离本性之善已经有了距离,本心已经丧失,所以要“反之”,返回性善;心不能立刻纯善,可先“身之”,身体力行,在行动上先善起来。大部分中人也都跟汤武一样曾失其本心,只是程度之别而已。前面提到那个叫曹交的人望尧舜之道而兴叹,以为高不可及,力不能胜,孟子告诉他:

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孟子首先把尧舜之道简单化,将所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简化为“徐行”,即《弟子规》所谓“长者先,幼者后”,这便很容易践行了。就这样,“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不过,与其说这是尧舜之道,不如说是“汤武之道”,因为它不是“性之”,而是“身之”“反之”。

尧舜性之,汤武身之、反之,至于五霸,则不过是假之而已。孟子此处的道德自信让人佩服。好多人见霸主高不可攀,以为必是高人一等。孟子则指出,这些人往往道德不及中人,因为他们甚至忘了自己本具善性,只是把善当成工具来借用,比如齐桓公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假借仁义之名而行霸权之事。《庄子·胠箧》曾表露出这样的担心:“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但在孟子看来,这不足虑。“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这就好像借东西不还,时间长了就成了自己的了。“假”字既可训为“假借”,也可训为“假装”,就好像伪君子伪装既久,弄假成真,未尝不能成为真君子。

说到底,五霸能够假之,也是因为自己本有此心而一时不知。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传习录》)盖小人忌惮盗贼之名而有所顾忌,就是良知未泯的证据;而五霸羡慕仁义之名而有所攀缘,也是善根犹在的缘故。

如果是下愚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其本心,也就不知道应求其放心,那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要等待一个良心发露的契机。他举过两个例子: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孟子·滕文公上》)

这两个事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仁爱之心是突发和自发的。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利害关系,便有怵惕恻隐之心;看到亲人的身体在沟壑中被蝇虫姑嘬,其颡有泚(汗),此泚“非为人泚”,完全是自己内心的感愧。孟子指出,这种自发的感情,便是本性之善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尧舜、汤武、五霸,还是中人、下愚,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有的人不能反思罢了。因此修行不是外有所加,而是内有所得,发现自己本有的东西,即所谓“自得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知道人性本善,这只是一种认知,孟子称为“良知”;能止于至善才是最终目的,孟子称之为“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其实就是本知、本能,孟子以“良”字修饰之,是表明此知、此能以善良为归宿。换句话说,良知即是“知良”,良能即是“能良”,做人的过程就是从知良至于能良。把良知转为良能,要点在于一个“养”字。

孟子喜欢用植物喻人,用植物的培养来比喻人性的培养:(www.chuimin.cn)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告子上》)

这里的“身”并非狭义的身体,它其实指的是广义的生命。单纯对身体的保健是孟子所反对的。他指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可见同样是养身,还要有所择取: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上》)

体有贵有贱,有小有大。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贵者为贵人,养其贱者为贱人。比如,园丁不养梧桐而养酸枣,就不是好园丁;人如果只养手指而不养肩背,也不是好的养生者;再进而言之,只养口腹而不养心性,则只能算“饮食之人”。人们之所以贱视饮食之人,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口腹之养,而忘了心性之养。故而君子之养身,重在养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良心发现之初,有如小苗刚从土里冒头,孟子称它们为仁、义、礼、智四端。端者始也,端绪也,即植物的萌芽。人要培养四端,使之像植物一样茁壮生长: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养五谷,关键在使之成熟,不熟则不如杂草;养仁心,也要使之成熟,不熟不能成人成圣。如此“存心养性”,则善根日日增长。

正如植物生长会遇到斧斤、牛羊的摧残,培养善根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

山间之木苟得其养,则茁壮成长;不得其养,则日见其消。之所以日见其消,是因为斧斤伐之,牛羊牧之。存心养性也是一样,夜里读书反省,善气增长。天明待人接物,善气又被摧残。长此以往,夜气不足以自存,人便又离禽兽不远了。

摧残善气的东西是什么呢?很简单,既然人之异于禽兽之处使人性得以凸显,那么人之同于禽兽之处就会使人性泯灭。而这同于禽兽之处,便是告子所谓食色二性,所以存心养性者不能不认真对待食色二性:

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孟子·尽心上》)

饥渴者吃什么都香甜,这是饥渴害其不得饮食之正。人心也有饥渴的时候,而且正是口腹之饥渴引起了心灵的饥渴,比如,“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但它们是嗟来之食,求生者若饥不择食,甘之如饴,则口腹之饥渴解除了,心灵之饥渴似乎也解除了,却不知心灵已受伤害,人格已经丧失。

食欲如此,色欲也是同样。有一次,一个任国人,大概是告子之徒,问孟子弟子屋庐子:“礼与食孰重?”屋庐子答曰:“礼重。”任国人问:“色与礼孰重?”屋庐子答曰:“礼重。”任国人又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应对,回来问孟子。孟子告诉他可以这样回复:

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则不得食,则将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者多矣,自己也未必觉得天理难容。但在孟子看来,这是非礼的,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人应该做的。可见,孟子之养心有一个大的前提,即重心而轻身,重人之异于禽兽之处,轻人之同于禽兽之处,这就必然会导致寡欲的观念。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寡欲在《孟子》书中虽仅此一处,却相当重要。因为只有抵制住食色的诱惑,才能安然地存心养性。

孟子曾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如“刍豢之悦我口”,清儒戴震借此论证孟子所言人性为“血气心知”,以抨击宋明理学重心性而轻人欲。殊不知孟子只是拿血气来比喻心知,他是只讲心知,不讲血气的。只就人心来谈人性,且以寡欲为养心要诀,这正是孟子人性论的特质。[7]

存心养性既久,善根茁壮,开花结果,成贤成圣,便是可期的。原来只是在定性上“圣人与人同耳”,如今在定量上也是“我”与圣人同耳。